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在无论如何的状态之下，总是有进步的。譬如一条冰河，面上虽则冻有极厚的层冰，然而只教这冻不是连底冻，那么底下的水，一定还是在流动着，这流动仍旧是进步。中国自从辛亥革命以后，虽则战乱迭起，民不聊生，然而中华民族，还没有死尽，不管它几次袭来的朔风雨雪，民众在表面上虽已受了不少的摧残挫折，但实际上一般国民的思想行为还是在向新的方面跑，还是在著著进步。
若要求中华民族进步的证据，但倾向广东一看，就可以知道。中山先生在广东经营以来，曾几何时，而现在的东南天下，已全部受他的感化了。不过人类的欲望的进步，比实际的进步还要快，我们的理想的飞跃，决不是特别快车或最大的飞机所能赶得上。所以在此地，我们要许多文化批评家、政治批评家出来努力，把他们的理想，全部揭发出来，把未来和现实的政治文化比较比较，可以使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政治，所有的文化，去理想还有几多远，我们进步的速力，实际上只有多少，要如何的做去，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速力。这一种批评工作，与社会的进化，有极大的关系。可惜我们中国，还很少专门做这一种工作的人，可惜我们中国的当局者，还很少能够了解这一种工作的重要。
广州情形，从表面上看来，已经可以使我们喜欢了。宽广的马路，高大的洋房，新建设的公园，威严的衙门，凡初到广州的人，见了这些表面的建设，总没有一个不眉飞色舞的，以为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一种能力，我们中国人，也有比各处工部局更有希望的经营才具。然而我们再仔细一问，才知道这一条宽广的马路底下，曾经牺牲了多少民众的脂血。这些脂血，若完全洒在马路上面，倒也是可通的话，但是这些脂血，却被一个政府中的人吸收去了。他一个人肥胖得厉害，戴上了眼镜，坐起汽车来了，而广州的路上，便添了许多无立锥之地的穷民。这倒还是小事，我们先来放开眼睛，且看看广州的政治，教育，和农工阶级的现状之后，再作总括的批判罢。
第一先谈广州的政治。在前清的时候，到广东去做官，是没有一个不发财的。辛亥革命以后，这一种官僚的黑暗，当然除去了许多。中山先生在广州建设政府以后，这一种污点，当然更洗了一洗。但是现在怎么样呢？政府中人，位在部长厅长阶级的人，当然是很清苦。每天晚上宴客的一席几百元的开支，日夜奔驰的几乘汽车的开支，汽车边上站着的四五个拿着手枪的护兵的开支，都只能由公家给付。他们的月薪，都只在五六百元左右，并且总是身兼十几个要职，这几个兼职，都是兼差不兼薪，只能收得一二千元一月的马夫费和办公费，此外却是分文不取的。所以这一个阶级的人，是十分的清苦的。因为他们中间，思想旧一点的人，家里或许有几位太太要养，年纪轻一点的人，或许有祖老太太老太太要养，并且因为他们居在最上阶级的原因，亲朋戚友，来投奔觅食者，决不少于孟尝君的食客之数。一方面他们要维持他们的地位，也要用几个和自己的政治见解一致的人，要支撑他们的门面，对于同阶级者，或比他们更有实力者，也不得不费点周旋来往的费用。所以他们的确是很清苦，至少这一阶级的大部分，都是很清白的。不过其中有两三位，因为他们的地位，和金钱太接近的缘故，所以外面的人言喷啧，但记者却没有上外国银行去调查过他们的存款，在此地断不能瞎说，总之现在广州中央分政府省政府中间的第一阶级，就是厅长、部长、委员或主席阶级，以外表来说，就是坐汽车而有拿手枪的护兵在车上站着的阶级，以他们的私收入，只如上所说，比较起北政府的官僚来，当然是进步了不少。其次比他们次一级的秘书科长阶级，却不能说了。他们的利害，大约和上一阶级者相通，假如革命政府和省政府等，对于人民的剥削，有不能拿到青天白日的底下来说的地方，那么这些黑暗的罪恶，都应该归在这一阶级的身上，因为暗中的敲刮，表面的粉饰，都是这一个秘书科长阶级做成的。其他若征收机关，地方县政府，小团体等的黑暗，恐怕比前清末叶，进步不了许多。不过这一层，我们要原谅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无新的训练的人，并且大半是第一阶级的亲戚故友，一时要他们改变过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只好慢慢的待他们的自毙，或积极的作第二次的洗刷工作。这是讲到政府机关的操守方面的话，还是小事，现在我们要讲到政治中心人物的施政的思想上去了。
国民政府，是国民的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它的基础是建设在国民的全数上的。然实际上在这国民政府内在左右政治的大局的，只有几个人，几个和民众漠不相关的前世纪的伟人。民众的代表，虽则也有列席发言的机会，但是这几个代表，若不先表示软化，便要压迫得不能容身。因此国民政府的各机关，和中央党部的门前，民众请愿的团体旗帜，络绎不绝，结果思想上行动上，就分出了左右两派来。所谓左右派的不同的思想行动，大约大家已经知道，可以不必再说，不过这两派的分歧的要点，却很不容易看出。他们的口头都在说为民众谋利益，都在叫一样的口号。然而兵工厂的工人，完全被解散了，工会与工会的中间，受了一派的人的运动，互相攻击起来了。到得不能解决的时候，要仰仗政府的设施的时候，政府仍在说政府的话，被压迫阶级的满肚皮的苦楚，仍旧是吐不出一二分来。在这一个混乱状态之下，当然是谁也说不出什么是左，什么是右的，不过我们分析分析这两派的中心人物，或者可以看得见一点模糊的色彩。总之国民政府中的人物，有几个是在做官，有几个是在作工。做官的要承上欺下，事情要做得漂亮才对。譬如在北京是张著左倾的旗帜，是以左起家的人物，到了广州，尽可以登报声明，说：“我非左，我非左！”等到得了位置以后，又可以一面逢迎着有实力的几个人，讲极右的话，对了民众再说些调和的巧语，仍复可以不失他们的原来的声望。甚而至于要扩充他们的势力，就是拉拢一般机会主义者来，新组织一个新右派来都可以。这些人的口号也是为民众谋幸福，然而对于真正要为民众谋幸福的人，却丝毫也瞧不起，有时候竟有附和着权势来压迫民众的事情。这一派人的势力最大，位置最固，现在的政治舞台上的人数也最多。许多离奇不测的最高机关的命令，或独行独断的不近人情的行为，都是出于这一派人的献策。因为这一派人的飞扬勇跃，所以真正的欲为民众谋利益的工作者，也就隐遁不见了。事实上这些真正欲为民众谋利益的人，说话不灵，献计不取，还有什么发展的余地呢？所以说国民政府中有左右两派，却是不通之论，实际上只有一派在那里扬威作事，其他一派的势力，早已于无形中消失了，迁都大计，军事行动，各党部和政府机关的小小的意见等类，究竟是谁定的计划，是哪一派的策略？
那么所谓左派的势力，就完全失坠了么？也不是的，物理上的精力不灭的原则，在政治上也应用得到。现在民众已经觉醒了，带了面具跳狮子的事情，被人家看穿了，工人的组织也日就坚强完善了，被利用的事情，次数积得多起来，被利用者的经验知识，当然也已经进步了。他们的势力不死，他们的工作还是有效的，不过现在不是起来作结总账的时候，他们还潜伏在社会的下层里，在作基础建筑的水门汀而已。
政治是左右社会一般的南针，广州的政治，既是在向这一个方向进行，当然广州的教育，也可想而知。
党化教育，在今日的状态之下，是谁也赞成的。现在不是读死书，做学问的时候。然而这一个党化却不是正大光明的大多数的民众的党化，仍旧是几个有势力的人在后台牵线作法的党化。所以广州的学生，年轻一点，热情如火，渴慕正义的学生，现在都屈伏在旧势力之下，见了铁杖，连头也抬不起来。政府说“马”，学生就“马”，政府说“鹿”，学生也只好“鹿”。甚而至于政府对待学生和学校的高压手段，学生及社会，不能加一句批评。结果就是党政训练所的学生的开除，中山大学学生的甄别，和大批思想较激烈一点的教员和校长的革职。况且目下又当迁都移鼎的当儿，什么事情都挂在半空天里，因而广州的教育，现在也完全还是在冬眠的状态之中，什么也停顿，什么也没有。“若是冬天来了，春天大约也总不远了吧！”这一句英国诗人的至语，我希望广州的学生不要忘了。
广东的农工阶级，表面上似乎很热闹，各行有各行的工会，各乡有各乡的农会，此外还有农工商学界的大联合会，然而实际，他们的结束力很弱。几个农工运动的小头目，又都是小政客出身，对于政府的措施，非但没有监督促成的决心，有时候，且竟有受一部分人的运动，甘心作几个人的爪牙，来摧残同类的。因之一行中的工会和他行的工会冲突者有之，或霓在同一工会之内，分出两派来争闹者也有之。当农工运动起来的初期，农工阶级全体没有自觉的时候，这一种现象，原是免不了，但以农工为基础的国民政府之下，有这样的事实发生，至少也是首领人物，应该反省自责的地方，而几个野心者，还在居中利用，因此在建筑他一个人的地位和声望，这岂不是世界革命的一大耻辱吗？所以有人说，广东是一个牛奶海，许多左派，到了广东，颜色都变了。这一句讽刺，希望真正为民众工作的人，不要忘了才对。
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有许多关于军事政治的具体的话，在目下的状态里，记者也不敢说。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我们民众还应该要为争我们的利益而奋斗。现在总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作第二次工作的预备，务必使目下的这种畸形的过渡现象，早日消灭才对。不过我们的共同的敌人，还没有打倒之先，我们必须牺牲理想，暂且缄守沉默，来一致的作初步的工作。未了还是中山先生的两句话：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一九二七年一月六日
【赏析】
《广州事情》一文揭露了当时广州革命阵营中种种不良倾向和存在的严重问题，号召人们不要放松警惕，还要为“争我们的利益而奋斗”，因为“这一次的革命”仍离“我们的理想很远”。此文发表之后，创作社同仁如成仿吾、郭沬若等人认为当时北伐战争正在进行，广州政权虽然存在种种弊病，但并没有公开和革命势力决裂，因而不便予以公开揭露与反对，以免影响北伐的进程。于是郭沬若、成仿等人先后写信或文章对郁达夫予以指责。
然而郁达夫是位忧国忧民又激情澎湃的热血男儿，他的所作所为往往率直、磊落，他常常无法抑制住自己心中的激情。他看到北伐之后建立起来的广州政权仍然是腐朽的，黑暗的，不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政府仍在说政府的话，被压迫阶级的满肚皮的苦楚，仍旧是吐不出一二分来。”然而一般人却看不透这里面的情形，觉得斗争取得的成果已经很令人满意了。目睹这种现实，作者感到此时“是该代民众说话的时候，不是附和军阀官僚，或新军阀争权夺势的时候”（见《新生日记》），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写下这篇见解深刻独到，淋漓酣畅的文章。
作者在文中揭露了新建立的广州革命政权存在着的许多弊病：政府官僚贪污腐败，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与“敲刮”，实际上却分歧、冲突不断，“结束力很弱”，不能真正代表和维护工农群众的利益等等。作者慷慨陈词将时局的各种弊病一一揭示出来，条理清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郁达夫杂文政论的特点是语言犀利、尖刻，批判力强，火药味十足，体现了作者眼光的敏锐、见解的深刻和敢想敢说的耿直品格。从郁达夫的杂文政论中，我们往往能看到他敏锐、深刻、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的强硬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