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办法是聚集各处关于妇女生活的歌谣，分别部类，加以解说想从这民间风诗中间看出妇女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她们个人身上的苦乐。这是一部歌谣选集，但也是一部妇女生活诗史，可以知道过去和现在的情形与将来的妇女运动的方向。
从歌谣这文艺品中看出社会的意义東，实益与趣味两面都能顾到，在中国此刻歌谣研究刚才开始的时候，这类通俗的办法似乎是最为适当而且切要周氏认为刘先生的这部作品，是这一类研究的“代表著作”。
周作人先生当时是北大歌谣研究会的主持人之一，他的评价应该是有权威性的。他与刘经庵先生的交往，始于刘先生从卫辉向《歌谣》周刊投稿，那还是《歌谣》创刊之初的事情广后来在燕京大学才和他会见”，想来刘先生是在燕京大学任教。除此之外，对于刘先生的生平，我就一无所知了。手边的几本工具书，都没有对他的介绍。有些疑问，也就难以明白。如刘先生的家乡卫辉，算起来当属河南（今属河南汲县），可是他搜集的歌谣集，却命名为《河北歌谣》，不知道是什么道理，这本《河北歌谣》我也没有见过。
对于一位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上做出过开创性贡献的文化人，就这样任其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是不大公平的。
《大江集》
离开新文化服务社，几个人草草吃了点快餐，仍由陈子善先生引路，直奔福德广场。福德广场在上海首开“百货公司设古旧书店”的先河，与上海图书公司联手，在四楼上辟出数百平方米的面积经营古旧书。听说福德广场的老总也是爱书人，才会有此别开生面的决策。接待我们的翟永发先生，自己开设了一家“现代文学史料藏馆”，收藏有大量现代文学期刊。好像也是朋友们将他推举出来，负责这里古旧书店的经营管理，
因为是在商场中，书店的格局也有点商场化了。临行道是半人高的玻璃柜台，沿墙才是一排书架；柜台与书架之间，是瞿先生的办公桌和收银台；一头还有两个书橱，玻璃门上了锁，大约是熟朋友来才打开。
子善先生介绍我们与瞿先生认识，寒暄之间，我一眼看见玻璃柜台中翻开的一本《湖楼集》，扉页右下角铃有“纸帐铜瓶室”篆字朱文方印，书根有墨书“蝶仙”二字8“纸帐铜瓶室”是郑逸梅先生的书斋名，但此印没有留心过；〈（湖楼集》又题《天虛我生近稿》，天虚我生陈蝶仙是郑先生的老友，则此书为郑先生所藏亦不无可能。只是一九三三年的线装排印本，标价竟高达一百五十元，未免有些离谱。不过来之前子善先生已几次给我们打”预防针”，说这里因场地租金高，书价比较贵，所以心理上有了“抵抗力”，不至于立刻被吓退。
见瞿先生已为徐雁先生打开了玻璃门书橱，我也凑过去，很快挑出了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再版《各省童谣集》，也属我作为重点收集的民歌专题；另一本是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再版《清代釣女文学史》，恰巧也是“与怕女有关”的书，又为子善先生取笑我提供了口实。两书标价各五十元，亦不菲但也有便宜的书，就是这本《大江集》，标价只有二十元。子善先生眼尖，马上伸手接过去，仔细地翻了一会，认真地对我说这本书我要用时向你借在上海买下的几十本书中，只有这一本，算是入了子善先生的法眼，心中不禁有些小小的得意。
翟先生一直在鼓励我们挑书。我半真半假地抱怨定价太高1他马上许诺说可以商量，我也索性不再管价格，把想要的书都拣出来再说。徐雁先生先结账，几本书，其中有朱锲先生的《北京宫阙图说》和陈从周先生的《苏州园林》，单价都是二百元，总价近八百元，翟先生略一斟酌，便说广付六百元，徐先生看怎么样？”徐先生一向疏于算小账，只觉得人家巳经打了大折扣，便微笑点头。我选下的十二种书算了五百几十元，也就依例八折，付了四百四十元。
坐在去苏州的汽车上，徐雁先生忽然说广福德广场的书价还是贵了些。”
我也笑了。我说，子善先生何等精明，他说贵，肯定不会便宜一一不过能买到想要的书，贵一点也罢了。下次到上海，恐怕我们还是少不了跑福德广场。
比较两家旧书店，新文化服务社的“例不打折”方式上似乎生硬了些，但也包含着“货真价实”的信誉内涵；福德广场完全是现代商业运作，标价高得让你难以接受，可打折又打得让你眼花繚乱，其实这中间论价的基点已发生了位移，不再是书的价值或买书人的心理价位，而变成了书店的标价。现在许多商店都在运用这样的心理战术。所以比较下来，新文化服务社的书还是便宜得多。
这一册《大江集》，民国十年三月初版，十二年八月再版；版权页上标示的著作者与发行者都是胡怀琛，当是胡先生的自印本；寄售处有民智书局、崇文书局，后来又用蓝印增加了“上海良晨好友社”。书前的《大江集再版自序》中也说到了这一点：
这书初版，是由陈东阜先生出资替我印刷，印剁以后·差不多全完（完全）送给了我并且将纸版送给我。我很感谢他。现在是我自己再版的。
他还说到了再版本与初版本的儿点不同之处，一是初版封面上，有“模范的白话诗”六个字，“我想也未免不对，现在也把他除去二是原有陈东阜的序文，“本来是做得很好的，只因他称赞我太过分，我实在不敢承认”，所以也抽去了；三是补入了一些新作，改正了一些错字《
胡怀琛先生的这部新诗集，也收入了部分译诗，还附录了三篇诗论。诗集中收译诗，前有胡适之《尝试集》先例在，不足为奇。有趣的是，《大江集》的出版，却正是为了与《尝试集》叫板。《尝试集》后附了著者的旧诗，《大江集》中未附，著者还特别作了说明：“我做的旧诗太多，不能照《去国集》的办法，附载在新诗集后面”。
播德广场留彩，左起：徐雁、怍者、陈子善！永发在写于民国十年一月十一日的《大江集自序》中，著者开宗明义：
《大江集》是我从民阁八年到民PJ九年所做的新诗，但是我的新诗，却和普通的新诗有吨不同，
所以胡怀琛先生将“普通的新诗”称为“新体诗而他提倡的新诗称为“新派诗”，两者的不同之处，“都在《诗与诗人》、《新派诗说》、《诗学研究》三篇文章里说明白了”，这三篇文車就附在书后。最后，他还是忍不住点出了《尝试集》：
胡适之的《试集》出扳而后，我很诚恳，很公平，很详细的批评了一下；因此打了半年多的笔墨官司我的《大江集》出版而后，不知有人批评没有？如其有的，我是很欢迎的。
《尝试集》的初版是民国九年三月，到此时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这“半年多的笔墨官司”，胡怀琛先生当时有两种单行本问世，一本是《〈尝试集〉批评及讨论》，一本是《白话诗文谈》。这两本书我都没有见过，而现在能够见到的关于那一阶段白话诗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不但都没有提到这两本书，而且也都完全没有提到胡怀琛的这本《大江集》，更不用说“批评”了。甚至各种辞书中关于胡怀琛的辞条，也都没有提到这三种著作。1997年10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大辞典》中，也只说胡氏“自为诗，亦新奇可喜……并曾译西洋名歌为七言律诗”，是从郑逸梅先生《南社丛谈》中抄来的；所列举的胡氏诗歌方面的著述，则只有《胡怀琛诗歌丛稿》、《新诗概说》、《海天诗话》、《中国诗歌通评》等几种。
胡怀琛对于《大江集》是很重视的，在《大江集再版自序》中，他写道：
我很欢喜我这本小册的诗集，有机会升版了，无论这本书有没有价值，但在我个人的感情上，我总觉得是一件乐现的事？我这书初版的时候，所有已出版的新诗集，只有《尝试集》一部；现在隔了两年多链续而出的已有好多部，我衣认各有各的特色；但是我也希望他人不要说我的诗全无是处我希垡以后再有许不同体裁的诗集出版，以饱我的眼福。
他似乎已经感觉到，《大江集》将被别人“全无是处”的评判所抹煞；他希望《大江集》能在“各有各的特色”上找到立足的依据。
我们都知道，《尝试集》曾一度从中国文学史上消失，为《女神》腾出了中国“第一部”新诗集的位置。但那是出于政治原因，《女神的初版时间是民国十年七月，现在看来连第二部也算不上。
但是《大江集》的消失，肯定不会是由于政治因素。胡怀琛先生是南社的骨干，柳亚子先生的金兰之交；与其兄胡朴安、其子胡道静一样，都属于进步学者；他逝世于1938年，后来的诸多恩怨也就部与他无缘《大江集》的湮没，是由于胡怀琛不仅批评了《尝试集》，而且提出了自己不隨波逐流的诗歌艺术观。很明显，他不是站在旧诗的立场上批评新诗，而是出于完善新诗的良好愿望批评某些新诗；在此书所附的三篇诗论中，他从爱护新诗、推逬新诗的目的出发，客观地分析诗的性质和价值、分析旧诗的利弊和新诗的得失，指出当时新诗的不足之处，在于“繁冗”、“参差不齐”和“无音节”，并提出了他所倡导的“新派诗”的标准：
宗旨。以明白简洁之文字，写光明萏落之襟怀，唤起优美高尚之感情，养成温和敦厚之成教，
宗派。以不假雕饰，天然化美，乐而不淫，象而丁、伟为标准体例。以五言七言为正体，亦作杂言但以自然为主。绝对废除律诗音韵。初学不可下知平仄：学成而后，可以拘。用韵暫以通行本诗韵为准，其韵目注明相通者相（通）用之，遇必领时四声通用？词采。不用僻典，不用生字，成律。必有真性情，好事实，然后以诗发挥之描写之不作浮泛，空疏之诗；不作应酬，干禄之诗；不作限韵，和韵等诗，
这些要求，与当时的新诗倡导者如胡适先生的意见并不相左。胡适先生当时就曾教训他身边的年轻诗人：“你们做那些没有底子的诗，何不专心学英文？”受教训之一者章衣萍后来也曾反省道中国初期的新诗多数犯了太明白之病。从胡适之康白情以至汪静之的诗，多数是太明白而缺少含蓄。我自己的诗也犯了太明白之病”。“太明白”典出英国人爱理司的《感想录》：“要明白，要明白，可是不要太明白。”面对当时“凑韵脚的十几个字拼成一句的所谓‘豆腐干’式的新诗的横行”，章氏甚至愦激地说还不如做五言七律、填词好”
平心而论，胡怀琛对新诗的要求，不但完全能为今天的诗人所接受，并且也为今天的诗人所实践着。
胡怀琛自已的“新派诗”，在今天也决不至于被误认为旧诗的。如《采茶词四首》：
朝也采山茶，暮也采山茶出门晓露湿，归来夕阳斜。
出门约女伴，上山采茶去。
山后又山前，迷却表时路，
昨13新芽短今日新芽长下惜十指劳，只怕下满，
自从雨前，农到立1：后茶苦与茶甜，何人去消夏？
如《菜花》：
菜花菜花开，蝴蝶蝴蝶飞。
菜花开过了，蝴蝶还没知！
如“新禽言诗”中的《行不得也哥哥》：
行丁、浔也哥哥！哥哥说：叫我做什么？我们要互助，你莫倚賴我。你如倚杖我，我倚帕哪个？
然而人家否定《大江集》的办法，胡怀琛是没有想到的，那就是扣他一顶守旧的帽子，并根本否认他所写的是新诗。在《诗与诗人》文尾，胡怀琛有一个“附记”，其中说：
我谈诗喜欢？用旧诗因此便有人加了我个守旧的徽号，这话我是决不承认的；因为我引旧诗，是追究源流的意思，并不是叫人家拿旧诗做模范……又有人说我做的新诗是假新诗这句话我也不承认。因为假字含有冒先的意思：我的新诗我早已标明旗帜和胡适之先生的新诗不同：我并丁、是冒他的牌子卖假货，何以能说是假新诗？
大约是为了比较自己的“新派诗”同胡适的“新体诗”
的优劣，胡怀琛还专门将《尝试集》中的一首译诗《墓门行》，作了改译。胡适先生的译文如下：
伊人寂寂而长眠兮，任春与秋之代谢野花繁其弗赏兮，亦何知冰深而雪下？水瀑爰兮，长杨垂首而听之。鸟声喧兮好音谁其应之？风呜咽而怒飞兮，陈死人安所知今？平和之神，穆以慈今，长眠之人，于斯永依兮，
胡怀琛先生的译题为《荒坟》，译文如下：
荒坟何寂寞！春秋自来去不知有芳菲，那管风雪暮！垂杨长倚首终曰听溪声。清歌破寂寥，好鸟空自呜。一任悲风号，墓中人无语：应是长眠客爱此安乐土。
胡适先生的应对办法，是在重版时将这首《墓门行》从《尝试集》中刪去了。
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书店彩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时，对胡适先生的《尝试集》，不采用名副其实作为中国新诗集“第一部”的初版本，而以1922年10月的第四版为底本，是颇耐人寻味的。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胡适诗存》，虽然重新收入了《墓门行》，却注明是“录自同日译者日记”，竟没提它曾被编入又被汰出《尝试集》的经过。这算不算胡怀琛先生的一个胜利呢？
对于新文学运动的研究，近年来不断深入，时有突破。《大江集》这一桩公案，不知道是不是也属于应该重新予以评判的范围？以我这个诗坛门外汉的看法，胡怀琛先生在新诗创作与研究方面的地位，《大江集》早期新诗集的地位，都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各国国歌评述》和《西洋乐器提要》
《各国国歌评述》，中华书局1926年11月初版，著者王光析，书名下标“音乐丛刊之一”，但并不是这套丛刊的第一本。我后来还买到过同一版式、同一著者的《西洋乐器提要》，同样标的是“音乐丛刊之一”。
王光祈编著的这一套“音乐丛刊”，种数不少。在《西洋乐器提要》书尾，有一个广告类的丛刊简目，除了我所得的二种，还有《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音乐与戏剧》、《西洋制谱学提要》、《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不知道有没有收齐。《西洋乐器提要》中华书局初版是1928年，1月，我买到的已是次年十一月的再版本，可见这套书当时还是较受读者欢迎的。
在《各国国歌评述》目录页的下方，著者有一个“附志本书成于民国十四年五月，时客德京柏林”，而《西洋乐器提要》的《自序》文尾所署为“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一曰王光祈序于柏林南郊”，则此书虽出版稍晚，而编著则在前；同时也可以证明，王氏这项工作的开始，不会晚于1924年。
我因听觉不敏，是出了名的“音盲”，买下这两本书的目的当然不是研究音乐，先是出于对“各国国歌”感兴趣，后是出于对这套“音乐丛刊”的兴趣。
《各国国歌评述》全书分三编。
第一编《中国国歌之评述》，著者列出的中国“国歌”居然多达九种，这是我所从来不曾知道的。
第二编《西洋国歌之历史》，从1568年左右荷兰在反抗西班牙的战斗中产生世界上最早的国歌开始，分别介绍了英、法、奥、德、俄、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芬兰、波兰、土耳其、保加利亚、匈牙利、美国及南美诸国国歌形成的经过以及作者等简况。
第三编《西洋国歌作品》，介绍了荷、英、法、德、俄、丹麦、瑞典、挪威、西班牙、瑞士、芬兰、美国等国的国歌歌词，有外文也有译文，其中许多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最后并附有二十多个西方国家的三十一种新旧国歌的乐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