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鲁迅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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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

但是,生吞活剥也要有本领,杨先生似乎还差一点。例如《毁灭》的译本,开头是——

“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

而《鸭绿江畔》的开头是——

“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

人名不同了,那是当然的;响声不同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特别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个“式”字。这或者也难怪,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挂“日本指挥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样,自己打造的了。

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莱奋生所带的是袭击队,自然是袭击敌人,但也夺取武器。自己的军器是不完备的,一有所得,便用起来。所以他所挂的正是“日本的指挥刀”,并不是“日本式”。

文学家看小说,并且豫备抄袭的,可谓关系密切的了,而尚且如此粗心,岂不可叹也夫!

五月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中华日报·动向》。)

化名新法

白道

杜衡和苏汶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坛上的两种秘密,也是坏风气:一种是批评家的圈子,一种是文人的化名。

但他还保留着没有说出的秘密——

圈子中还有一种书店编辑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籍,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

Oho!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五月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读几本书

邓当世

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

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绍介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胡涂了。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二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Symbolism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中国的白璧德,中国的吉尔波丁,中国的高尔基……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少得很。莫非因为都有了“国货”的缘故吗?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易卜生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见第三本;柴霍甫和莫泊桑的选集,也似乎走了虎头蛇尾运。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译的;沙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的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两种。

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自然,现在是国难时期,那有工夫译这些书,看这些书呢,但我所提议的是向着只在暴躁和牢骚的大人物,并非对于正在赴难或“卧薪尝胆”的英雄。因为有些人物,是即使不读书,也不过玩着,并不去赴难的。

五月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一思而行

曼雪

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俨然。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嫌不够。

人间世事,恨和尚往往就恨袈裟。幽默和小品的开初,人们何尝有贰话。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漫骂。油腔滑调,幽默也;“天朗气清”,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轰然一声,天下又无不骂幽默和小品。其实,则趁队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数不在少的。

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现在则受之者已等于被骂;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净的名称;自爱者闻文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真的没有实在的伟人,实在的学者和教授,实在的文学家吗?并不然,只有中国是例外。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们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鄙弃,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社会仗这添些热闹,是值得感谢的。但在乌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也想一想,社会未必就冷静了,可是还要像样一点点。

五月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推己及人

梦文

忘了几年以前了,有一位诗人开导我,说是愚众的舆论,能将天才骂死,例如英国的济慈就是。我相信了。去年看见几位名作家的文章,说是批评家的漫骂,能将好作品骂得缩回去,使文坛荒凉冷落。自然,我也相信了。

我也是一个想做作家的人,而且觉得自己也确是一个作家,但还没有获得挨骂的资格,因为我未曾写过创作。并非缩回去,是还没有钻出来。这钻不出来的原因,我想是一定为了我的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吵闹,她们也如漫骂批评家一样,职务是在毁灭真天才,吓退好作品的。

幸喜今年正月,我的丈母要见见她的女儿了,她们三个就都回到乡下去。我真是耳目清静,猗欤休哉,到了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可是不幸得很,现在已是废历四月初,足足静了三个月了,还是一点也写不出什么来。假使有朋友问起我的成绩,叫我怎么回答呢?还能归罪于她们的吵闹吗?

于是乎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我疑心我本不会有什么好作品,和她们的吵闹与否无关。而且我又疑心到所谓名作家也未必会有什么好作品,和批评家的漫骂与否无涉。

不过,如果有人吵闹,有人漫骂,倒可以给作家的没有作品遮羞,说是本来是要有的,现在给他们闹坏了。他于是就像一个落难小生,纵使并无作品,也能从看客赢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泪。

假使世界上真有天才,那么,漫骂的批评,于他是有损的,能骂退他的作品,使他不成其为作家。然而所谓漫骂的批评,于庸才是有益的,能保持其为作家,不过据说是吓退了他的作品。

在这三足月里,我仅仅有了一点“烟士披离纯”,是套罗兰夫人的腔调的:“批评批评,世间多少作家,借汝之骂以存!”

五月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偶感

公汗

还记得东三省沦亡,上海打仗的时候,在只闻炮声,不愁炮弹的马路上,处处卖着《推背图》,这可见人们早想归失败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后,华北华南,同濒危急,而上海却出现了“碟仙”。前者所关心的还是国运,后者却只在问试题,奖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迥不相同,而名目则更加冠冕,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于“科学”的。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五四时代,陈大齐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

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解而窃之。”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五月二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论秦理斋夫人事

公汗

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而自杀的记事,但为了这些,便来开口或动笔的人是很少的。只有新近秦理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杀,却起过不少的回声,后来还出了一个怀着这一段新闻记事的自杀者,更可见其影响之大了。我想,这是因为人数多。单独的自杀,盖已不足以招大家的青睐了。

一切回声中,对于这自杀的主谋者——秦夫人,虽然也加以恕辞;但归结却无非是诛伐。因为——评论家说——社会虽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责任是生存,倘自杀,便是失职,第二责任是受苦,倘自杀,便是偷安。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这自然也说得下去的,然而未免太笼统。

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前一派,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就麻烦,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杀的批判者,则是大抵属于后一派。

诚然,既然自杀了,这就证明了她是一个弱者。但是,怎么会弱的呢?要紧的是我们须看看她的尊翁的信札,为了要她回去,既耸之以两家的名声,又动之以亡人的乩语。我们还得看看她的令弟的挽联:“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视为千古美谈之意吗?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我们固然未始不可责以奋斗,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况且自杀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战斗的应援者,当他人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也许倒是鸦雀无声了。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五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论补

曼雪

徐先生在《人间世》上,发表了这样的题目的论。对于此道,我没有那么深造,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想来补一点,自然,浅薄是浅薄得多了。

“……”是洋货,五四运动之后这才输入的。先前林琴南先生译小说时,夹注着“此语未完”的,便是这东西的翻译。在洋书上,普通用六点,吝啬的却只用三点。然而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的长起来,九点,十二点,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读者也大抵这样想,有敢说觉不出其中的奥义的罢,那便是低能儿。

然而归根结蒂,也好像终于是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其实是一无所有;不过须是孩子,才会照实的大声说出来。孩子不会看文学家的“创作”,于是在中国就没有人来道破。但天气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到底也得躲进宫里去,连点几行的妙文,近来也不大看见了。

“□□”是国货,《穆天子传》上就有这玩意儿,先生教我说:是阙文。这阙文也闹过事,曾有人说“口生垢,口戕口”的三个口字,也是阙文,又给谁大骂了一顿。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到目前,则渐有代以“××”的趋势。这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东西多,对于这著作的内容,我们便预觉其激烈。但是,其实有时也并不然。胡乱×它几行,印了出来,固可使读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检查员之峻严,但送检之际,却又可使检查员爱他的顺从,许多话都不敢说,只×得这么起劲。一举两得,比点它几行更加巧妙了。中国正在排日,这一条锦囊妙计,或者不至于模仿的罢。

现在是什么东西都要用钱买,自然也就都可以卖钱。但连“没有东西”也可以卖钱,却未免有些出乎意表。不过,知道了这事以后,便明白造谣为业,在现在也还要算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生活了。

五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谁在没落?

常庚

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

“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爱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此事已由俄方与中国驻俄大使馆接洽,同时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亦奉到训令,与我方商洽此事。”

这是一个喜讯,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我们当欣喜于“发扬国光”之后,还应该沉静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实——

一,倘说:中国画和印象主义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得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