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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所以上海的小书贾化作蚊子,吸我的一点血,自然是给我物质上的损害无疑,而我却还没有什么大怨气,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蚊子。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潮”呀,“谋做校长”呀,“打落门牙”呀这些话。有一回,竟连现在为我的著作权受损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闲话》上发表出来;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个女学生,与其被若干卑劣阴险的文人学士们暗地里散布些关于品行的谣言,倒不如被土匪抢去一条红围巾——物质。但这种“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是查不出;后来,因为没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

虽然分了类,但不幸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头,实际上仍然无从辨别。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听人们的说话;又因为无话可说,自己也就不大愿意做文章。有时候,甚至于连真的义形于色的公话也会觉得古怪,珍奇,于是乎而下等脾气的“不识抬举”遂告成功,或者会终于不可救药。

平心想起来,所谓“选家”这一流人物,虽然因为容易联想到明季的制艺的选家的缘故,似乎使人厌闻,但现在倒是应该有几个。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去年,我曾向DF先生提议过,以为该有人搜罗了各处的各种定期刊行物,仔细评量,选印几本小说集,来绍介于世间;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门之外”。但这话也不过终于是空话,当时既无定局,后来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这事业,因为我是偏心的。评是非时我总觉得我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里似乎是没有所谓“公平”,在别人里我也没有看见过,然而还疑心什么地方也许有,因此就不敢做那两样东西了:法官,批评家。

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选家时,这事批评家也做得,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这不但对于文字,就是女人们的名誉,我今年也看见有用了这畜生道的方法来毁坏的。古人常说“鬼蜮技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这类东西当然不在话下,就是只做侍卫的,也不配评选一言半语,因为这种工作,做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而其实不公平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于其间的。

书贾也像别的商人一样,惟利是图;他的出版或发议论的“动机”,谁也知道他“不纯洁”,决不至于和大学教授的来等量齐观的。但他们除惟利是图之外,别的倒未必有什么用意,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来没有受过更奇特而阴毒的暗箭的福人,那当然即此一点也要感到痛苦。

这也算一篇作品罢,但还是挤出来的,并非围炉煮茗时中的闲话,临了,便回上去填作题目,纪实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语丝》周刊第五十六期。)

我观北大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十二月十三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

碎话

如果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好,今日这么说明日那么说也好。但最好是在自己的脑里想,在自己的宅子里说;或者和情人谈谈也不妨,横竖她总能以“阿呀”表示其佩服,而没有第三者与闻其事。只是,假使不自珍惜,陆续发表出来,以“领袖”“正人君子”自居,而称这些为“思想”或“公论”之类,却难免有多少老实人遭殃。自然,凡有神妙的变迁,原是反足以见学者文人们进步之神速的;况且文坛上本来就“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既不幸而为庸人,则给天才做一点牺牲,也正是应尽的义务。谁叫你不能研究或创作的呢?亦惟有活该吃苦而已矣!

然而,这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论宏议。从庸人一方面看起来,却不免觉得此说虽合乎理而反乎情;因为“蝼蚁尚且贪生”,也还是古之明训。所以虽然是庸人,总还想活几天,乐一点。无奈爱管闲事是他们吃苦的根苗,坐在家里好好的,却偏要出来寻导师,听公论了。学者文人们正在一日千变地进步,大家跟在他后面;他走的是小弯,你走的是大弯,他在圆心里转,你却必得在圆周上转,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数计龟卜而后知的。

什么事情都要干,干,干!那当然是名言,但是倘有傻子真去买了手枪,就必要深悔前非,更进而悟到救国必先求学。这当然也是名言,何用多说呢,就遵谕钻进研究室去。待到有一天,你发见了一颗新彗星,或者知道了刘歆并非刘向的儿子之后,跳出来救国时,先觉者可是“杳如黄鹤”了,寻来寻去,也许会在戏园子里发见。你不要再菲薄那“小东人嗯嗯!哪,唉唉唉!”罢:这是艺术。听说“人类不仅是理智的动物”,必须“种种方面有充分发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呀,学者之在戏园,乃是“在感情方面求种种的美”。“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可怜。

那么,立刻看夜戏,去求种种的美去,怎么样?谁知道呢。也许学者已经出戏园,学说也跟着长进(俗称改变,非也)了。

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人论》。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即如《读书和书籍》那一篇里,就说,“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底地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但是我们的学者文人们却正需要这样的战场——未经老练的青年的脑髓。但也并非在这上面和别的强敌战斗,乃是今日之我打昨日之我,“道义”之手批“公理”之颊——说得俗一点,自己打嘴巴。作了这样的战场者,怎么还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月来,不知怎的又有几个学者文人或批评家亡魂失魄了,仿佛他们在上月底才从娘胎钻出,毫不知道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以前的事似的。女师大学生一归她们被占的本校,就有人引以为例,说张胡子或李胡子可以“派兵送一二百学生占据了二三千学生的北大”。如果这样,北大学生确应该群起而将女师大扑灭,以免张胡或李胡援例,确保母校的安全。但我记得北大刚举行过二十七周年纪念,那建立的历史,是并非由章士钊将张胡或李胡将要率领的二百学生拖出,然后改立北大,招生三千,以掩人耳目的。这样的比附,简直是在青年的脑上打滚。夏间,则也可以称为“挑剔风潮”。但也许批评界有时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正如天才之在文坛一样的。

学者文人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为例,误以为连一点“闲话”也讲不清楚。

十二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猛进》周刊第四十四期。)

“公理”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