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于1928年1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小说集就叫《花、之寺》，足见巳成夫妇的陈凌二氏的理直气壮》鲁迅在1935年应约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他在写导言时，不再提《花之寺》的“到窃”旧事，反而对凌叔华的小说来了一段专门的赞扬评论，这巳经算是对“旧冤”的铲除，归复于公正了到了今天，再谈这事，我们可以做的，该是把《花之寺》和《在消夏别墅》这一中一俄的小说名篇拿来对照研究，客观地指出其异同，并论证凌氏新作的特殊贡献决不应再翻出已经结清的旧账之片断，加以放大，硬要人为地击倒一方才罢休。再说“剽窃图画”。阎文旗帜鲜明地把凌叔华应徐志摩之请求而“描”出的“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定性为“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的黑白画像”，其中所含对凌叔华的蔑视“昭然若揭”。阎先生或许不知道，“描”图案时的凌叔华尚是待字闺中的大姑娘，还不是“陈妻”。她和陈西滢结婚是在1926年7月，“描”图案的事发生在1925年10月1日即这一年的农历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凌叔华对这件事有公开说明，刊登在1926年5月5日《晨报副镌》上，她称之为“一点小事”，是写给徐志摩的信，说得很细，足以将“剽窃图画”的历史旧案结清一去年秋间你初办副刊的前几天，你满处找人画副刊目录上的图案，后来找不到人，你急了就来向我诉委屈，苦丧着脸坐着不肯走。后来我们找出一册厚厚书面样本来同看，找合意的样子，结果你同我选上那个扬手女郎逼着我描下来，晚上好交出去付印，我心下因为痛惜那本画册，不舍得交你撕下一篇来，所以就描了，以为不写上我自己名字描一下又何妨呢？而且当夜聚餐（大约是晨报社请的就有许多人问这画，我也就告诉人家从那本子出来的。哼，那晓得因此却惹动了好几位大文豪小文人顺笔附笔的写上凌女士抄袭比斯侣大家。种种笑话说我个人事小，占去有用的刊物篇幅事大呀！因此我总觉得那是憾事，后来就请副刊撤去这画，这真不值得一议的事情。
凌叔华写上述文字是1926年5月2日。徐志摩在编发此文字之后，加了一段“附识”关于“一点小事我早就在京副上声明过，完全是我做编辑的疏忽，连累替我帮忙人受不白之冤，我是最耿耿于心的：但在“这年头”，你知道，“这年头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借此机会培养培养自己的幽默，是真的。我们不说了。
1926年底凌叔华为徐志摩绘制的拜年卡，证实她有绘画能力，而且功底不浅。
我手边没有《京报副刊》，但徐志摩肯定是在那里声明过，因为“重余”的（《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1925年10月8日发表于《京报副刊》。旧案在凌徐再声明之后，就应了结。一年多后，1927年9月9日，鲁迅在《革“首领，’》一文中又重提“某女士窃取4琵亚词侣’的画”的往日冤事，就于情于理都有点相背了。
从凌叔华的文字中可知杨手女郎图”描自瑟亚词侣这话，在1925年：秋夜聚餐会上是由凌叔华本人亲口说的紧跟着就飞快地传开，还传到了鲁迅耳中。但冒冒失失的徐志摩偏要在首刊凌描瑟氏图案时特别加一句“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就坏事了！
但，徐志摩是亲眼看着凌叔华仿描“扬手女郎图”的，在出报当天即W25年10月1日他寄赠样报给友人刘海粟时所附短信中写道：“副刊新图案何似？胡不为我造新？”显然是求请刘海粟帮忙创作一个新的图案，以取代凌描之图案。
可是，曰后无论是“重余”还是鲁迅，都不再提及徐志摩的冒失，而是扭住凌叔华不放。其实扭住凌叔华不是目的，他们的目的是想整治陈西滢。那时，陈西滢与凌叔华热恋的消息巳是满城风雨，连鲁迅也忍不住在写于1926年1月14曰的《有趣的消息》一文中冷嘲陈凌道：“或者，‘阿哥’这一声叫”，“正在夜间十二点钟罢”鲁迅所引凌叔华对陈西滢的“‘阿哥’这一声叫”，是徐志摩记述凌叔华劝陈西滢不要再写文章得罪人时说的。被鲁迅这么一发挥，让人感到实在不合适。
我不认识在1998年第六期《文学自由谈》上发表《一次关于抄袭与剽窃的争论》的作者阎晶明先生，无法确认他是哪一代人在对“五四”后三十多年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队伍中，我直感到这样的一个突出现象：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或更早一点成名的一代前辈学者，他们或多或少都往往有无法摆脱的情感定势和趋向性思维，总带着有色眼镜在“研究”，连胡风晚年提及《花之寺》旧事，也没有忘记轻蔑地讥刺一下“现代评论派”主将之一陈西滢，咬定说他的妻子的小说是“抄袭”契诃夫；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在七十年代末甚或八十年代以后才入手研究中国新文学的中青年一代学者，就稍可取“隔岸观火”的态度了》研究考察就只能是无情解剖，“誓死捍卫”或“坚决打倒”，这不是弄学问的姿态。
我不反对情感化的叙述和研究，但我强调基本的事实一定要无条件地认可；事实没有彻底搞清楚的，首先得花点气力、费点功夫把它搞清楚。譬如，要谈论“重余”揭露凌叔华“剽窃”瑟亚词侣图案一事，考证出《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的作者“重余”就是女作家陈学昭，再查一查当年那个中秋节聚餐晚会陈学轺去了没有，她与凌叔华有什么瓜葛，她并不研究外国画家何以知道瑟亚词侣，她写这篇文章是什么起因，她晚年回顾往事时又如何释说此事。等等等等，把这些都弄明白，就比扯起嗓子骂几句陈西滢更益于后世。
叶圣陶《倪煥之》的版本
被茅盾誉为“扛鼎”之作和被夏丐尊赞为“在国内的文坛上也可说是可以划一时代的东西”的《倪煥之》，其产生与鲁迅的《阿Q正传》和巴金的《家》类似，也是作家相当熟悉的驾轻就熟的题材，因了刊物的约稿，在热心编辑的催促下，由作家逐段赶写并分期连载最终成就一部完整长篇的。
那是1928年初，主持《教育杂志》的周予同想在他的刊物上连载反映教育界实况的作品，他把这个任务托付给叶圣陶。正值壮年的三十三四岁的叶圣陶，二话没说，操起笔来就写，一写就是断断续续一个年头，直到1928年11月15日才结束。叶圣陶一章一章地写，《教育杂志》便一章一章地在《教育文艺》栏目发表；这份月刊从这年的这一期到第十二期，每期都有《倪焕之》的连载。叶圣陶对《倪焕之》所写内容的熟悉，用阿英在《倪焕之》尚未连载完时的1%8年9月中旬写的《叶绍钩的创作的考察》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因着他的丰富的教育经验，在写着十二万字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他的教育小说的成就，在他的创作中是最好的。”
叶圣陶不是突发性感情冲动类作家，他冷静地思考了他要写的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决定以贯穿作品始终的主人公倪焕之的人生道路为经，以“五四”前后二十年间国内城市、乡村和学校所发生的有关事件为纬，有条不紊地安排情节。在文字表述方面，叶圣陶努力追求抒情风格，即诗的意境；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静静地品赏《倪焕之》，仍然感受得到作家当年刻意酝酿的诗的抒情的气氛。这，正是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我们来听听叶圣陶的自述，他说这篇文字，去年1月动手，11月15日作毕。中间分十二回，每回执笔接连七八天，写成一部分便投送《教育杂志》社，下笔不能轻快，成绩虽依然平常，而斟酌字句的癖习越来越深，所以每回的七八天，所有工余的睱闲差不多都给写作占去了。”
《倪焕之》分十二期在1928年全年《教育杂志》上刊完，叶圣陶并没有马上想到出版，因为他拿不准这部作品是否有印单行本的必要。是夏丐尊一他的好朋友和亲家翁，主张着手修订出书。叶圣陶没有立刻赞同夏丐尊的建议，只是把“从《教育杂志》上拆订的《倪焕之》”交给夏丐尊请他“为之校读并写些什么在上面”，而后再商量出书的事。办事作风一贯认真的夏丐尊，逐字逐句“校读”一遍后，还写了实实在在的读后感《关于《倪焕之》。从《关于《倪煥之》》文末写作时间来推测，夏丐尊是在开明书店排妤了版以后确实躲不过，才执笔为文的。而且，夏丐尊至少详细校读了两遍《倪焕之》。
叶圣陶的《倪煥之》
1929年8月由开明书店在上海初版印行，正三十二开我手头只有1930年4月再版本，是布面硬精装本，现在巳呈淡灰色，估计原为深蓝色，背脊字烫金，封面上部有一凹进去的小长方形内又凸出书名，字可能也烫金，因笔画细金色已不复存在8作品正文有四百二十页。扉页之后、，作品正文之前就是夏丐尊的《关于《倪焕之》》，占了六页。书的最后是三页广告，刊登了包括《倪煥之》在内的开明书店版小说书目共三十三种。广告之前是版权页。作品正文之后、版权页之前还有茅盾的《读《倪焕之》》和叶圣陶的《作者自记；夏丐尊和叶圣陶的文字均作于8月，即出书的同一个月。茅盾的文字不是为本书的出版专门写的，此文作于1929年5月4日，发表于同年5月12日《文学周报》上。叶圣陶在《作者自记》中解释道茅盾先生的文字”，“因为他陈说的范围很广，差不多就是国内文坛概观，留心文事的人自会去取《文学周报》看，故而这里单把直接论及我这一篇的转录了”。
为了述说的方便，我们把最初连载了十二次的《倪焕之》叫做“《教育杂志》初刊连载本”，把第二个版本叫做“开明初版三十章本”。这两个版本不是完全一样的，后一个版本巳经发生了不少变化。送往开明书店发排之前，叶圣陶根据夏丐尊的“校读”意见，将作品“依他的意思修改”。然而，这里说的“修改”主要是纯文字技术上的润色，因为夏丐尊认为“等于蛇足的东西”的第二十章，作者就没有删除。排出铅字清样后，作者“又曾请调孚先生精细校阅”以上引用的叶圣陶的话，都是初版本《作者自记》中的，他还说如再有失校的处所，这本书苟有再版的机会，还是要把它改正的截止1949年3月，“开明初版三十章本”《倪煥之》二十年间印了十三版，自然构成了《倪焕之》的初版系列。无法搜集齐全这个系列的不同印次的十三个印本，未敢断言是否有所改动但可以排一下叶圣陶的日程，他这二十年抽不出大块时间来修改长篇，同时在他的曰记、书信和文章令也找不到相关的记载。倘若出现异文，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作者或编者的订正和润改；二是原纸型报废重新排字过程中失校的“手民之误”，从可靠的间接材料推知，《倪煥之》至少有过一两次的再版时的重新排字。
开明书店版《倪煥之》第十三次印本上市不久，中国进入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作为旧社会的私营开明书店和别的私营书店一祥即将消失，一本“民国年代”的“旧小说”
当然就不足挂齿了。细查叶圣陶日记，在1953年4月15日这一天他几乎接近冷漠地记载道广文学出版社方白来访，谓彼社将重印余之《倪焕之建议删去其第二十章及第二十四章起至末尾之数章。余谓此书无多价值，可以不印。方嘱余考虑，留书而去。余略一翻观，即写信与雪峰、方白，首先主张不重印若他们从客观需要考虑，认为宜出，余亦不反对，同意方白之建议。”这儿“文学出版社”就是指“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它一成立起直到现在都是被定为权威的国家级出版单位，五十年代在此社印行一本书是一件不小的事。但叶圣陶对该社所派专人来告知的出书“喜讯”，却并不怎样高兴，为什么？
再读读他1953年7月21日的日记所载“文学出版社以《倪焕之》之校样来，一一为之解决，未能通体自校一过”，可知叶圣陶那时的心情：他不满意如此删改自己的旧作，连依几十年的仔细审读校样的惯习也毫无兴致延续。然而又无可奈何，一个多月前即1953年6月2曰的曰记载录了这心情人民文学出版社送来整理过之《倪焕之》一本，于不甚妥适之语句，故意用古写之字体，皆提出意见，嘱余自己定之。余十之八九从之。”实际上在说：叫改就改，不必商量，“从之”就是了！紧接着便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自责以今日视二十余年前之旧作，实觉粗陋草率，细改亦殊为难，只得扔之。送回时附一短书，谓重翻一过，复感愧恧。务希尽量少印，聊资点缀即可矣。”
这个由方白和冯雪峰具体操持弄出来的本子，就是1953年9月出版仅剩删改后二十二章正文的《倪煥之》，可称之为“人文社二十二章删改本”。这个版本的首次印本使用的开本是比大三十二开略长略宽的豪华开本，现称“国际大三十二开”，印二万五千册。我见到的1957年本《内容说明》未尾所述“此次重排出版，曾由作者加以修订”成了经不起检验的文字；事实应是“此次重版的，删改，经作者允可”。但使用后一种表述，也并非没有余患。因为不到五年，1958年5月22日叶圣陶为本年10月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叶圣陶文集》第三卷所写《前记》，其中一半篇幅是谈《倪焕之》的广《倪焕之》原有三十章。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把它重印，有几位朋友向我建议，原来的第二十章和第二十四章到末了儿的七章不妨删去。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此，1953年的版本只有二十二章。现在编文集，又有好儿位朋友向我劝告，说还是保存原来面目的好人家要看的是你那时候写的东西什么样儿。我想这也有道理，就把删去的部分补上了。”
然而，千万别以为“人文社《叶圣陶文集》三十章本”《倪煥之》就是原貌版本，这个本子改动最多；而且，不详细察看发排原件手迹，就无法判定哪些改动系作者亲笔、哪些改动为出版社编辑所做。“人文社《叶圣陶文集》三十章本”《倪煥之》自此时起成为流行甚广的定本，截至现在巳有好几个据此本重排再印的繁体和简体字本。
繁体字本有1%2年11月和1978年12月的正三十二开印本，后一种赶上“书荒”年代刚过去、人们渴盼读书的时候，印量大得惊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倪焕之》列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印行大三十二开本，为《倪焕之》的第一个简体字本。但是，这家被定为最权威的专门出版高档次文学书的国家级出版社在图书版次登录和图书版本说明方面的文字，让人不敢相信。比如说，1999年10月该社出版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介绍《倪焕之》时说的“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初版加以校订出版，补入先前被删去的结尾八章，恢复了原版，的面貌”就几乎全错。
1987年6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叶圣陶集》第三卷编入了《倪焕之》，但作为编者的作者的三子女却不交代所据版本，当仍属“人文社《叶圣陶文集》三十章本”系列。而且，这个“苏教版《叶圣陶集》第三卷本”《倪煥之》校对欠精，连茅盾和夏丐尊的文章之写作时间都被误为9月，比出书还晚了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