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段关于毛毛虫变蝴蝶的话，让很多同学至今还记忆犹新，并巳为很多文章所引用。他在教学中强调感受，理解，研究，常概括为一句：向自然学习。”大概就是他那段话中的作茧自缚的阶段了，至于怎样把茧咬破，最终飞出来，他强调画家要激发创造力的本能。他有时感到同学画得枯燥无味，毫无生气，他就会说：乱画画嘛，不妨随意一些。”意图在于唤起本能感受。我们当时画素描的方法，大体上是先用线条打好轮廓，在明暗层次都充分表现具体以后，就把那些线条全都擦掉或使其融化在深色中消失。当时我最坚信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物体在形态上所看到的线都只不过是转过去的画，我曾对《罗丹艺术论》着迷。记得曾在晚间拿着蜡烛，移动着观察维纳斯雕像。看那形体的起伏，随着光影的转换，使冰冷的石膏呈现出生命的节律，领会到希腊大师创造的神奇，也观察到形体所呈现的线条其实是永远也无法界定的起伏转换。所以我为自己所造的茧是相当牢固的。先生让我从中钻出来的办法是耐心的，启发性的。他先让我多看看安格尔的素描——既有细腻的形体呈现，又有强劲的线条表现。又让我研究自己的近作，加以对比，直到我钻出来时，才领会到艺术天地的广阔和自由。
当时先生住在重庆南岸，每星期一下午步行十多里山路来磐溪。从星期二到星期五，上课四天，再回南岸。在校上课时，住在路边新盖教授宿舍。这是一列排开的十间草房，他住在中部的一间。左邻右舍是赵无极、关良、丁衍镛、林镛和程曼叔等。他们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快活而和谐的一群。路边走过，总是听到欢声笑语，而笑得最响也最多的是林风眠。总会听到那一阵阵爆发的大笑：哈哈哈哈……”他来上课时，往往一到教室就是半天，课间休息就和同学们一道蹲在墙角聊天。那时教室里连一个凳子也没有，大家围着他，一起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什么都谈。
他猜测各人的性格，会找什么样的女朋友，读过什么新出版的文学名著，美术史上的典故，艺术上的天地、境界。他认为艺术家的最高境界是找到理性与情感的平衡。他说米开朗琪罗偏于情感，拉斐尔偏于理性，而达·芬奇则达到平衡。这种方式的教学实在相当繁重，于是后来赵无极先生就来协助他。这样，画室的气氛就更热烈，有时为了研究一位同学的一张画，他们先让别的同学来发表意见，他们的教室就在隔壁。赵无极来我们教室时，有时就让我到隔壁代他辅导，无意中形成了一种多层次的交流。
学习气氛的活跃促使大家渴望着更深的求知和更广的交流，在刘予迪、陈泽浦和刘颐涌的倡议下，我们决定组织一个“西画研究会”，曾经得到林先生的热情鼓励。最初的成员除以上三人外，还有梅先芬、席德进和我，出过两期墙报，我记得我为之提供的两篇稿子，都是从一本法文杂志上翻译的。一篇名为《毕加索语录》，另一篇为法国艺术评论家爱里缚采访塞尚的记录，标题为《对象》。当时塞尚正在画圣·维克多山。如今译稿早巳遗失，其内容也很难记述了，只记得其中最主要的一句话是塞尚讲述他所追寻的“不是素描，也不是色彩，而是色调的推移”。
我的法文程度其实很浅，因为当时的法文课程只开了一年。于是我和刘颐涌到沙坪坝中央大学去听徐仲年的课，无奈远水不能救近火，翻译出来的稿子错误百出。后来，林先生让我们去找程曼叔教授，他的法文修养很好，得到他的耐心帮助才勉强成篇。除墙报外，还开过一次画展，都是大家课余的油画作品。后来，由于国民党制造校场口事件，又发动反苏游行，对不参加游行的同学停膳，造成停课月余。复课后即面临毕业考试，研究会就停止了活动。
因为抗日战争结束，学校准备复原，学期也就提早结束。6月上旬，林先生就东归上海，我们在他的画室受教，其实不足两个学期。如此短促的时间，受益却是甚为充实而深远。回想起来，先生的教学着重素质与修养，启导学生以宽广的视野，综观历史，研究艺术的本质。多少年后他在悼念席德进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他是这一个时代的人，在绘画上说出了这一时代的话。他不模仿抄袭也不追求时髦，他始终是老老实实做人，诚诚恳恳画画。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这正是他培植的理想的艺术品格。自1928年先生首任国立艺术院长，直至衍化为杭州国立艺专，惨淡经营十年，逐步实施着他的艺术理想。我到黑院墙人学，一开始就感应到这道余辉，直到他亲来执教，真若豁然开朗。在那非常时期，生活艰苦，物资极端缺乏，无论学习资料还是绘画用材，和今日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然而大家学习的热情能够那样高涨，这是出于为人类文明之花——艺术而献身的精神力量。
近日偶然见到一位日本学者写的《中国油画的滥觞》一文，对我国早期油画，从西方传教士的传人说起，颇为详尽，其系统、脉络和细节的清晰，为我国现有的史料所未及。以一个外国人来研究中国历史，能如此细细钩沉，实为难得。但他毕竟隔了一层，未免有所局限。他在文末对我国把素描确立为绘画基础的叙述，甚为支离。须知自1928年到1937年这十年间，国内艺术教育建设最具规模，最充实，在基础教学的建立最成系统的惟有国立杭州艺专。它的素描教学不以西方某一流派作为规范而排斥其他，因而视野开阔，能与时代合拍。其基础作用也更切实，这是历史的事实。也许站得太近了，未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当年国立杭州艺专在艺术教育上的建树，几十年来已为人所遗忘。不是由于其本身内涵的不足，我相信当时间的距离再拉开一点的时候，历史的天平会清晰地显示出它的真实分量。
由一幅小而引起的话题
最近，有位友人向我出示一幅林风眠先生所作的彩墨画，冠名《育花》。画的是一片红绿交织的花丛中，五个儿童围着几盆小花护养的场景，画面平和、华美，林先生这类作品，我过去少见，综观先生平生所作，无论是风景、静物、仕女、戏曲或现实生活中的劳动人民，都放笔纵横，充满着精神张力，像《育花》这样的风貌，不免显得有些特殊，事实上，它们也只是出现在那特殊的20世纪50年代。
1950年初，接管杭州国立艺专未久的新领导，为施引新的教学方针，趁即将选画送往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画展之机，动员全校教师积极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这个事情以前，校内曾为迎接解放而举行过一次全校教师画展，巳有教师的作品受到批判，或因纵情挥洒，或因人物五官不正，自我表现和歪曲劳动人民都是不小的罪名。当时是建国初期，百事待兴，新政尚未十分完备，文艺界有股“左倾”思潮乘虚而人。校内流言，说杭州这座创建于1928年的第一所国立艺术学校是形式主义的大本营，而首任校长林风眠便是形式主义的祖师爷，所以对于这次大展，大家都小心翼翼，有位过去曾是激情倡导现代画派的教师，在画布上定稿时，先用铅笔细细地勾出轮廓，再用钢笔定型，但油色一上，便控制不住画笔，最后还是不敢拿出来。林风眠交出了两幅100号左右的大幅油画，一幅题为《织布图》，画的是一个农妇左右各站一子一女，在一老式的织布机上织布，机前还有一个抱着纱锭的姑娘（这幅画的原作现存于台北某收藏家处）另一幅题为《欢庆解放》，画面是一群提着灯笼的儿童（此画尚不知去处）。两幅画都参用了民间年画那种“单线平涂”的方法，一改过去粗放的用笔和厚重的造型，这两幅画便是在50年代末出现的彩墨画《育花》等画的雏形。
此后六年，先生没画过这样的作品，直到1957年，上海美协组织下乡体验生活，回来创作汇报时，他再度用前法作画，《乡村小学》一画，可以说是《欢庆解放》的姐妹篇，她们十分相像（《乡村小学》一画刊载于《林风眠全集》上卷，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94年）。
1999年，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活动中在上海《林风眠之路》的展览会上，展出了上海画院所藏的几幅同类题材的彩墨画，应是这个时段有数之作。五六十年代我造访先生时，他总是把较得意的新作拿出来共赏，这类作品，他从未出示过。
80年代初，在经受长期误解之后的林风眠再度受到关注，被长期列为形式主义之魁首的林风眠，开始被列人现实主义的队伍中了，50年代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受到关注也就顺理成章，然而，一个伟大的艺术大师，他的毕生劳作，远非能以其所描绘的什么题材而列为什么主义所能界定的！我曾在1999年所写的《摸索》一文中，把先生这类作品说是“应命之作”，是说那是“应时势之命”，是时代的产物，用意是告诉那些对先生的油画所见不多的人们，不要认为林风眠的油画就是这个样子，以利于更全面地了解和研究而巳。
其实，林风眠的创作无不来自现实，无不植根于生活，只是人生变幻，各个时期心态不同，因而有不同偏重的表现，先生青壮之年，高扬“为艺术战”的大旗，叱咤风云，是一个锐意创新的艺术家，一夜可以连续作画一两百张。50年代，在横遭误解中不得不敛起翅膀，静守本真。记得先生在杭州执教时，暇时常以养花护草，或与来访的学生纵谈为乐。有一次和一个学生乘兴出外到附近山头走走，偶然在地上发现一方瓷片，把玩之余，轻轻漏出一句：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先生的本真就是如此。
我看着这一幅《育花》，揣想先生当时的心态，或许是他心目中的世间桃源！
怀念中的母校
我是1937年考人广东省立两阳中学的。时值“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阳江城内一些热血青年在县立文教馆陈政华和许高卓的领导下开始了有组织地开展民众抗日救亡活动。在学校开学前我就参与了。开学后，我不想中止这样的活动，便向学校申请走读，购了一部自行车，早出晚归。白天在校上课，晚上在城内参加读报、歌咏、演街头话剧和绘制墙报工作。有时工作紧张（排戏或赶制墙报）就在自己认为不关重要的课程时提出请假，赶回城去。因此，我在学校的时间实在不多。现在追忆起当年的老师，都巳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只有一位音乐老师，姓司徒，1946年我曾和他在南京偶遇。那时他巳是中央乐团的一位成员，是小提琴手。时值幕间休息，短暂的会晤，却牵出不少的往事萦怀，为今又模糊了。
1938年秋，在我进人二年级的时候。全省高中学生集中在恩平接受军事训练，我们也奉命前往。每天除了课堂听训以外，就是扛枪操练。然而渐渐风闻日寇已逼近广州，空中也时闻机声隐隐。终于有一天我们正在操练时听到了山那边传来的几声闷雷，阳江遭受空袭了。两阳中学首当其冲，被炸毁了！
过后不久，广州陷于敌手，有一大部分同学已是无家可归。所引起的骚动使集训很难继续，结果是奉命解散。我们即回阳江，赶到髻山脚下，只见昔日美丽的校园，巳是满眼断瓦残垣！
原先，我曾常听及同学们说过。每当晚饭之后散步登山，在半山腰俯瞰校园，只见栉比的碧瓦在夕照中闪闪发光，一片辉煌，远处是田野、大江，天际的流霞与远山逶迤相接，引起无限遐想。在其间纵谈所学，畅想人生，曾是多么幸福。这种感觉，我曾为之遗憾于未能拥有，而今后再不会拥有了！我顿感所失去的东西，原是那么样的美好！
学校被迫停课了。我把全部精力和热情投人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之中。1939年春，我参加了群众抗日团体《大中文化社》，驻社工作。不久，社址又被炸，领导人远赴陕北，《大中文化社》停止活动，我转而参加《江流剧团》。
本年秋，两阳中学迁阳春复课。我因巳投人工作，经常下乡演出，未即去复学。次年春（1940年）《江流剧团》遭国民党政府解散。我便即赴阳春复学。
此时两阳中学已迁至春湾松柏，我和几位同学从阳江县城，步行两天始达。松柏乡在群山窝里，僻静极了。我这两年一心只专于抗日战争，不免有点耐不住这个世外桃源，便向校方申请：让我在当地做些宣传抗日的工作。得到了允许，选择了临时校址的中心地带——两大座祠堂之间的一个一两百平方米的广场，两边是两面高大的风火墙，相互对峙。这正是制作壁画的极好的地方。我选购了可能买得到的土颜料，配以石灰、煤烟、胶水，挖取植物的粗根，将一头锤烂充作巨笔，在一面墙上画上《日军暴行》，对面墙上画上一个兵士，一个民兵。用手指着前方，大字题上“问良心，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要站在高梯上作画，进行得很慢。时时画得放不下手，常常缺课。学期结束时，我的数学考试不能及格。现在回顾起来，我在两阳中学上课的时间，前后总起来就这一年半时间，而且也不是一个一心向学的好学生。
我已决心专攻艺术。暑期后没回春湾续学，其后又经过了几年的准备，于1943年5月，只身奔赴重庆，准备投考艺术学校。出发前几天，我专程跑向髻山之麓，准备用画笔留下母校残躯。那天晴空如洗，东方一片嫣红。我画下髻山一角，拖带着断墙上尚余的残檐，几角琉璃碧瓦犹在晨光之下闪闪发光。我很珍惜地带着这张可作纪念的作品在身边，但不知何时何地把它失落了。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我所剩下的只有怀念了！
2001年11月14曰
1999年参加“中国艺术名家澳门写生团”赴澳写生
“苍然鳞甲欲成龙，龙有老时松不老”—观赏海粟老人油画近作
苏天赐沈行工
黄山之松，傲立霜雪，苍然鳞甲，然而枝叶披离，苍翠欲滴。这是充满生机的艺术之树的象征。读海粟老人画松题句，不能不联想到老人的艺术生涯：70年的艺海驰骋，历尽坎坷而不损其志，以耄耋之年，继七上、八上黄山之后又九上黄山；登绝ii献；挥巨擘，叱咤千峰；又天南地北，鹭鸟，珠海……当衢笔数红棉。老人的精力过人地充沛，而又以过人的勤勉，创造出令人叹服的劳绩。老人常勉后辈：要发热，要发光！”观赏老人在江苏美术馆所展出之百余幅近作，真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其胸怀的灼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其灿灿然的生命之光华！
海粟老人的艺术，没有固囿于他既成的风格，总在不断地探求，着力于创新。这是他能永葆艺术青春的奥诀。老人早在30年代就已提出：画像乃表现，而非再现：造型而非摹形”的主张。认为：时代里一切情节变化，接触到我的感官里，有了感觉后，有意识，随即发生影响。表现必经过心灵的酝酿，智力的综合，表现出来，成功为一种新境界。”在艺术上的探求和创新，必须：一是对时代生活的自然界的感受；二是经过心灵的酝酿，智力的综合。仔细学习美术馆二楼展厅里所展出之油画，可以领会到老人这条在艺术道路上始终如一的探索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