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府志）：“吴官心名九思’以字行’上元人’善弹琴’游公卿间，一语不合’即拂袖去之’结庐清凉山下’四壁萧然’古琴一张而已。”荆元的真实姓名谓吴哼，字荆园，隐于衣工，善八分书，能诗（金陵诗征）收其诗。（金陵诗征）西城三老诗注。“西城有三老，梁叟魏今善弈，天下之冠也。城南周春来亦善弈，逊二子，终身奠能及。吴叟官心善琴……陶叟善吹洞箫，每月下发声，闻三四里。三叟居相近，亦称‘清凉三隐他们均为吴敬梓同时代人，同居南京。吴敬梓生活的年代虽是“康乾盛世”，但这是封建统治者对汉人残酷镇压和文字狱盛行的年代。大大小小的官吏贪赃枉法，地主豪绅巧取豪夺、严重剥削，在重担和高利贷的双重压榨之下，人民已到了卖儿女、背井离乡的悲惨境地。一些知识分子热衷于利禄之途，寡廉鲜耻，无恶不作……这一幕幕光怪陆奇的现象激起吴敬梓的无比愤恨，必欲书之而后快。但文字狱的严酷，令吴敬梓十分清醒，于是他秉春秋笔法，将清朝之人，移入明朝之事，指摘时弊，使群小鬼蜮之原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将所敬之人，隐其姓名，摄取其事迹，写入书中。这是吴敬梓创造的小说笔法，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不小的财富，因此受到后人广泛的赞扬。
28.陶澍爱才如“惜阴”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原名含雨，号云汀，爱国改革家、教育家、诗人，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一个家道中落的山户读书人家。清嘉庆七年（1802）高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后擢监察御史、户部转吏部给事中等职。先后任山西、四川、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道光十年（1831）官至江苏巡抚，兼任两江总督，统辖苏、皖、赣三省I—传世有《印心石屋诗集》、《印心石屋文集》、《蜀辅日记》、《秦义》、《陶渊明辑注》等著述，并主修有《安徽通志》、《洞庭湖志》等，集著有《陶文毅公全集》等。
1838年，即清道光十八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经过近几年的革除盐政弊端，打击私盐恶霸，虽取得了辉煌战果，但他时感身体乏力，身骨大大不如从前，想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人民再做一些实事好事；陶澍的为官清廉不仅获得道光帝的信任，也深得平民百姓的好评，凡在陶澍任过职的地方，民间均流传许多有关他为官清正的佳话，其中淮剧传统保留剧目《陶澍私访南京》，至今还在民间常演不衰。
对于陶澍的一生，同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改革家魏源曾这样评价为翰林能诗，为御史能言。”那时，摆在这位两江总督面前的事似乎只有两件，其一，在其官位上继续除恶安民，兴修水利；继续整顿财政、治理漕运；继续革新盐政、倡办海运等政务。其一，拿起手中的笔，静下心来，继续写他的诗文，让疲惫的身心获取一些慰藉。但这位能诗言的清人似乎并不满足他所做的和他所写的那些事了，寻思是不是该做一些新鲜的事了。
这一年，陶澍在龙蟠里选了一块地，取名为“盏山园”，为自己的家眷盖了房舍。园里时有四松庵、金陵印心石屋，倚山麓为石台，山巅有亭、有松树而立，俨如图画……那段日子，陶澍常常围着园子，绕着房子，瞧了又瞧，看了又看。忽然有一天，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产生了，要办书院，培养人才。
陶澍曾在书院读过书，受到严格的文化教育，才得以成才。那时他还是个孩子，在家乡湖南随父亲陶必餘就读于岳麓书院。在这所赫赫有名的书院里，他与父同窗，刻苦学习，罗典山长“极爱重之”。他那时就以宋人范仲淹为楷模，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他对人说过：“学者必先立志，志者，清·道光九年陶澍题记气之帅，事业文章皆从此出，尤以刻苦二字为入门着脚之方。”1802年，即清嘉庆七年，他与父亲一起赶到北京参加科试，高中进士，而父亲名落孙山，可见陶樹聪明才智过人，书院盖好后，陶澍为取院名颇费了一番脑筋。其时，南京已有几所书院，院名多取于山川地名，如：钟山书院、虹桥书院等。陶澍觉得自己创办的书院，应当起一个有思想内涵，颇具人文特色的院名。
陶澍漫步到小仓山山顶，向下望去，弯弯曲曲的乌龙潭就在眼底，他还看到了魏源的书屋。前几年，他和魏源在潭中游船，曾和这位贤弟同仁讨论把原来的“湖干草堂”改名为“小卷阿”，取自于《诗经·大雅》的篇名，很有韵味，现在为取一个书院的院名而绞尽脑汁的陶澍很想找一只小船，荡漾在乌龙潭，去寻找当年的灵感。正当陶澍向乌龙潭走去的时候，灵感突然来了，来得如此突然。他返身回到自己的书屋，从书架上取出《东晋·陶侃传》。陶侃是陶澍的先袓，陶澍要找的是先袓说过的一句话，他找到那一页，只见书中写道。“陶侃尝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陶澍读罢，心中顿时豁然开朗，“夏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以后凡来书院读书之人都应珍惜光阴，于是一个书院名字一惜阴书院诞生了。
书院建好了，院名也取好了。陶澍捐银一万两，发典生息，作书院经费。然后开始招兵买马，他首先想到的是同乡左宗棠，请他前来惜阴书院任教。后来，薛时雨也前来任教。
认识左宗棠是—个偶然的机会。
一年前的春天，陶澍回家乡湖南探亲时路过醴陵，县令请左宗棠为陶澍的住处撰联，以示欢迎，此联甚为佳妙：“春殿语从容，廿截家山印石在；！江流日夜，八洲子弟翘首公归”。上联是指道光皇帝曾在乾清宫14次召见陶澍，而他却能从容奏对。印心石屋是陶澍青少年时代在家乡读书的地方，道光帝为示恩宠，曾御笔钦题“印心石屋”匾一方。陶澍视为无上荣光，把它高悬于石屋上，后来他的文集即题为《印心石屋文集》。下联表达了陶澍政绩）在出任川东道后，因治理私盐泛滥而政声大著；任安徽巡抚时，逢遇水灾，以乘舟考察灾情，策划赈灾而成绩绰著；任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后，时有淮扬大水，陶澍亲勘灾情，悉心赈济，筹划兴修水利等，表达了故乡人民对这位清官的敬仰之情。
陶澍走进县衙后，迎面又是一幅山水画，两边还有一副对联，
左宗裳七言联
联云：“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此联把醴陵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陶公一腔瘭然正气而生，河水又因陶公一生两袖清风而清绿。陶澍读罢被深深感动。
其实，令陶澍感动的并非是对联中对他为官生涯的赞颂，而是对联对仗工整，平K协调，用词新颖，情景交融，是难得的好对联。他立即提出要见见对联的作者。待见到作者时，见作者只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叫左宗棠，时任禄江书院山长。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湖南湘阴县人。清道光举人。青年时有志于经世之学。喜作壮语，常以“卧龙”自比，与人作书，辄署“亮白”。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军机大臣、两江总督、南洋商务大臣，是清朝洋务派首领。初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从诗文到时政，竟不知疲倦地谈了一宿。在临近分别的时候，左宗棠虔诚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极其爱才，见其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欣然应允。
陶澍派人去湖南请左宗棠来南京，左宗棠于是从湖南跋山涉水来到南京。当陶澍见到这位满身尘土，时已穷困潦倒的举人同乡时，显得格外的高兴。他热诚地把左宗棠领到盏山园家里，盛情招待。陶澍迫不及待地道出了自己办书院的宏图设想，并极力邀请左宗棠能留在书院任主讲。他太爱才了，希望这位同乡在南京助他一臂之力。左宗棠被感动了，当即接受了邀请，后来又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左宗棠主讲惜阴书院期间亦培养了不少人才。后来他又投笔从戎，领兵打了许多仗。1875年（光绪元年），他督办新疆军务，率兵讨伐阿古柏，收复乌鲁木齐、和阗（今和田）等地，阻遏了俄英对新疆的侵略。当然他也有另外的一面，曾率领湘军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军。
薛时雨是一代名儒，著有《藤香馆诗删存》、《西湖橹唱》及《藤香馆小品》等著作，他也慕名前来任教。后来薛时雨在惜阴书院的竹篱边种了许多花木，他曾在一首《惜阴书院新界竹篱，杂莳花木，并买菊数百本种之》诗中记载。诗曰）
冷抱秋心只自知，频年踪迹托东篱。
闲中别擅繁华胜，淡极非无绚烂时。
培养根苗如造土，安排楮墨备联诗。
霜威不逼虚檐下，镇日笞阶坐亦宜。
可见薛时雨在后来的教学中把学生当作花木一样来呵护培养的。
光绪七年（1881）即将离任的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为表彰薛时雨教书育人的伯乐精神，在乌龙潭原址上已废弃的“肥月亭”基础上重建新亭，该亭双层重檐，六角飞舞，曰“宛在亭”。此名取自《诗经·秦风·兼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亭径以堤，为小桥通波，山光岚影，掩映如画。此亭在上世纪40年代再次毁废。1989年，鼓楼区政府在原址又进行复建，仍以“肥月亭”冠之。
1839年（道光十九年）六月，陶澍因积劳成疾，逝于两江节署，时年62岁。
而左宗棠的仕途一帆风顺，得益于陶澍的伯乐慧眼。当然，左宗棠念念不忘他的恩师。1881年（光绪七年），左宗棠从浙江调任两江总督。两年后，他在两江总督府旁，为陶澍和与他有生死知己的林则徐合建了一祠，即“陶林二公祠”，并亲撰一联云）
三吴颂遗爱，鯨浪初平，治水行0，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