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侃日记》，感人至深的，是季刚先生治学的勤勉与艰辛。从1921年的《楚秀庵日记》开始，就详细记载了每天所读之书及卷、页数，时有心得辨正一先生校点经箝，时当更早，据1922年1月8日日记，自六年前开始迄今，陆续批点完白文《十三经》，而在此之前，已点读过《十三经》注、疏本；此后再无间断，毕生校点古籍多达百余种，有的且校读不止一遍。尤其是先生晚年，除了教学、交游，读书、点书有日至数十卷者，1929年12月11曰曰记中，有先生当年六月以来点读经箝的汇记，谨录如下，可见一斑：
六月十九曰读《大戴礼记》（《四部丛刊》零本七月四曰毕。
四曰读《尚书大传》（石印《古经解汇函》本），九日毕九曰读《韩诗外传》（《四部丛刊》零本）十七日毕3十八曰读《春秋繁石印《汇函》本》，廿三曰毕。
廿三日读《白虎通疏证》，八月十二日毕。
十二日读《黄氏逸书考》卞《通讳》一类，七十一卷（全书三十四册至五十三册），九月朔毕。
九月朔读《国语》（武昌局木十三日毕十四日读《山海经》（郝懿行《笺疏》本）十月十一日毕。
十一曰读《穆天子传》（《四部零本U十二日毕。
十二日读洪校《竹书纪年》，未加朱。
十三曰读《逸周书》（《四部》零本十八日毕。
十九日读《战国策武昌局衣），十一月廿二日毕。
廿三日读《司马法》（曹元忠辑古注衣）。
廿四日读薛阮二吴诸家金文，校孙诒让《古籀拾遗》
十二月三日毕
四日校《古籀余论》。十日毕《直到逝世前一日，午胃血管破裂大吐血之际，季刚先生还竭力将所读《唐文粹补编》的最后二卷圈点完。季刚先生曾问人“汝见有勤学如我者否？”确非自矜之语。也正因为如此，先生才能在短短的五十年生命途程中，取得如此之高的学术成就。
季刚先生与吴瞿安先生的关系，颇为人所关注，只因一再有两人不和的传闻，甚至有说两先生“从谩骂发展到动武”的。程千帆先生曾以亲身经历驳斥过此类不负责任的说法。从曰记中，则可以看到翟安先生重归南京任中央大学教职之初，季刚先生即相邀交游，感情甚洽。
如1929年农历三月十二日，季刚先生“与伯技、伯沆、小石、辟疆、晓湘、瞿安、旭初补禊，先照相于六朝松下，比诣北湖芳园，各携酒肴食之，次泛舟至太平门，至菱洲，至湖神祠，傍晚入城”。
重阳前一日，“旭初、晓湘、辟疆、瞿安来，遂偕游后湖……约连句填词一首”，并特别提到“瞿安度曲甚多第二天，季刚先生又“写定昨词示瞿安辟疆。瞿安来久坐”。
十月二十八日，又“与瞿安、伯沆、晓湘、辟、旭初夜饮持蟹”。
十一月十二日，“夜与伯沆、瞿安、旭初觞柳诒徵诸人于老万全，四主人七客”1930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偕瞿安、旭初、石禅”等人游栖霞，“观隋塔登玉冠峰，俱题名”。
瞿安先生1930年辞去上海光华大学的教职，专在南京一地任课，也说明他对在南京的处境不会不满意。
事实俱在，甚恶流言家之无稽而无聊。
顺便说一句，季刚先生治学极勤勉，而生活颇洒脱。他平生好游历，居金陵日久，有“建康风物处处可以流连”之誉，日记中常见与家人或师友出游的记载，且时有诗作；即随记三言两语，亦隽永耐嚼味。
访书与买书，也是季刚先生曰记的重要内容。我因近年成淘书之癖，读此尤为快意。季刚先生买书，不但自己到处访求，且托友人学生在各地代购，以及向书店、出版社函购，常一曰有数处书到，每处各有数种，总量之大，亦颇惊人。1931年农历二月十七日，季刚先生购全《四部丛刊》二千余册，前后三年，共费四百三十元，而“欣喜不已，夜以名酒庆之”。当曰曰记中有一段感慨文字：
戈辰买书从此起，约用三千三百元：己已用二千元有奇，庚午用二千元有奇三年来，买书几斥去八千元矣。旧有书亦当费千元有奇。寒士为此，宁非甚痴但愿于学略有成就，而我子孙亦稍能诵读愛惜之。然架上宜有之书，所缺尚不少趁，后此尚思时时买之。
这几年间，1929年（己巳）季刚先生的全年收入，不过六千元，买书之费用，竟达到三分之一，而1932年12月22日日记中更有“岁杪，偿债悉清，仅余一圆，可宝”之语，可见先生自称寒士”亦非虚言。
这一部《黄保；日记》，在编辑出版中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如全书以体字竖排，书中数字能俱用汉字而不用阿拉伯字，可视为近年出版物中之特例。同时，整理者也保留了季剛先生的用字特色，对于作为经学大师和语言学家的季刚先生所喜用的本字、正字、古字，以及假借字、俗字等广基本上一仍其旧，没有改动”，使读者能更多地领略先生著述的原貌。
师友风谊翰墨香
在原东南大学学人中，陈中凡先生大约要算高寿的一位，终年九十四岁，学术生涯长达六十余年，历任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第一任国文系主任；国立广东大学、暨南大学第一任文学院长；曾在中山大学、大夏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十余所高校讲学，1949年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后转入南京大学为一级教授。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和治学历程中，陈先生“交游广阔，胜友如云”，各界师友及弟子的书信墨宝，保存下来的就有近六百件。陈先生对此十分珍爱，一律以宣纸裱褙，编为“京门校友”、“石遗室书翰”、“桑梓贻音”、“蜀中游侣”等卷，定名为《清晖山馆友声集》，并曾请书法家张寿谷题签。
陈中凡先生逝世之后，他的受业弟子吴新雷、姚柯夫、梁淑安及后人陈杰，从此集中精选了一百十一人的二百件墨迹，影印原件，校释、断句，推究年代，考述作者生平，编撰《书信作者小传》，仍以《清晖山馆友声集》为名，提供出版，以使读者不但能够领略前辈学识风范，而且能够欣赏名家书迹。然而，这部《清晖山馆友声集：竟也成了一部“难产”的大书。据书前本书编纂组的《前言》所述，他们从1987年开始联系出版单位，直到1999年才算落实，“历时十二年之久”；而最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成书，已是2000年10月的事情了。
我近年读书，注重近现代学人自撰的年谱和传记，尤其是影印的日记和书信，因为可信程度高，且能够保持“原汁原味”。这实在也是苦于若干年来的学风不正，某些混迹于学界的伪文人，对历史文献，或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妄行增刪，或出于学力不够而错解谬释，以致导读者误入歧途。近几年来，又发生了出版质量严重下降的问题，新印古籍中不乏令人哭笑不得的荒唐错误，彩印本虽阅读难度较大，但毕竟不致落入别人有意无意掘出的陷阱。而像《清晖山馆友声集》这样附有释文可供对照的学人书信，自然就更加喜爱，所以常在手边。
读这一部书信集，引人注目的首先一点，就是陈中凡先生不但交游极广，而且44兼容并包，仅从集中所收有书信往来的师友弟子名单看，陈衍、李详、陈汉章、童斐、唐文治、蔡元培、欧阳渐、梁启超、商衍鎏、胡朴安、陈独秀、易培基、叶恭绰、许寿裳、刘师培、吴梅、马叙伦、杨树达、周作人、黄侃、吕凤子、钱基博、金铳黻、许崇清、刘三、李达、顿颉刚、孙伏园、洗玉清、冯友兰、徐志摩、任中敏、容肇祖、苏雪林、冯沅君、唐圭璋、龙沐勖，商承拃、吴组湘……百年才俊，洋洋百余人，可见在陈先生的师长、友人和学生中，都是既有以传统学问著称的，也有以激进思想闻名的。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亦不乏学术问题的商讨切磋。
而据陈先生的友人回忆，现在没有见到书信往来的二十世纪的一些学界名流，如李大钊、鲁迅、胡适、许德珩、胡玉缙、邓初民、胡小石、孙德谦、蔡尚思、王季思等，也都同陈先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抄出这样一串名单来，想藉以说明的是，至少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所谓“新”广旧”学者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或“营垒”，更非一度为人所描绘的尖锐对立。
与这些学者名流保持广泛联系的陈中凡先生，不但是作为学问家，更重要的是作为教育家砥立于中国文化史上的。陈先生不仅自己治学有着博通专长、兼新容旧的明显特点，而且在主持大学行政工作时，也总是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延揽各路英才。在他眼中，学问就是学问，“新”学不可少，“旧”学亦不可弃，《清晖山馆友声集》后附有蔡尚思先生为纪念陈中凡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所作的《中凡真不凡》一文，蔡尚思先生充分肯定蔡元培先生的“用人只论有否学问专长而不论其他”，而比陈先生为“作用范围较小的蔡元培”，该是非常恰当的。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大学教育中，赞同并推行蔡元培先生这一主张的，当然不止陈中凡先生一位。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发生大改变。此集中所收冼玉清1950年5月1曰愔中，就已说到“此间课程变动，大学一年国文、英文已非必修科，语音学、音韵学、训诂学、甲骨文等亦不开设，骈文、诗词均斥为无用也訧是说，“旧”学遭到了完全彻底的棑斥。
这种教育主张的优劣成败，今天应当能有一个结论了。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已经可以对上一世纪的人才培育状况做一完整分析，那就是二十世纪人文文化领域的学者大师，可以说都产生于前半叶；换句话说，也就是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基本上没有培养出能与前五十年相提并论的学者大师除了别的因素之外，对传统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在学术范畴上片面地强调“新”而盲目地排斥“旧”因为轻抛自己的文明传统而使学者丧失文化自信，也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收入《清晖山馆友声集》的学人书信，内容极为丰富，几乎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反映出时代风貌，
其中最为我所感兴趣的，是当时学者文人在举荐人才、担任教职上的相互援引如陈衍的推荐龙沐勋，李详的推荐李崇元，梁公约的推荐唐圭瑋，唐文治的推荐叶长卿，蔡元培的推荐蔡尚思，梁启超的推荐程憬，吴梅的推荐王季思，黄侃的推荐孙世扬，张星烺的推荐沈勤庐，顾颉刚的推荐黎光明，罗常培的推荐张敬，商承祚的推荐容庚，姜亮夫的推荐陶圣闲等，大多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而许多被荐者也没有辜负援引者的期望，陆续成为新一代学者。
这固然体现了编纂者所强调的前辈学人“爱惜人才，奖掖后进”的精神，但也反映出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时大学中的用人之权，尚在校长、系主任等业务干部手中。诚如姜亮夫1930年信中所说扶植青年，固我辈之责，而又为先生力所能及”。否则，徒有爱才荐才之心，而没有用才的权力，一切都是空话。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二十世纪前期的大学已具有西方大学独立自治、自由探索的精神。但二十世纪自五十年代起，二三十年间，大呼外行就是要领导内行的口号，用人更是与蔡元培先生的主张背道而驰，只论“其他”而不论“有否学问专长”。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不见大师，这或许也是因素之一。
当年文人之间的坦诚相交、深情厚谊，也令人感慨不已。如1927年陈衍函，落笔就一是连串的问句：“兵火连天，彼此同之。福州目前幸粗安，南京到底如何？报纸不足尽信，清晖馆有战爨否？有损伤否？至念至念！”体现出对友人的关切之心。
李详在为陈先生之叔父编定遗集时坚持“选其最精之文”，不惜屡争，以为这才是真正为亡友“谋不朽”的负责态度。
陈先生的两位老师，刘师培在贫病交加之际求援，陈先生先借款以救眉急，在其逝世后又出资料理善后事宜，
“俾死者得正首丘，生者得归故里”；陈独秀935年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陈先生得讯，自广州远道前去探监，陈独秀出狱，陈先生又迎至家中居住半月，可见师生间之情深。
此外如周作人因病一时不能到校授课，一再请陈先生从中协调；冼玉清在抗战期间困处桂林，托味先生代谋新职，能坦然自陈资历著作，力争待遇；苏雪林直言批评老师论诗的“囿于陈见”而忽视“异军”；赵纪彬请陈先生为自己的著作写书评，坦言“一以指导读者，一以教正于弟，实为必要”。这些都显示了那一代文化人的风范。
又如李达先生分析社会学源流，许丹先生剖解佛学疑问，任中敏先生分析词曲研究状况，王煥鑣先生论《墨子》，吴组湘先生论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陆俨少先生论国画不宜强求“取用当世”……以一纸短笺论千古学问，真知灼见浓缩于方寸之间非有深厚功力，断不能为。
也许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吧，此集中二十世纪后半叶书信所存极少《》所见几封，况味也与前大不相同。如1961年商衍鎏因七十九岁老友王秋实“生活困难，0甚一曰朝不保夕”，为求荐其入文史馆之事一再请托。此事是否办成，不得而知。1971年陆维钊函中，先赞扬陈先生的“自我批判用力甚深”·后谈到陈先生《说诗》八章中有“中兴待鼓吹”一语广精神固在于爱国，而峙谁中兴，易滋误会（以为将寄托其中兴之希望于某狯者），如能另易，可免泥求”一一也就是不要被人曲解为希望蒋介石的“中兴”而构成文字狱，文化人的诚惶诚恐之心，可见一斑。
以影印方式出版学人书信，不但保存了内容上的“原汁原味”，也保存了形式上的“原汁原味”诚如编者所言，“不仅富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更具有书法艺术的鉴赏价值”。尽管对于诸多学者来说，书法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非刻意追求的艺术，但古人有言“字如其人”，书法无疑也是了解作者其人的途径之一凡此种种，都使这一部《洧晖山馆友声集》，为研究现当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使我感到不无遗憾的，也有两点，一是本书的编排方式，以书信作者的生年为序，将同一作者不同时期的书信编在一起，对研究书信作者或欣赏书法艺术来说，固然是较为明晰，但对于关注陈中凡先生生平轨迹的读者，读来就不是太顺当，也难以把握书信写作的时代与环境背景，不利于理解书信的内涵。我没有看到陈先生原先的分卷情况，但从陈先生所标示的卷目看，原先以时期或专題分卷的方式当比现在的办法为方便》不知编幕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变更。
再就是编辑工作中的错误。一种是书信释读和标点中的。如八十页黄宾虹信中，“前晤孙君，携手示诵悉。琴从安抵秣陵”一句，似应断为“前晤孙君，携手示，诵悉琴从安抵秣陵”。一二二页郑洪年信中，“吾及之身，受之韦弦氟之”一句，似当断为“吾及之，身受之，韦弦佩之”。一四五页蔡守信中“并希拾齐鲁封泥”，“拾”当为“检”。一四七页信中“速返何堪急急如”“返”当为“迫”。一五〇页信中“金天提《安徽通志》”，“提”当为“撰”；‘完白之书幅之”当为“山人”；“极宜供梅”下脱一“杏”字；又此信当作于1936年，因为此信索陶罌，而“丁月五曰”信谢赠陶罌，故此信当在前一年。二〇〇页古直信中“遄返匡山桎山。次日”一句，当为“遄返匡山，抵山次曰以告哀耳句首脱“维”字。二二八页吕凤子信中尚厓泉先生画尚”疑当为“萧”吕氏系萧屋泉门下高足。三三九页任中敏信中，“海内学者情词曲一端”，“精”当为“于”。此外疑惑之处尚有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