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说自己是一只爱的痴鸟’他把他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剌，口里不停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在徐志摩看来，“爱是人生最伟大的一件事实”，是人类的生机，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一支柱，是人生至宝。因此，他要追求的是纯真的爱的“伴侣”，“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说：“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徐志摩早在1915年19岁时就和“养在深闺人不识”，受过旧式教育，不知风月的张幼仪结婚，但他们之间谈不上有真正的爱情。1920年秋天，他在剑桥大学上学时，认识了正在伦敦一所中学读书，年方16岁的娇小玲珑、文雅大方的才女林徽因后，就不顾张幼仪伴读在其身边，不顾一切地追求林徽因而与张幼仪在柏林离婚。后因林徽因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结婚而异常痛苦。192年适逢春暖花开之时，泰戈尔应梁启超诸诗人举办中国讲学社的访华邀请，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徐志摩求之不得的。那时，徐志摩正任北京大学教授，主讲西洋文学，他乐意担任泰戈尔访华的联络、接待、翻译之职。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全程陪同。他们南下汉口，东行南京、上海，直至杭州，一路上由徐志摩组织为泰戈尔祝寿，组织人演泰戈尔的剧作《齐物拉》。他们沿途一起赏月、观景、作诗、朗诵……徐志摩正值英年，春风得意，风神潇洒，风度翩翩。由于他是研究西洋文学的权威，又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早已“才名籍甚”，加上他的英文造诣堪称一流，人们都想一睹他们的风采。当时执教于金陵大学外语系的赛珍珠虽然也是教授，事业有成，但她尚未成名，寂寂无闻，与徐志摩相差了一大截。那时，她的婚姻不顺，和丈夫不大和谐，小孩又残废。因此，赛珍珠和徐志摩很容易一拍相合，发生恋情。
不过，对于这段毫不寻常的交往，徐志摩至死也不曾向人透露过，即使在他抒发感情的诗歌和散文里也找不到任何隐约其辞的暗示。赛珍珠也一直小心翼翼地隐瞒着这段感情，但还是被她的三位好友知道了。一位是艾玛，第二位是曾与她共住一屋的莎拉·波顿，还有一位是多少年后才知实情的某位私人秘书。1973年赛珍珠去世后”她们公开了赛珍珠与徐志摩之间的这段恋情。莎拉说赛珍珠有个中国情人”这就是有中国拜伦之称的徐志摩。”1984年，诺拉·斯特林在所写的一本《赛珍珠》中，更把赛徐之间的这段“艳史”毫不隐瞒地公布于世。赛珍珠自己也在其著作的字里行间，不止一次地透露了她的这种“春消息”。
如赛珍珠在《北京书简》一书中，洋溢着对爱的歌颂。她坦承，这就是她本人的写照。她这样写道：“就在这间屋内，我们首次吐露真情，立下山盟海誓。我们并未结婚。可是我记下了这件事。我从未向人透露过这件秘密，他也没有。我确定他一定没有。他说他只爱我一人，不论天长地久，所以他没告诉任何人。当然也许这是件错误，可是我们仍然为我们选择感到高兴……小说中总爱描写男女之间那种肉体上的爱情，我读到这些情书，对其单调乏味！愚昧无知深感迷惑。那种爱建立毫无意义。我起先还不太懂，后来才恍然大悟，因为这种人本身即已堕落，因此这整件事根本就是下贱卑鄙的，感谢我的爱人，将我从堕落深渊中救出。”
赛珍珠对与徐志摩的爱情感受太深了，她在自传回忆录中，两次提到这位年轻的诗人。他坐在她的客厅中，款款深谈，“他的身材颀长！端庄有礼，说话时挥着强有力的修长双手，姿态优雅。”当时，新闻界封给徐志摩的雅号是“中国雪菜”、’中国拜伦”。赛珍珠在数部小说中，也有多处的暗示。她在称之为其自传的《东风·西风》中作了这样的描述：这本书的女主角吴夫人是新时代女性典型人物，她冲破礼教的束缚，爱上她儿子的家庭教师安德鲁神父。安德鲁神父后来在意外中丧生，吴夫人却坚信他的精神与他永远同在。“她不信上帝，没有信仰，可是她有爱，永远的爱。爱使她永垂不朽。”赛珍珠写《东风·西风》这部小说时徐志摩已作古15年，徐志摩的踪影仍无时无刻地在她的小说中出现，可见她始终无法忘怀这位天才的诗人。
赛珍珠与徐志摩的这段恋情当时所以没有得到认定，有关人士指出，从另一方面看，双方各有家室，赛珍珠又是身负神圣任务的传教士，即使两人之间有过情，也只能隐忍不宣。而与徐志摩同为大名鼎鼎的教授梁实秋则认为，“我猜想也许是赛珍珠生前对其国人某某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点风声”并经人渲染”乃成为这样的一段艳闻。是不是一方面的单恋呢？我不敢说。”总之这是一段疑案，是有点“故事”的故事。
1934年，赛珍珠与丈夫贝克离异，不久回美国定居。1935年，她与任《亚西亚》杂志主编的理査德·沃尔升再婚。1938年，她写的《王龙》一书（后改名为《大地》）因“扣人心弦，富有浪漫情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还用5年时间，将中国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译成英文《四海之内皆兄弟》，介绍给西方世界。赛珍珠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直到她去世前都难以忘怀，她把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当作自己的家，有一种居家的感觉，而在美国却有一种离家的伤感。她在回忆在南京十几年的生活时，这样写道：“在这里，我生活的一部分是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和后来的南京大学教书，教授英国文学……我住在南京的一所旧砖瓦房里，房子四周是一座我喜欢的大花园。在那里，我种树栽花，我丈夫培植蔬菜。我们在花园里工作，夏天在这里进餐，朋友们带着孩子同我们一起在这里游憩。”这就是她的家。
当年赛珍珠居住过的居所至今依然保存完好，坐落在南京大学平仓巷》号，被列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见证了赛珍珠与徐志摩一段不寻常的交往，见证了中美之间一段并不寻常的文化往来。
6.项英的南京傅厚岗之行
1937年平津失守后，日军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并将战争向中国工商业和金融中心城市上海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共两党第七次谈判在南京举行。8月9日，受蒋介石密电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从西安乘飞机抵达南京。当晚，他们被安排在傳厚岗姚琮公馆下榻。
会议期间，周恩来、朱德、秦邦宪等人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同国民党党政各界要人以及冯玉祥、刘湘、唐生智、白崇禧、龙云等将领会晤交谈，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经中共代表再三努力，蒋介石迫于急剧变化的形势，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三个师，设第八路军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中共谈判代表在给延安发出的电报中说：“我们已渐取得公开地位。”
红军主力改编成八路军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成了下一轮会谈和争论的焦点。这是因为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坚持斗争的革命武装，一直是国民党的心头大患。中共中央在离开江西时设立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十师及10多个独立团！地方武装，在国民党军的一次次“围剿”！“搜剿”中遭受重大损失。2万多红军被迫化整为零，分散在赣！湘！闽！粵！渐！鄂！豫、院8省14个地区的贫困山区，与中央失去联糸。
党中央十分关心坚持在南方的红军部队和党组织，
千方百计地派人前往南方，
希望与他们取得联系，但一直没有成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疯狂地继续“围剿”南方红军游击队，以图各个击破。
谈判桌上，国共就解决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经过斗争，国民党同意将南方红军游击部队改编为一个军，但提出必须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任该军军长，中共方面则提出由彭德怀出任军长。彼此均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人选问题形成僵局。这时，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找一个无党无派人士当军长，蒋介石表不同意。
休会期间，周恩来利用谈判的间隙亲赴上海了解上海“八·一三”抗战形势和地下党的建设。在上海地下党安排下，他巧遇了北伐名将叶挺。经过工作，叶挺愉快地接受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重任。
回到南京傳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周恩来又找到何应钦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何答应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17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请嘱准备去鄂豫皖地区的郑位三和去闽西南的方方以及去其他地区的派出人员速来南京。
8月19日，因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在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前，又嘱咐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同志：在南京谈判中，要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配合叶挺筹备新四军的工作，想办法尽快与南方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糸。
9月末，秦邦宪、叶剑英接到中共中央发来的通知，要他们迅速设法与在南昌的项英、陈毅联络。原来中共中央从报纸上得到了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项英等在南昌与国民党谈判，并发出《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
正当八路军驻京办事处谋划如何与项英取得联系之时，秦邦宪又收到了项英通过公开渠道发来的电报。电报称：“……久别以来，音信断绝。现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已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即日返赣南以求迅速集中。闻诸兄在京，特此电达，请派人来弟处联络。如有电复及来人，可到省保安处找。”秦邦宪接到项英的电报后一边转报中央，一边准备派人到江西联络项英。
10月2日，中共中央复电八路军南京办事处：“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电报强调：“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顾玉良奉命南下
秦邦宪根据中央的电文指示”立即起草了给项英！陈毅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广……地方同志因与中央离隔太久，有些地方曾受骗，闽粵边何鸣部五百余人被粵军欺骗缴械。因此，中央对此曾严重注意……最低限度之三点：一！不免许国民党派人到队伍中来，队伍可以变番号为保安独立大队或其他各名义，只受当地最高机关之节制，这为保持军队之独立性及我们的绝对领导；二！要求与国军同等待遇，极力求得物质、军火与经济之补充接济，三！各地队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脱离根据地。”
派谁赴赣南寻找项、陈，完成这一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呢？这时，他们同时想到了一个理想人选一上月刚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保释”出来的机要交通员顾玉良（顾建业）秦邦宪立即通知暂住在西流湾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招待所的顾玉良来傳厚岗。顾进门后，秦顾不得寒暄劈头就问：“你认识项英吗？怎样认识的？”
顾说：“1928年前后，我在任中央交通员工作时常到他的住处去。”
秦邦宪高兴地说：“前段时间传说项英牺牲了，我们从报上发现项英还活着，正在江西与国民党谈判，发表演说。因他与中央失去联系，对当前形势发展与中央的政策不能完全了解，可能产生错误，中央要我们迅速派人去找他出来，同时还要带去重要文件和口信。这项任务现在要你去完成，你看行吗？，
顾玉良说：“行！但不知如何去法？，
秦邦宪说：“这个问题下午再谈，现在你先去置办必要的行李，准备明天就走。”他对顾上下打量一下后又说：“去买双晴雨天都可以穿的皮鞋，两套替换穿的衬衣衬裤，再买个可放东西的手提皮箱，至于外面的衣服不必去买，可穿军衣。”
下午，顾玉良来到秦邦宪办公室。秦邦宪与叶剑英一起进来，叶剑英说：“这次你是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合法身份，以公开名义去江西公干。可以穿八路军的服装，带办事处的护照，并备有参谋长和办事处给国民党当局函件，所以，可以堂堂皇皇地去，
不要受任何拘束’当然还要提高警惕’以礼待人。”
秦邦宪接着说：“这里有两个公函”一封是给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熊斌的，到南昌后可请他派人带你去找项英；另一封是火漆封起来的大信封，是中央文件和给项英的信，必须注意保存，切勿遗失，见到项英后交他亲收。”同时，秦又交代了向项英口头传达的指示。
听顾玉良复述了一遍后，秦邦宪满意地说：“见到项英后，让他安排好工作就立即与你一起来南京。从南昌出发时，要项英与国民党保安司令部交涉护照，以保路上顺利通行。”
接过徐参谋送来的军服！护照，顾玉良当场穿戴起来。由于顾玉良从未穿过军装，也不懂军礼，为防止在与国民党军队打交道时发生问题，徐参谋笑着设想了可能碰到的各种情况，一面讲解，一面比划着教他如何进行军人的各种礼节。
国共南昌谈判
南方红军游击队主要分布在8省106个县，其中赣粵边游击区是项英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所在地，是南方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三年游击战争中，南方红军游击队孤悬于国统区，藏身在深山密林，经历了敌人无数次“清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坚持革命，坚持斗争，保留了革命火种和战略支点。
1937年”月底，项英！陈毅等从香港出版的报刊上和通过其他途径，得知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的消息，并看到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文章后，项英即敏锐地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解释党的路线的转变。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重新合作的新阶段，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来进行合作抗日，要彻底转变我们的工作。
8月8日，在大庚县池江西北部的一座大山上，项英！陈毅召开了赣粵边区党的干部会议”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以中共赣粵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游击区“进剿”，准许抗日自由，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并且把《宣言》寄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有关上层人士，敦促洽谈合作抗日事宜。为了表示抗日诚意，中共赣粵边特委向所辖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发出指令，停止游击活动。
在浙南，粟裕、刘英等从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中得知新的时局和党的方针、政策后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鲜明而又及时地表明立场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