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阅读氛围，第一需要有书，如今大家的居住条件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在家庭中设置一间小小的书房并不是太困难的事，至少也应该留出安放书橱或书架的位置·每个家庭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购置最低限度的藏书，使家庭成员在业余时间有起码的可读的书，比如说工具书，介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常识和最新成果的书也应该有一些哲学、经济学、历史、文学、
艺术诸方面的经典著作，对人类有重要贡献的人物传记等，使孩子能够知道人类文化的制高点，不至于被通俗文化甚至腐俗文化的浅薄明星所迷惑；了解人类社会的文明史，知道人类是怎样从蒙昧走向光明，其间有过怎样的曲折与艰难，对今后人生途程中遇到的挫折能有定的思想准备。当然，家庭藏书并不一定要选择纸本书籍，现在已经出现的光盘版书籍，不但储藏方便，对看惯电视和网络的年轻一代，可能更容易接受。有条件的话，家庭藏书也应不断添置或更新，
第二是家长要能够以身作则。家长是孩子最初的榜样与模仿对象，很难设想一个整天看电视甚至打麻将的家庭，孩子会有良好的课外阅读习惯每个做父母的都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前途远大，在教育投资上从不吝啬；但是不少人往往忽略了一种最有效的投资，就是为孩子做出学习的徬样。
第三，希望社会上教育、阅读、评论、出版等各方面的专家多多关注青少年的家庭阅读。很难要求毎位家长都成为教育或读书方面的行家里手，无论是对阅读内容的选择，还是阅读方法的指导，以至对家庭基本藏书的设计、新出版图书的推荐和评介，都需要有关专家的切实指点。同时，也希望有关媒体上的读书栏目和读书版面，能少一点商贾气和功利心，多一点对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关心、多点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责任心。
也说传媒与公众
南京的报纸上，曾经提出“传媒与公众”这个话题，很讨论过一阵。旁观之余，也引发出一些感想。
说到眼下传媒与公众的关系，最常见的有两种论调，
一种似乎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上，批评现在的传媒品位太低，把读者的胃口都搞坏了；一种似乎是为传媒作辩护，说现在的社会阅读水准本来就不高，传媒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才不得不釆取低姿态。然而倘细心一些，透过高论看一看发言者的身份，就不难发现，两边说话的，其实都是知识分子。高也好，低也罢，都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观察的结果。
“公众”并来发言。
即使在最“大众”的传媒上，公众的发言权也是极有限的。换个角度说，公众连阅读权的获得也还是最近的事情。如果有人一定要说公众的阅读水准比较“低”，那肯定是用横向的知识分子作为参照系的，应该承认这确是事实。但我们如果有一点历史的眼光，就应该看到，今天的公众能有这样的阅读水准，比起以往来已经大为提高了！
公众阅读真要算是一件“新生事物”有书以来，读书就是立志以“学而优则仕”为进身之道的极少数人的事情，“治于人”的劳动大众进入读者圈，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大的进步。直到二十世纪初，书面语言与口语仍有着太大的差别，“公众”要想知道书里的内容，必得经过他人的转述；而雕版线装书的高成本低印量，致使书价之高，也非低收入的“公众”所敢问津。
白话文的广泛应用为公众阅读提供了工具的可能，铅字排印技术的低成本为公众阅读提供了载体的可能。然而普及教育经过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才初见成效。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少城市居民多已具备了基本的阅读能力，可当时的社会环境能允许的，只有学校里的文化学习和单位里的政治学习。
简而言之，中国的公众自由阅读实际上开始于1980年代，这或许可以视为新中国最伟大的文化业绩。在这里，“小报”的出现是一个标志，通俗书刊的流行是另一个标志。
古人曾将“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作为一种理想，今天好像都巳不难成为现实。就说“颜如玉”吧，据说人类已经返朴貯真重入“读图时代”，只要不是学究气太重的书，都可以随手翻出如玉靓女的照相来；倘是“颜如玉”们自己署名的书，那就更利于炒作、畅销抢手，这或可算世纪末文化景观之一。“千钟粟”、“黄金屋”也不在话下，著书者、出书者、卖书者，如今都有一不小心发了大财的。只要不是如某些文坛渣滓，以美化贪官、哄抬庸医、鼓吹邪教而发横财，似也都无可非议。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现象中所显露出来的，正是公众对于读物选择的盲目性与从众性。
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大众传媒恰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众传媒培养起了公众的阅读习惯，培养起了公众自由选择读物的愿望，对于公众阅读的推动，其功不可没。同样不容置疑的是，现阶段真正左右着社会阅读导向的，也正是大众传媒。它甚至迫使各种“高雅”、“严肃”的读物不得不改变面貌。在公众与传媒之间，事实上是传媒掌握着影响公众阅读的主动权。
按照理想化的文化发展模式，我们的大众传媒应该稳步提高格调，引导社会阅读不断上层次。惟此才有可能创造真正的文化繁荣，而一个文化繁荣的社会无疑将为传媒提供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
然而，大众传媒恰恰又是最先面对市场经济的文化产业，1990年代以来，影响几乎所有大众传媒运作方针的，都是短视的商业利益而非长远的发展眼光；一旦传媒以迎合读者甚至迎合低文化层读者来争取发行量，必然使自己处于日益被动的局面。在南京这样一个煤体恶性竞争的城市中，这一点尤其突出。尽管公众阅读已成风气，传媒不但没有朝前走，却反而在向后退。举一个例，1980年代，小报的文化记者是很牛气的，可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文化记者，占尽风流的是“娱记”。
娱乐取代了文化。
毋庸讳言，阅读层面的大幅度拓展，确实导致了阅读水准的相对下降。留恋精致文化的“怀旧派”与倡导大众文化的“普及派”，雅俗之争已持续了一个世纪。我真诚地希望在新的千年里，公众阅读的水准和大众传媒的素质都能得到较大的提高。
1901年除夕，青年鲁迅做了一篇《祭书神文》，感慨于“钱神醉兮钱奴忙”的世态，要“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宁召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而“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鲁迅先生是二十世纪初为富民强国而读书的一代先行者中的楷模，在新的世纪中，即使我们与魯迅先生所面对的中国现实已不在一个基点上，即使我们的读书可不必“绝交阿堵”，但也一定不要淡忘了富民强国的理想。
在这场讨论中，公众没有发官。然而他们在不断“长大”。传媒既已培养起他们自由选择读物的愿望，他们在实践中就一定能够锻炼出自由选择的能力。
传媒必须比他们成长得更快，才不至于被抛弃。
书与房二题
书·房
喜欢读书的人，难免买下儿本心爱的书。天长日久，书们渐渐地多了起来，总有一天，会诱使主人专为它们辟出一间书房。为了让书房更像书房一点，人们义会买下更多的书，结果便像民间故事中那个和面的懒婆娘一样，书多了添房，房大了添书，中国古代的诸多藏书家藏书楼大约就是这样滾雪球一样膨胀起来的=
今天的读书人，且不说做藏书楼的梦了，就连一间宽敞的书房，也是难以实现的奢望。1995年以来，也就是我的藏书超出万册之后，我越来越感到朋友们预见的英明，他们在我有意藏书之初，就不屑地告诫我：“买书干啥？又花钱又占地方！”
“花钱”倒也罢了，人生在世，做什么能不花钱？买书至少还能算是一件正经事，况且又没有因买书而弄得“举家食粥”；“占地方”倒是千真万确，而且书们挤占的，就是人的必需生活空间。书堆们岿然不动，活动于其间的人却要处处顾虑它们的存在，似乎它们才是这房间的主人！
买书的时候从没感到过书多，尤其是年轻时，雄心勃勃，为自已设定了一个叉一个创作和研究的命题，看到相关的资料，自然也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到了年届五十，单位里的事又忙得连轴转，才不得不承认，有些书自己永远不会有时间再读第二遍，有的书甚至连通读一遍的可能都没有。看到一堆堆的书，就仿佛看到一笔笔还不清的债，虽说“债多了不愁”，心理上毕竟比不得“无债一身轻”的放松。
在谋求一间书房而不得之际，要想扩大生存空间，那就只好打书的主意。有时候也想，干脆卖了吧一一退休后开上个小书店，就卖自己的藏书，每一本书都会引发一段遐思，关于自己做过的或者想做而未及做的事，倘记录下来就是一种别致的“回忆录”卖了这些书，想来还不止能买一间房。然而有了书房却没有了书，未免会有“麦琪的礼物”的遗憾。要不就捐出去，给我和妻子的母校，或者女儿的学校，只要能在图书馆里辟出一个专室，能保证我们使用的优先权。但立刻有人泼冷水，说现在时兴的是电子读物，甚至直接在网络上阅读，谁还会要你这种面临淘汰的新古董！
电子读物和网上阅读能不能取代纸质印刷品，能不能将古旧书彻底推到收藏品的末路上去，当另作别论。不过，大量的新出版物，常用书特别是工具书，无疑是应该也可能首先做成光盘或进入网络的。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读书人和藏“书”家，这都是一种福音，他们的书房（假如那时的人还需要书房的话）一定会因此腾出大量空间来的。
当然，这也是我们这种买不起商品房的读书人才会有的庆幸《
安居好读书
早在十年之前，就有朋友劝我不要再买书又花钱又占地方”，他们说，确实，书籍在丰富我们全家精神生活的同时，也不断挤占着我们的生活空间。待到我们的那一个中套住房有一半被实实在在地堆满了图书后，曰常起居自然也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我们面临的只能是两个选择中的一个：或者是减少藏书，或者是扩大住房面积。
迫于无奈，我也真的打过卖书的主意，2000年初，曾委托先锋书店代售过一千五百余册一时用不到的书，还被几家报纸当成新闻，为藏书家迫于住房困难而卖书抱屈一一可是结果呢，家中的书好像并不见少，而心里总在为那些被卖掉的书惋叹。 ？扩大住房更是绝非易事，实物分房的朱班车没赶上，购商品房吧，想想几千元一平方米的价格，算算大半生的有哏积蓄，其间距离真是山高水远。也曾打过二手房的主意，但选择的余地更小，始终没发现稍满意的房源。还曾有朋友为我去找过以“文化氛围”为卖点的典雅居的老叶，建议他为我提供一套廉价住房，我则拿出自己的全部藏书供小区居民公共阅览，也算为典雅居增添一项文化设施。老叶的回答是，这年头，有多少人会对书有兴趣？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会闪电般地购下虎踞南路汉中苑的一套尾盘房。2000年9月30日第一次去看房，10月2曰交了定金，12曰交款领钥匙，简单装修了一下，打好了足够的书架，第二年春节前就搬进了新居。
这套新房的面积是旧居的两倍半，两室朝南，一室朝北，厨房、卫生间皆有明窗，布局简洁而实用；室内光线极佳，从日出到日落都有阳光照进来；建筑是全框架结构，承重能力强，可以放心排列书架近四十平方米的大厅，五米多宽的西窗，窗下就是外秦淮河，脂香粉腻的秦淮水到这里已见青蓝；号称“金陵第一名胜”的莫愁湖尽收眼底，素有“水木清华”之誉的清凉山亦在望中，足供读书之余娛目；步行到汉中门广场、朝天宫广场、水西门广场都不过十分钟，交通可算便利。
当然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楼层较高，东临虎踞南路车声喧哗，比如物业管理不能尽如人意，也没有管道煤气，比如桊淮河的护坡至今未砌，绿化也未到位，比如买菜购物大不如市中心方便。想想也算了，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楼层高，只当是锻炼身体了；车声嘈杂，关起窗子也就听不见外部环境脏乱总是会治理的吧。
只有女儿高考在即，上学路程远了好几倍，总觉有些亏了她。
房子大体上应该说是满意的，问题在于经济实力。房价加上相关税、费达四十万元，再加上装修费用约六万元，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已是巨款。全家人大半辈子的积莆不过十几万元，如何承受得起？
我们只好将原来市中心的住房尽快卖掉，抵付三分之一；又贷款十五万元，抵付三分之一一十五年的按揭贷款，每个月还款一千二百多元，连本带息要还银行二十二万多元。也就是说，我们夫妻俩是以前半生的全部积蓄又预支了后半生的部分收入，才买下了这套住房。本来，我们的预算中，还有双方单位按照货币分房政策应该给我们的补贴，不料政策与落实之间还有着相当大的一个距离，这笔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我们手中。为此，我们只能再次紧缩预算，凡是能够暂时不买的东西一件都不敢买。
妻子爱说我们是为了给书一个住处才买房搬家的。
平心而论，如果没有这一万多册书，市中心的那一个中套也够我们一家三口住的了。但是换个角度说，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没有书的精神荒漠是无法生存的。当然，随着电子读物的普及，纸本图书在若干年后有可能成为收藏品或奢侈品，读书人完全可以不必为藏书空间而发愁，然而在今天，我还是没法放弃纸本图书。
搬家的时候，二吨半的卡车两趟都是超载，第一趟全部是书，第二销基本上是书。连搬家公司的小伙子都说，这家除了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的新居中，仍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赏心悦目的，只有客厅和书房里的二十几架图书，它们现在可以不必打包，不受叠压，不沾灰尘，舒展整洁地站立在书架上了。
要让我说我们是为了读书、用书才买房搬家的。
一个读书人的藏书，不同于书店或图书馆的藏书，它是基于一种特定的文化追求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因而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构成，并可能通过阅读研究产生出独特的文化产品。
过去房子小，书堆得有一人多高，翻査不便，是谈不上物尽其用的。有时急着要用一本书，明知家里有，就是找不出，只好再去买一本；为了某一个选题而陆续收集起来的书，因为堆乱了找不齐，选题只好推延甚至放弃；出版社有意向的一些选题，因为资料使用不便也不敢接。我们夫妻俩都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往后的几年，无疑将是一生中最后一个能出成果的阶段。倘若此时再不能有个安居乐业的环境，等到若干年后筹齐了购房款再买房，就是买得再满意，于人生也没有意义了。
换了这个新环境，我在2001年内出版的就巳有四本书，2002年有望出版的也是四本。还有出版社的朋友，在打算就我的藏书策划出版选題。如此说来，“安居好读书”总算不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