在广播学院，我的班主任蓝旭那时年轻而幽默。开学第一天见面，装酷的他没有露一丝笑容，课中还曾经半开玩笑地用粉笔头“袭击”一个淘气的男生，尽管如此，却还是时常把我们逗得前仰后合。只是穿着欠功力，把自己打扮得很学生气。
我们班有六十四人，其中女生五十名。全班的三分之二来自北方，普通话说得纯正而且标准，这给我们寥寥无几的南方同学带来很大压力，我那时甚至自卑到不敢在人前说话。上第一堂播音小课，我就紧张得出了“状况”。
我们的专业课是被分成小课组来上的，每组八九人，由一位播音系老师单独授课。给我们小组上课的是一位叫翁佳的年轻女教师，声音温柔、甜美。
她那次给我们每人五分钟时间，轮流介绍自己。第一个站起来的是哈尔滨学生杨海波，他那浑厚的男中音把一旁的我震得心咚咚直跳（也许是紧张的吧）。该我了，刚要张口，却觉得“轰”一下，脑袋一片空白，想好的话全跑了。结结巴巴地完成了自我介绍，我感觉到脸颊滚烫，十六岁那年的勇气和自信荡然无存，心里第一次充满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挫败感。
虽然自卑，可学习也得面对。临近中考，我们班很多同学开始突击专业，每个小课组要对几个月来所练的播音基本功进行一次摸底小考，成绩出来全班排名。每天早上，有同学五点不到就跑到宿舍后边的花园，对着一棵棵大树喊“小兰”，伊伊啊啊的吊嗓子，正是北京最冷的冬天，又伸手不见五指，可同学们一个个毫不落后。我一心想在专业上突破自我，重塑信心，每天也跟着大家比早起，在大树面前“数枣”（练气息的一种方法）。
那段日子，花园里各种练声的声音此起彼伏，远远听来像是一场热闹的森林聚会。不过，这样的状态没有持续多久就被迫停止了。
当时我还天天往那里跑，却发现同学们去的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我看见每颗大树上都贴着一张打印的白纸——“谢绝在此练声”，才恍然大悟。
后来知道花园边有一家招待所，每天早晨我们在楼下发出的“怪声”使得住客们无法安睡，于是找了我们校领导，出此“上策”。
不过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发现开水房旁有一小片林子是空的，以为找到了宝地，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兴致勃勃跑到那里，没想到刚练不久，就有同学陆续来打开水，水声、壶盖撞击声、脚步声几乎成了交响乐，于是我又逃开了。
尽管饱受挫折，我还是把练声坚持了下来，小考一过，老师公布专业成绩，我排在小组的前几位，在班上的排名也不错。这弥补了我受损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