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有意呢还是偶然，潘家洵先生的《ＨｅｄｄａＧａ－ｂｌｅｒ》的译本，今年突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计算起来，距作者的诞生是一百年，距《易卜生号》的出版已经满十年。我们自然并不是要继《新青年》的遗踪，不过为追怀这曾经震动一时的巨人起见，也翻了几篇短文，聊算一个记念。因为是短文的杂集，系统是没有的。但也略有线索可言：第一篇可略知Ｉｂｓｅｎ的生平和著作；第二篇叙述得更详明；第三篇将他的后期重要著作，当作一大篇剧曲看，而作者自己是主人。第四篇是通叙他的性格，著作的琐屑的来由和在世界上的影响的，是只有他的老友ＧＢｒａｎｄｅｓ才能写作的文字。第五篇则说他的剧本所以为英国所不解的缘故，其中有许多话，也可移赠中国的。可惜他的后期著作，惟Ｂｒａｎｄｅｓ略及数言，没有另外的详论，或者有岛武郎的一篇《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可以稍弥缺憾的罢。这曾译载在本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那意见，和Ｂｒａｎｄｅｓ的相同。
“人”第一，“艺术底工作”第一呢？这问题，是在力作一生之后，才会发生，也才能解答。独战到底，还是终于向大家伸出和睦之手来呢？这问题，是在战斗一生之后，才能发生，也才能解答。不幸Ｉｂｓｅｎ将后一问解答了，他于是尝到“胜者的悲哀”。
世间大约该还有从集团主义的观点，来批评Ｉｂｓｅｎ的论文罢，无奈我们现在手头没有这些，所以无从绍介。这种工作，以待“革命的智识阶级”及其“指导者”罢。
此外，还想将校正《文艺政策》时所想到的说几句：
托罗兹基是博学的，又以雄辩著名，所以他的演说，恰如狂涛，声势浩大，喷沫四飞。但那结末的豫想，其实是太过于理想底的——据我个人的意见。因为那问题的成立，几乎是并非提出而是袭来，不在将来而在当面。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我们且不问；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在“那巴斯图”派因怕主义变质而主严，托罗兹基因文艺不能孤生而主宽的问题。许多言辞，其实不过是装饰的枝叶。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鲁迅。
四
有岛武郎是学农学的，但一面研究文艺，后来就专心从事文艺了。他的《著作集》，在生前便陆续辑印，《叛逆者》是第四辑，内收关于三个文艺家的研究；译印在这里的是第一篇。
以为中世纪在文化上，不能算黑暗和停滞，以为罗丹的出现，是再兴戈谛克的精神：都可以见作者的史识。当这第四辑初出时候，自己也曾翻译过，后来渐觉得作者的文体，移译颇难，又念中国留心艺术史的人还很少，印出来也无用，于是没有完工，放下了。这回金君却勇决地完成了这工作，是很不易得的事，就决计先在《奔流》上发表，顺次完成一本书。但因为对于许多难译的文句，先前也曾用过心，所以遇有自觉较妥的，便参酌了几处，出版期迫，不及商量，这是希望译者加以原宥的。
要讲罗丹的艺术，必须看罗丹的作品，——至少，是作品的影片。然而中国并没有这一种书。所知道的外国文书，图画尚多，定价较廉，在中国又容易入手的，有下列的二种——
《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Ｒｏｄｉｎ》64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Ｌｏｕｉｓ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ｂｒａｒｙ》第41本。95ｃｅｎｔｓｎｅｔ美国纽约ＢｏｎｉａｎｄＬｉｖｅｒｉｇｈｔ，Ｉｎｃ出版。
《Ｒｏｄｉｎ》高村光太郎著。《Ａｒｓ美术丛书》第二十五编。特制本一圆八十钱，普及版一圆。日本东京Ａｒｓ社出版。
罗丹的雕刻，虽曾震动了一时，但和中国却并不发生什么关系地过去了。后起的有ＩｖａｎＭｅｓｔｒｏｖｉｃ（1883年生），称为塞尔维亚的罗丹，则更进，而以太古底情热和酷烈的人间苦为特色的，曾见英国和日本，都有了影印的他的雕刻集。最近，更有Ｋｏｎｅｎｋｏｖ，称为俄罗斯的罗丹，但与罗丹所代表是西欧的有产者不同，而是东欧的劳动者。可惜在中国也不易得到资料，我只在昇曙梦编辑的《新露西亚美术大观》里见过一种木刻，是装饰全俄农工博览会内染织馆的《女工》。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夜，鲁迅。
五
本月中因为有印刷局的罢工，这一本的印成，大约至少要比前四本迟十天了。
《她的故乡》是从北京寄来的，并一封信，其中有云：
“这篇小文是我在二年前，从《Ｗｏｒｌｄ’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ｓ》之‘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ｓｓａｙｓ’里无意中译出的，译后即搁在书堆下；前日在北海图书馆看到ＷＨＨｕｄｓｏｎ的集子十多大本，觉得很惊异。然而他的大著我仍然没有细读过，虽然知道他的著作有四种很著名。
“作者的事情，想必已知？我是不知道，只能从那选本的名下，知他生于一八四一，死于一九二二而已。
“末了，还有一极其微小的事要问：《大旱之消失》的作者，《编校后记》上说是一九○二年死的，然而我看《Ｗｏｒｌｄ’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ｓ》关于他的生死之注，是：1831-1913，这不知究竟怎样？”
ＷＨＨｕｄｓｏｎ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新近得到一本ＧＳａｍｐｓｏｎ增补的ＳＡＢｒｏｏｋｅ所编《Ｐｒｉｍｅｒ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查起来，在第九章里，有下文那样的几句——
“Ｈｕｄｓｏｎ在《ＦａｒＡｗａｙａｎｄＬｏｎｇＡｇｏ》中，讲了在南美洲的他的青年时代事，但于描写英国的鸟兽研究，以及和自然界最为亲近的农夫等，他也一样地精工。仿佛从丰饶的心中，直接溢出似的他的美妙而平易的文章，在同类中，最为杰出。《ＧｒｅｅｎＭａｎ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ｎＬａＰｌａｔａ》，《ＴｈｅＰｕｒｐｌｅＬａｎｄ》，《Ａ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ｓＬｉｆｅ》等，是在英文学中，各占其地位的。”
再查《蔷薇》的作者ＰＳｍｉｔｈ，没有见；Ｗｈｉｔｅ却有的，在同章中的“后期维多利亚朝的小说家”条下，但只有这几句，就是——
“‘Ｍａｒｋ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即ＷｍＨａｌｅＷｈｉｔｅ）的描写非国教主义者生活的阴郁的小说，是有古典之趣的文章，表露着英国人心的一面的。”
至于生卒之年，那是《Ｗｏｒｌｄ’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ｓ》上的对，我写后记时，所据的原也是这一本书，不知怎地却弄错了。
近来时或收到并不连接的期刊之类，其中往往有关于我个人或和我有关的刊物的文章，但说到《奔流》者很少。只看见两次。一，是说译著以个人的趣味为重，所以不行。这是真的。《奔流》决定底地没有这力量，会每月选定全世界上有世界的意义的文章，汇成一本，或者满印出有世界的意义的作品来。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弛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又其一，是说《奔流》的“执事者都是知名的第一流人物”，“选稿也许是极严吧？而于著，译，也分得极为明白，不仅在《奔流》中目录，公布着作译等字样，即是在《北新》，《语丝》……以及一切旁的广告上，也是如此。”
“汉君作的《一握泥土》，实实在在道道地地的的确确是‘道地’地从翻译而来的。原文不必远求西版书，即在商务出版的《Ｃｏｌｌｅｇ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Ｒｅａｄｉｎｇ》中就有。题目是：
《ＡＨａｎｄｆｕｌｏｆＣｌａｙ》
作者是ＨｅｎｒｙＶａｎＤｙｋｅ。这种小错误，其实不必吹毛求疵般斤斤计较，不过《奔流》既然如此地分得明白；那末译而曰作，似乎颇有掠美之嫌，故敢代为宣布。此或可使主编《奔流》的先生，小心下一回耳。”
其实，《奔流》之在目录及一切广告上声明译作，倒是小心之过，因为恐怕爱读创作而买时未暇细看内容的读者，化了冤钱，价又不便宜，便定下这一种办法，竟不料又弄坏了。但这回的译作不分，却因编者的“浅薄”，一向没有读过那一种“Ｒｅａｄｉｎｇ”之类，也未见别的译文，投稿上不写原作者名，又不称译，便以为是做的，简直当创作看了，“掠美”的坏意思，自以为倒并没有的。不过无论如何小心，此后也难保再没有这样的或更大的错误，那只好等读者的指摘，检切要的在次一本中订正了。
顺便还要说几句别的话。诸位投稿者往往因为一时不得回信，给我指示，说编辑者应负怎样的责任。那固然是的。不过所谓奔流社的“执事者”，其实并无和这一种堂皇名号相副的大人物；就只有两三个人，来译，来做，来看，来编，来校，搜材料，寻图画，于是信件收送，便只好托北新书局代办。而那边人手又少，十来天送一次，加上本月中邮局的罢工积压，所以催促和训斥的信，好几封是和稿件同到的。无可补救。各种惠寄的文稿及信件，也因为忙，未能壹壹答复，这并非自恃被封为“知名的第一流人物”之故，乃是时光有限，又须谋生，若要周到，便没有了性命，也编不成《奔流》了。这些事，倘肯见谅，是颇望见谅的。因为也曾想过许多回，终于没有好方法，只能这样的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鲁迅。
六
编目的时候，开首的四篇诗就为难，因为三作而一译，真不知用怎样一个动词好。幸而看见桌上的墨，边上印着“曹素功监制”字样，便用了这“制”字，算是将“创作”和“翻译”都包括在内，含混过去了。此外，能分清的，还是分清。
这一本几乎是三篇译作的天下，中间夹着三首译诗，不过是充充配角的。而所以翻译的原因，又全是因为插画，那么，诗之不关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一幅的作者ＡｒｔｈｕｒＲａｃｋｈａｍ是英国作插画颇颇有名的人，所作的有《Дｓｏｐ’ｓＦａｂｌｅｓ》的图画等多种，这幅从《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ｔｉｄｅｏｆＬｉｆｅ》里选出，原有彩色，我们的可惜没有了。诗的作者Ａｌｇｅｒｎ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ｗｉｎｂｕｒｎｅ（1837-1909）是维多利亚朝末期的诗人，世称他最受欧洲大陆的影响，但从我们亚洲人的眼睛看来，就是这一篇，也还是英国气满满的。
《跳蚤》的木刻者ＲＤｕｆｙ有时写作Ｄｕｆｕｙ，是法国有名的画家，也擅长装饰；而这《禽虫吟》的一套木刻尤有名。集的开首就有一篇诗赞美他的木刻的线的崇高和强有力；ＬＰｉｃｈｏｎ在《法国新的书籍图饰》中也说——
“……Ｇ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所著《ＬｅＢｅｓｔｉａｉｒｅａｕＣｏｒ－ｔéｇｅｄ’Ｏｒｐｈéｅ》的大的木刻，是令人极意称赞的。是美好的画因的丛画，作成各种殊别动物的相沿的表象。由它的体的分布和线的玄妙，以成最佳的装饰的全形。”
这书是千九百十一年，法国Ｄｅｐｌａｎｃｈ出版；日本有堀口大学译本，名《动物诗集》，第一书房（东京）出版的，封余的译文，即从这本转译。
蕗谷虹儿的画，近一两年曾在中国突然造成好几个时行的书籍装饰画家；这一幅专用白描，而又简单，难以含胡，所以也不被模仿，看起来较为新鲜一些。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鲁迅。
七
生存八十二年，作文五十八年，今年将出全集九十三卷的托尔斯泰，即使将一本《奔流》都印了关于他的文献的目录，恐怕尚且印不下，更何况登载记念的文章。但只有这样的材力便只能做这样的事，所以虽然不过一本小小的期刊，也还是趁一九二八年还没有全完的时候，来作一回托尔斯泰诞生后百年的记念。
关于这十九世纪的俄国的巨人，中国前几年虽然也曾经有人介绍，今年又有人叱骂，然而他于中国的影响，其实也还是等于零。他的三部大著作中，《战争与和平》至今无人翻译；传记是只有ＣｈＳａｒｏｌｅａ的书的文言译本和一小本很不完全的《托尔斯泰研究》。前几天因为要查几个字，自己和几个朋友走了许多外国书的书店，终竟寻不到一部横文的他的传记。关于他的著作，在中国是如此的。说到行为，那是更不相干了。我们有开书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没有分田给农夫的地主——因为这也是“浅薄的人道主义”；有软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没有写信直斥皇帝的胡涂虫——因为这是没有用的，倒也并非怕危险。至于“无抵抗”呢，事实是有的，但并非由于主义，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将嘴巴给人打，倘以为会有俄国的许多“灵魂的战士”（Ｄｏｕｋｈｏｂｏｒ）似的，宁死不当兵卒，那实在是一种“杞忧”。
所以这回是意在介绍几篇外国人——真看过托尔斯泰的作品，明白那历史底背景的外国人——的文字，可以看看先前和现在，中国和外国，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是怎样的不同。但自然只能从几个译者所见到的书报中取材，并非说惟这几篇是现在世间的定论。
首先当然要推Ｇｏｒｋｙ的《回忆杂记》，用极简洁的叙述，将托尔斯泰的真诚底和粉饰的两面，都活画出来，仿佛在我们面前站着。而作者Ｇｏｒｋｙ的面目，亦复跃如。一面可以见文人之观察文人，一面可以见劳动出身者和农民思想者的隔膜之处。达夫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小疑问，是第十一节里有Ｎｅｋａｓｓｏｖ这字，也许是错的，美国版的英书，往往有错误。我因为常见俄国文学史上有Ｎｅｋｒａｓｓｏｖ，便于付印时候改了，一面则寻访这书的英国印本，来资印证，但待到三校已完，而英国本终于得不到，所以只得暂时存疑，如果所添的“ｒ”是不对的，那完全是编者的责任。
第一篇通论托尔斯泰的一生和著作的，是我所见的一切中最简洁明了的文章，从日本井田孝平的译本《最新露西亚文学研究》重译；书名的英译是《Ｓｋｅｔｃｈ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Ｒｕｓｓｉａ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但不知全书可有译本。原本在一九二三年出版；著者先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员，屡被拘囚，终遭放逐，研究文学便是在狱中时的工作。一九○九年回国，渐和政治离开，专做文笔劳动和文学讲义的事了。这书以Ｍａｒｘｉｓｍ为依据，但侧重文艺方面，所以对于托尔斯泰的思想，只说了“反对这极端底无抵抗主义而起的，是Ｋｏｒｏｌｉｅｎ－ｋｏ和Ｇｏｒｋｉ，以及革命底俄国”这几句话。
从思想方面批评托尔斯泰，可以补前篇之不足的，是Ａ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讲演。作者在现代批评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无须多说了。这一篇虽讲在五年之前，其目的多在和政敌“少数党”战斗，但在那里面，于非有产阶级底唯物主义（Ｍａｒｘｉｓｍ）和非有产阶级底精神主义（Ｔｏｌｓｔｏｉｓｍ）的不同和相碍，以及Ｔｏｌｓｔｏｉｓｍ的缺陷及何以有害于革命之点，说得非常分明，这才可以照见托尔斯泰，而且也照见那以托尔斯泰为“卑汙的说教者”的中国创造社旧旗下的“文化批判”者。
Ｌｖｏｖ－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ｉ以托尔斯泰比卢梭，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ｉ的演说里也这样。近来看见Ｐｌｅｋｈａｎｏｖ的一篇论文《ＫａｒｌＭａｒｘ和ＬｅｏＴｏｌｓｔｏｉ》的附记里，却有云，“现今开始以托尔斯泰来比卢梭了，然而这样的比较，不过得到否定底的结论。卢梭是辩证论者（十八世纪少数的辩证论者之一人），而托尔斯泰则到死为止，是道地的形而上学者（十九世纪的典型底形而上学者的一人）。敢于将托尔斯泰和卢梭并列者，是没有读过那有名的《人类不平等起原论》或读而不懂的人所做的事。在俄国文献里，卢梭的辩证法底特质，在十二年前，已由札思律支弄明白了。”三位都是马克斯学者的批评家，我则不但“根本不懂唯物史观”，且未曾研究过卢梭和托尔斯泰的书，所以无从知道那一说对，但能附载于此，以供读者的参考罢了。
小泉八云在中国已经很有人知道，无须绍介了。他的三篇讲义，为日本学生而讲，所以在我们看去，也觉得很了然。其中含有一个很够研究的问题，是句子为一般人所不懂，是否可以算作好文学。倘使为大众所不懂而仍然算好，那么这文学也就决不是大众的东西了。托尔斯泰所论及的这一层，确是一种卓识。但是住在都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实行是极难的，先要“到民间去”，用过一番苦功。否则便会像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一样，成仿吾刚大叫到劳动大众间去安慰指导他们（见本年《创造月刊》），而“诗人王独清教授”又来减价，只向“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说话（见《我们》一号）。但过了半年，居然已经悟出，修善寺温泉浴场和半租界洋房中并无“劳动大众”，这是万分可“喜”的。
Ｍａｉｓｋｉ的讲演也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所以从历史说起，直到托尔斯泰作品的特征，非常明了。日本人的办事真敏捷，前月底已有一本《马克斯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出版，计言论九篇，但大抵是说他的哲学有妨革命，而技术却可推崇。这一篇的主意也一样，我想，自然也是依照“苏维埃艺术局”的纲领书的，所以做法纵使万殊，归趣却是一致。奖其技术，贬其思想，是一种从新估价运动，也是廓清运动。虽然似乎因此可以引出一个问题，是照此推论起来，技术的生命，长于内容，“为艺术的艺术”，于此得到苏甦的消息。然而这还不过是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年后的托尔斯泰论。在这样的世界上，他本国竟以记念观念相反的托尔斯泰的盛典普示世界，以他的优良之点讲给外人，其实是十分寂寞的事。到了将来，自然还会有不同的言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