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然决心已定，就玩儿命地进行准备，连上食堂吃饭也在背外语单词，晚上则挑灯研习油画技术，就像一辆开足了马力奋力爬坡的越野车。功夫不负有心人，待考试分数一公布，我的总分居然名列前茅！于是，我幸运地入苏天赐老师门下成为他的研究生。
但新的挑战随之而来，我毕竟是学国画出身，面对新的学习前景诚惶诚恐。在学校期间，我虽然不是油画专业的，但苏老师的课却经常旁听，尤其他在资料室为学生讲解世界名画的课，是我最爱听的，每次早早做好准备，甚至为此而不惜放弃其他的课程。
对于我这个非油画专业的新学生，苏老师给我上的第一次课就抓住了我的心。这是一次透彻的长谈，苏老师慈祥而深刻的话语使我牢牢记住了以下三点：
1.要以广采博取的姿态来解读学习中、西文化艺术悠久而丰富的传统资源，而不必拘泥于某门某派；2.画自己所熟悉和热爱的生活，并从中发展出自己的绘画风格；3.就我而言，要牢牢抓住黄土高原，深入进去，磨炼出独特的绘画语言，从而开辟出“只属于你丁方自己”的画路。那么如何博采众长呢？苏老师给了我具体的指导，他说，“你在黄土高原上的写生追求质朴坚实和博大，那就应该研究相关的大师画路，如库尔贝、乔治·卢奥，拉美画派；同时你也对神秘的光很感兴趣，那就多研究一些卡拉瓦乔、拉图尔、勃伦朗，对他们加以融会贯通，最后就慢慢形成你的风格了！”于是，我根据苏老师的点拨去进行相关研究，果然收获甚巨。我先后写出了《伦勃朗油画<出浴的自特西芭>分析》、《论绘画的写实的基本功》、《关于素描的创作性教学》、《论库尔贝的绘画语言》等论文，并在绘画实践过程中努力贯注之。尤其一件事情使我难以忘怀，《关于素描的创作性教学》一文的打印稿，被一位参加我的论文答辩的权威教授看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在文中对学院中盛行的抹杀个人感受的素描方法提出了质疑，他声言要在我宣读论文那天在报上和我争论。我征求苏老师意见时，他泰然自若地微笑着说：“你的观点有道理，不用担心，这顶多是学术问题之争嘛！”有了老师的鼓励，我信心十足地完成了毕业答辩，此事在当时颇有影响。在创作方面，苏老师嘱咐我画路要宽，不要将自己局限于某一种画法之内，因为风格是慢慢形成的，切莫过早定型。因此，我在准备毕业画展时，既有质朴敦厚风格的素描与风景油画，又有充满表现主义要素的人物组像——如《抗旱》、《浇灌》、《收获》，同时还有具有古典主义韵味的风情画，《回娘家》、《推磨的少女》、《船夫》，以及具有浪漫诗意的幻想性油画创作《牧童与牛》等，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这些发生在20多年前的老师的教导与学生的实践的往事，成就了我的艺术面貌，使我不仅从方法上，更关键的是从认识论上建立了对油画、对艺术、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全面的历史观和广阔的眼光，使我在艺术创新的路上乐而忘返，开辟了自己那一片艺术天地。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和准备，我于2002年在全国四大城市举办了个人画展——《风化与凝聚——丁方艺术展》。说来也巧，我在南京的展览正好紧接着苏老师个展，是南京博物院组织筹划的“江苏着名油画家展览系列”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老师兴致勃勃地前来观看了我的画展后，十分欣慰，在研讨会上他对我说：“你的画中有很浓郁的情感，我看得出它是由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很好。下面就是要把激情融入更为成熟的艺术表现语言，以达到更完美的境界。我期待着这一天！”。他的这番话我始终铭记在心。
四年后，我再次在南京举办了名为《我心在高原》的个人画展。当我到苏老师家送请柬，他在看了我的画作的印刷品后，立刻以画家的直觉向我兴奋地脱口说道：“哦，好呀，你现在的画风更成熟了！”那时，苏老师已患病在身，我看着苏老师瘦弱的身体和溢于言表的喜悦，心中情绪汹涌，但嘴上却表达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的请苏老师养好身体，以后有机会一起去写生。画展开幕那天，各界嘉宾纷至，但我并没有兴奋，心里总是惴惴不安。
苏老师出现了！他银发飘然，精神矍铄地步入展场，各界人物和媒体一拥而上，他一一婉言推开。他仔细听我介绍画面，并和我一道点评每幅作品：“这幅色彩很好”、“这幅画的肌理和色调运用得很特别”、“这一幅与你以前惯用的色彩不一样了，很有想象力”！时间很快过去了，天空降下瓢泼大雨，冲散了蒸人的暑气，在意外的凉爽中，我们把苏老师送回了汤山宅邸。第二天，报纸记者电话采访苏老师，请他就丁方画展说几句，苏老师告诉记者说：“我已为丁方画展写了一篇文章，你们从中取用吧”。这是老师留给我这个学生的最后一笔财富，短短的八百余字中充满了浓浓诗意、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越在高处，就越有自由”，多么诗意的激励与期望！的确，我经过努力，已打造出了自己的一片艺术天地，如今我站在这天地中，借着光亮，看清了自己要走的路，以及路途中要跨越的障碍，也愈加看清了自己的不足之处。我反复诵读着苏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书写的自传体散文《我站在画布面前》，其纯净的意境和优美的文体，不仅令我感动，而且给我以无比的勇气，去追求艺术的真谛，实现人生的价值。
2009年7月于北京亚运村黑衣女像
——苏天赐的肖像画艺术
漠及《黑衣女像》是着名的油画家苏天赐为数不多的至今仍保存着的早期作品之一，它完成于1949年的4月。当时，杭州已临近解放，国立艺专也已经停课，学校还成立了专门的应变委员会以防不测。苏天赐也从卧龙桥附近的居处搬回至孤山脚下学校本部办公室楼上的单身宿舍。那段时期的白天倒是比较平静，学校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苏天赐便开始了他的《黑衣女像》的创作。作品中的女青年是凌环如女士，现在的苏天赐夫人。当时她是国立艺专的学生，与林风眠的女儿蒂娜过从甚密。在蒂娜的一次生日晚会上，建议苏天赐为蒂娜画像的就是她。其实，这是苏天赐第二次为凌女士画像，第一次是在半年以前，那幅作品后来被画家题名为《蓝衣女像》。这两幅作品从风格上来看是属于同一系列，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说是中国的肖像油画在经历了模仿、消化和变通之后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创造的一个标志，也代表着苏天赐当时的最高的艺术成就，它们无疑属于现代中国油画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列。但令人遗憾的是苏天赐在这方面苏天赐《黑衣女像》
1949年作的试验和探索在刚刚开始不久后便中止了，使出现在他早期艺术生涯中的一种较为成熟和完善的绘画风格过早地终结了。
《蓝衣女像》从成画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画面上出现的龟裂和斑驳正是时间留下的印迹，画中女青年衣饰的紫蓝和头发的金褐也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这种“黯然失色”
并未减弱作品所具有的感染力和透射力。即使是在现在我们仍能从画面上感受到画家在创作时的那种挥洒自如，得心应手的自信状态。苏天赐通过流畅随意的线条勾勒完成了对形的把握，因此从他笔端流出的线条总有一种“写”的意味；接着，他又用流放快捷的笔触完成了色彩的铺设，使人物变得坚实厚重起来。因此，在这幅作品中，我们既能领悟出东方艺术的飘逸和灵动，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璀璨和坚实。在《黑衣女像》
的创作中，苏天赐似乎投入了更大的热情和精力，我们可以从他自己对作品创作过程的描述中获得较为详尽的信息：“当时我完全按我自己的方式来画，表达的不是坐在我面前这个人物的片时状态，而是我对其人的熟知和理解，如果说一般的人物写生是从一个固定的视角去描绘对象，而我的企图则是综合了在生活中从多视角观察所得的总和，它们贮藏在我的心底，所以我作画时要参照两个影像：一个在眼前，一个在心里，它们很不容易融合在一起。我好似在丛莽中攀登，没有现成的通道，只能奋力向前，随机应变。
我不断地尝试，又不断地否定，画了又刮掉，重画又重刮，为此反复十多次后我所追蹑的两个影像已不再相互分离，它们在画布上随着线条和色块的游动已联成一气。重要的是它所显示的，正是我所要表达的，虽然还不尽善尽美，但一切都是已联成一个整体，如同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一样不可作部分的移易。”从这段文字的描述中我们也能感觉出苏天赐已对他表现的对象——凌环如女士产生爱慕之情。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画笔已被他们内在情感所支配，坐在面前的模特成了激发他艺术灵感的缪斯。苏天赐把着黑衣的女青年置身于红色的背景之中，使画面在庄重中透射出一股热烈，这种红、黑对比的色彩处理也使作品具有某种东方气息，而凝练概括的人物造型无不透现出苏天赐坚实的素描写实功力。女青年向左微倾的头部和抱合着的纤细修长的双手构成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形姿，一扫肖像画所常有的那种凝重，使画面具有动感。这样的形式处理也造成了一种围合的视觉指向，细腻而又含蓄地表现了恋爱中女青年的那种既热情又矜持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女青年胸前和手臂上那几块灰白颜色以及在其上用黑线勾出的图饰，它们看似画家不经意的涂抹，其实正是他匠心独运之处。这几块在黑色的包围中跳跃抢眼的白颜色不仅产生了色彩的呼应效果，增加了人物的体积感，同时也给画面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肌理效果：它既有油彩的韵致又有水墨的意味，真可谓是东西艺术交相辉映的神来之笔！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引申出一个话题来，那就是油画民族化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中，这个问题一直被争论不休，也有不少画家在进行着探索。但从现在的结果来看，许多争论和探索都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或庸俗化了。所谓的油画民族化并不是多画几堵黄土墙，或仿照民间壁画用油彩作单线平涂就能解决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如何用地道的油画的本体语言画出具有东方意韵的作品来。在这里“语言”和“意韵”应该是合于一体、水乳交融的，而不是刻意捏合或相互排斥的。其实，苏天赐早在50年前所做的努力已经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如果他们这些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能为更多的同行所熟悉的话，也许在后来发生的争论中会有一个更为切实的话题或参照了。
《黑衣女像》完成后，曾一度挂在苏天赐的卧室里，也常有青年学生前来观看欣赏。
这幅作品的传奇经历也为它增添了不少的画外色彩。新中国成立后，因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产生了新的艺术标准。《黑衣女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都遭到批判，罪名就是作者热衷于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东西。当时最不能让他理解和使他感到痛苦的是那些最为严厉的批评竟来自几位昔日曾追随于现代新潮艺术的教师。这幅画后来在“文革”
的一次批判会后下落不明，直至1979年，苏天赐的一位学生在一个垃圾堆里捡到了它并将之送还给了老师。经过“十年动乱”，苏天赐绝大部分的早期作品都已散失难寻了，但他没有料到竟还能重新看到他的《黑衣女像》——一幅几十年来给他带来多少麻烦而他又一直情心所系的作品。《黑衣女像》于1997年应邀参加了“中国油画肖像艺术百年展”，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也是它的第一次公开展出，离它完成的时间已经快50个年头了。
苏天赐先生的《黑衣女像》是先生最重要的人物画作品，被当今画界推崇备至，也必将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黑衣女像》命运坎坷。1949年画成，1966年“文革”祸起，《黑衣女像》被红卫兵抄没。1979年又被从垃圾堆中寻回。
偶然的机缘，这命运的最后一节，被我无意中撞着。
记得是1979年，我大学二年级。某日午后，阳光灿烂，我去院部办事（时院部机关在现教育学院大屋顶办公楼）。到了那里，只见人进人出，原来是在大扫除。我只得避让一旁，呆站等候。
“喂！是美术系的吗？”一声断喝，我抬头，只见廊下站着一位干部模样同志，手指我身旁：“这是我们清理出来的一堆旧画，你快回去问问系里面要不要，来个电话，不然就按垃圾处理了！”
我才发现在我左近，冬青树下的水泥路上，一堆破残不堪的纸堆布卷。赶紧过去，掀开其中一张，呀！原来竟是苏先生的《黑衣女像》！那时似乎不叫这个名字，记得曾在先生家见过此画的黑白照片，惊异于画面美丽的形式感。先生也惋惜地告知，此画是1949年为凌环如老师（苏夫人）画的肖像，可惜“文革”抄家后已经找不到了。
现在找到了。我有点发愣，老实讲，当时的观感真有点失望：画面通体已近棕色，颜料剥落不说，画面结构似也漫漶了，细细看去，画中人物的眼神竟是委屈！
“还不快去呀！”干部模样同志似不耐烦，变着声音催促。附近有人开始冲洗路面，而焚烧垃圾的烟雾也已升起来了。
“好，好，我马上回去报告！”我有心把画卷走，抱回系里，但干部模样同志就在旁边，且那时“文革”刚过，个人不得擅自行动，凡事必先汇报组织，这是当时的铁律。我只有唯唯掉头奔回系里。
记得当时是报告了时任系办公室主任的李国杰老师。李老师大约也是电话往还，查证核实了一番。总之，隔天听说那堆残布败纸已安然送到系里，《黑衣女像》后来辗转又回到了先生家中。
时隔30年了，《黑衣女像》早已入庙堂，登画册，上电视，见报端了。而先生也已作古。
当年热恋中的先生画下热恋中的师母，才子美人，激情横溢，浇开中国当代油画中的奇葩一枝，也引出一段乱世佳作的传奇。
先生这幅肖像，真是天生丽质，却又红颜薄命。一画成即遭批判，深藏家中也避祸不过，被红卫兵打入冷宫，不见天日凡十三年。及至发现，已是弃之路边，奄奄一息。真个是“零落成泥碾作尘”了。
后来读到先生写的《我的回顾》里作此画时的心得，那种对艺术学问的细腻思考，对形式法则的精致推敲，然后是画面表现出来的那段纤纤柔情，这一切，哪经得起当时铁拳意志的意识形态的搓揉！
去年深秋，先生画展在北京开幕。《黑衣女像》自然是供奉在美术馆圆厅当中，鲜花音乐，灯光柔和，最好的位置，最好的展示效果。这才是《黑衣女像》应有的地位。
我弯身凑前，想就近重温一下画中人手势优美的轮廓处理，同时也就瞥见保安投射过来的疑戒目光。
从路边发现，到美术馆圆厅，时间走过半个甲子，光阴也才轮回了一半，感觉竟已恍若隔世了。《黑衣女像》的遭遇，有如过山滑车，反映了艺坛的起伏，也见证了政坛的荒谬。
想想“艺术”这个东西真是脆弱。本来是人们发自本性、纯良的爱好，不想屡被政治利用，现在又被金钱狎玩。捧杀棒杀，天上地下，艺术家的自傲与自卑，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