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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

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

祝中俄文字之交

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Verne)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RiderHaggard)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的“先觉”先生,自然是例外。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

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以拉玛和吉利瑟那(RamaandKrishna)的对话,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学士的讨伐,有的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而重译尤令人讨厌。的确,除了《俄国戏曲集》以外,那时所有的俄国作品几乎都是重译的。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们虽然从安特来夫(LAndreev)的作品里遇到了恐怖,阿尔志跋绥夫(MArtsy-bashev)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但也从珂罗连珂(VKorolenko)学得了宽宏,从戈理基(MaximGorky)感受了反抗。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早不是几个论客的自私的曲说所能掩蔽,这伟力,终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KatherineMansfield)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

这之间,自然又遭了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的讨伐。对于绍介者,有的说是为了卢布,有的说是意在投降,有的笑为“破锣”,有的指为共党,而实际上的对于书籍的禁止和没收,还因为是秘密的居多,无从列举。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有些人们,也译了《莫索里尼传》,也译了《希特拉传》,但他们绍介不出一册现代意国或德国的白色的大作品,《战后》是不属于希特拉的字旗下的,《死的胜利》又只好以“死”自傲。但苏联文学在我们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微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还多得很。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对于苏联的“舆论”,刹时都转变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许多报章,总要提起几点苏联的好处,有时自然也涉及文艺上:“复交”之故也。然而,可祝贺的却并不在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将要灭顶的时候,只要抓得着,是无论“破锣”破鼓,都会抓住的,他决没有所谓“洁癖”。然而无论他终于灭亡或幸而爬起,始终还是一个自利者。随手来举一个例子罢,上海称为“大报”的《申报》,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张着“组织苏联考察团”(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时评),而一面又将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称为“反动书籍”(同二十七日新闻)么?

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这,也是当我们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的开始。

这是我们应该祝贺的。

十二月三十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

听说梦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

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

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那里拾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

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智识分子不能不说好像“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

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Censors(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杂志》第一号。)

论“赴难”和“逃难”

——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编辑先生:

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因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我想,一半是对的。那时的北京,还挂着“共和”的假面,学生嚷嚷还不妨事;那时的执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团体为他开了“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的段祺瑞先生,他虽然是武人,却还没有看过《莫索理尼传》。然而,你瞧,来了呀。有一回,对着请愿的学生毕毕剥剥的开枪了,兵们最受瞄准的是女学生,这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尤其是剪发的女学生,这用整顿风俗的学说来解说,也是说得过去的。总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学子”。然而还可以开追悼会;还可以游行过执政府之门,大叫“打倒段祺瑞”。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又还挂着“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来了呀。现为党国大教授的陈源先生,在《现代评论》上哀悼死掉的学生,说可惜他们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语丝》反对了几句,现为党国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报》上发表一封信,说这些言动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这实在已经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来,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