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稚征的“残荷”洗，以深秋的一株残荷为主体造型．而以一只鲜灵活泼的小蟹为辅，以动衬静，使“残荷笔洗”富有灵气。他运用浅浮雕，刻出残荷上的老筋，又在荷叶上剔刻虫斑，突现了深秋荷叶的残态。朱稚征“技臻极妙”也由此可见一斑秦一爵根雕“张果老”“嘉定三朱”的传人甚众，嘉定竹刻也由此形成名闻遐迩、光耀千秋的竹雕流派。据《嘉定县志》、《竹人录》记载，嘉定派麾下的名手大家不下二三十人，如明末清初的侯崤曾、秦一爵、沈汉川、沈禹川、沈兼，清代的王易、周乃始、吴之蹯、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周灏、施天章、顾珏、王之羽、沈全林、蔡时敏、周锷、张步青、王王己、乔林、李希乔、朱雪松等。其中，秦一爵、沈兼、吴之王番、封锡禄、周灏、施天章、顾珏、蔡时敏等，尤为世人所重。
秦一爵，嘉定人，主要活动于明代末期。其竹雕虽师法朱三松，但能匠心独运，自创一格，成为“嘉定派”的重要传人。一爵的作风严谨，对竹雕创作一丝不苟，绝不轻易奏刀、粗制滥造。
传世之作极少，今仅见竹根雕“张果老”，故弥足珍贵。
张果是历史人物，号通玄先生，新、旧《唐书》皆有传，称其“隐居中条山，往来于晋、汾间，武则天时已有数百岁”。据《明皇杂录》介绍：唐玄宗时，张果奉命至长安，为唐玄宗表演了种种罕见的法术。后被神化，说张果乃蝙蝠精所化，受道于铁拐李，成为“八仙”之一。又说张果出行时，以纸为驴，倒骑而行，休息时则折叠其驴，纳于巾箱。
秦一爵所刻竹根雕“张果老”，融仙风道骨、诙谐幽默为一体，把史传、杂录和传说中对张果的描述，既生动又概括地反映出来，受到了鉴赏家们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迄今所见最传神的张果刻像，并誉之为“真张果老”。
清初“竹刻第一名家”沈兼
清初，嘉定派作刻时，有一部分人仍遵循朱氏技法，如沈兼等名家，他们的作品简洁有力，精妙高雅，而另一部分人，在继承的同时，又借鉴了其他种类的雕刻技法，积极创新，他们的作品别具一格，其中最典型的是吴之瑶和封氏兄弟。
沈兼，本名参，字两之，号天净道人。其父沈汉川，叔父沈禹川，皆师事朱三松，且尽得其真传，成为当时著名竹雕家。沈兼兼有父、叔之绝技，于是易名为“兼”。在艺术上，他始终精益求精，胜过父辈，而跃居清初竹雕家之首。
沈兼传世之作有竹槎、臂搁等。他的“柳枝纹臂搁”，上侧阴刻一株垂柳，下侧阴刻行书“两之”款，底部有道光年间鉴赏家的题记数行，对沈兼的品艺作了如下评价：“沈处士清介励节，古之高逸流也，不必以艺传而艺已传矣。”
吴之王番始创“薄地阳纹”
吴之王番，字鲁珍，号东海道人。清代康熙年间竹雕大师，善圆雕，更擅浮雕。他的高浮雕师承“三朱”，层次分明，高凸处酷似圆雕，低凹处又形如透雕；浅浮雕则纯出己意，创造出一种比浅浮雕还浅的“阳纹”刻法，世称“薄地阳纹”。
吴之王番—生勤奋，所以作品丰盛。他的竹雕，刀法遒劲，而形象秀媚，所制笔筒尤其出众，不仅风行民间，而且“贡入内府”。
流传至今的作品，如：“采梅”笔筒、“牧牛”笔筒、“相马”笔筒、“滚马”笔筒、“二乔”笔筒、“荷杖僧人”笔筒、“松溪浴马”笔筒、“松荫迎鸿”笔筒、“老子骑牛”笔筒、“丁山射雁”笔筒、“杨柳仕女”臂搁等，皆脱尽凡俗、精良之至。
竹雕滚马图笔筒（清）＜正、背两面＞吴之王番作
吴之王番的“牧牛”笔筒，可视为清代竹刻的代表作。这个笔筒高13．3厘米，径8．0厘米，环壁所刻牧牛图，着重表现牧童和牛在遭受意外时的反应。骑在牛背上的牧童，由于一阵风吹走他头上的斗笠而陡然从牛背上站立起来，伸双臂欲抓回斗笠，衣衫飘动，鬓发微张。动作、表情都被吴之王番刻画得淋漓尽致。那头牛受牧童惊扰，引颈长嘶，奋蹄摆尾，神态表现也惟妙惟肖：雕刻薄地阳纹的“牧牛”图，吴之王番运刀如笔，锋刃善变；如对老牛的刻画，其颏下和腹下之毛，以斜刃出之；其摆动之尾，则以立锋出之。锋刃如此迭变，可见其“用刀之妙”，已达到“存乎一心”之境界。
精于根雕的封锡禄
封锡禄，字义侯，晚号廉痴。世居嘉定城南。其兄封锡爵（字晋侯）、弟封锡璋（字汉侯）也是当时竹雕名家，兄弟三人有“竹雕鼎足”、“封氏三杰”之誉。
封氏三兄弟最善竹根雕，题材如“刘海戏金蟾”、“天女散花”、“布袋和尚”以及仕女、骏马、狮豹，均为民间所喜闻乐见，作品也深受欢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封氏三兄弟奉旨进京，供职于紫禁城养心殿，成为御用雕刻艺术家。自此，声名愈隆，独占当时嘉定派之鳌头。
封锡禄的竹雕造诣，居三兄弟之首，他天资颖悟，生性放荡，竹根雕充满浪漫情调，所制梵僧、佛像等，形象夸诞，光怪陆离，令人望之生畏，所制仙翁、仙女等，形象逼真，衣袂飘举，则让人称羡不已。所以，金坚斋《竹人录》中，有“吾醪（即嘉定县）竹根人物，盛于封氏而精于义侯”之说。
封锡禄的根雕代表作“罗汉像”，堪称清代根雕的“无上精品”。
这尊雕像，高15厘米。艺人创作时，利用竹根的天然筋脉，淋漓尽致地刻画出罗汉困倦欲睡的形态，但见坐在怪石之上的罗汉，肥头大脑，昂首，正张口闭目，呵欠连声；耸肩挺脊，以至胸前的肋骨（竹根筋脉）根根突现；双臂向下撑直，坚挺有力，以至手臂尺骨、肌腱（亦竹根筋脉）清晰可见。甚至连跷起的十个脚趾也表现不一，自然而生动。这种巧夺天工的夸张刻画，真可谓“入木三分”。
同时，封锡禄在夸张地表现人物神态、动作中，还很注重细节的描绘。我们可以看到，这尊罗汉身穿的僧袍，由于人的极度倦态也表现出相应的扯动，形成多层褶裥，线条飞动流畅。于是，人物形象尽管有夸张，却也不失自然、逼真。
用竹根雕刻人物形象，本来就很困难。封锡禄能栩栩如生、绘声绘色地刻画出来，由此也可见出其超凡人圣的艺术功力。
竹画自成丘壑的周灏
周灏，字晋瞻，号雪樵，又号芷岩，嘉定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生，卒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作为清代鼎盛时期的大竹雕家，周灏创立平地花纹派，乃举世公认，因此在中国竹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周灏工书善画。他的书法跌宕奇伟，绘画亦有相当造诣，是清中期嘉定地区很有影响的书画家。周灏的突出贡献在于他不仅能将画法施之于竹刻，而且运刀时独辟蹊径，创立竹刻中的凹凸皴法。这种技法的特点是用刀像用笔一样，能不假借稿本，直接在竹上刻出山水树石而皴法浓淡浑然天成，比绘画更胜：这种技法即后世所称的“平地花纹刻法”，后来仿刻者极少。
周灏的竹刻技艺功力很深，刀痕爽利，尤其人物形象，更生动传神。我们便可窥其艺术之一斑。
周灏的竹刻在嘉定派中独树一帜，而且在整个清中期竹刻艺术中影响极大。钱大昕《周山人传》中称周灏“自三朱、沈吴之后”，自成丘壑。清代书法家梁同书也褒其“竹刻精妙不下亍朱氏”。
施天章竹雕古风粲然
施天章，字焕文，嘉定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生，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卒。
施天章亦善画，师法夏圭、马远，又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
他酷爱竹雕，拜封锡禄为师，后以绘画驾驭竹雕，作品富有画意：织造官将其作品贡入内府，受到雍正皇帝赏识后，遂被召入宫中，供职于如意馆，与封氏三兄弟一样，成为御用雕刻艺术家。
自此，竹雕技艺日精，以至于独步一时，名满天下。传世之作如雍正九年所刻“张果老骑驴”，形神兼备，栩栩如生。这件竹雕，运刀很流畅，线条也自然，把张果老的那种仙风道骨模样，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乾隆皇帝继位，仍欣赏他的才能，并任命他为“鸿胪寺”序班，由御用艺术家一跃而耀升为京官。
张果老骑驴（清）
施天章作
后因酒获罪，被削职返回原籍。遭此严重打击后，施天章便一蹶不振，意志消沉，所作丹青、竹雕，竟随成随毁，不令传世。
施天章秉承其师衣钵，擅长竹根人物。他的竹根雕，刻工精细，形态逼真。所刻老者，肋骨、喉结，皆历历可见；所刻花果，色泽、根蒂，皆一如新摘；所刻山水，丘壑、泉涧，皆宛若天然。凭借深厚的绘画功力，刻石景，乃以侧笔皴法作山坡，所以作品古色古香，风格犹如三代鼎彝那般浑厚。传世根雕器中，“佛手”是他的代表作。佛手为观赏性很强的一种植物：茎部圆形，上部分裂成指状，颜色鲜黄，十分美观。施天章顺应竹根之走势，巧施刀法，所刻“佛手”与真佛手别无二致：指形、色泽、纹路、疤痕，无一不肖。
顾珏竹刻“工”为名
顾珏，字宗玉，是周灏、施天章之后的嘉定派名家，亦活动于清代鼎盛时期。
顾珏的竹雕不以“韵”胜，而以“工”名。当时流行的竹雕，刀法简练，有写意风格。他的竹雕却以刀法精细为特征，竹根雕如“群仙祝寿”制作精良，用刀细密。竹茎雕如笔筒、臂搁上的山水人物，也细微、逼真之至，都透出了他的一丝不苟的写实风格。顾珏每刻一器，少则一年，多则二年始成，因此所出器件皆上乘之作。
竹刻松鹤仙人图臂搁（清初）
顾珏作
蔡时敏雕“八仙”
蔡时敏，宇逊初，嘉定人。时人皆昵称其小字，呼为蔡肖官。
时敏是乾、嘉时期嘉定派名家，最擅长以高浮雕、圆雕等技法，镌刻各种形神兼备的人物、动物，且雕刻精工，不落封氏之窠臼，可谓独树一帜。
其传世之作中，人物雕“八仙”是代表作。
从以上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嘉定竹刻艺术自明嘉靖年间产生，发展到清代乾、嘉时期，已闪闪烁烁地演绎了二百多年。
这个竹刻艺术流派，人才辈出，技艺日臻完美，并善于利用竹子各个部位、各个层面的特性，因此能集绘画、书法、雕刻于一体。
创作出许多惊世佳制，中国传统工艺艺苑也由此而绽出一朵鲜丽的奇葩。嘉定竹刻艺术的表现方法多种多样，嘉定“三朱”以镂雕、透雕、圆雕和高浮雕为主要特色；吴之王番则以“薄地阳文”著称于世，周灏又以“平地花纹”刻法独树一帜，然而，他们的艺术涵养是共通的，即以中国画坛的流派艺术为依托，竭尽全力在竹刻上反映出来，因此，他们的作品丢尽匠气，往往给人以一种独特的艺术享受。
二、金陵竹刻
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在竹刻艺术上能与嘉定派齐驱并驾的，是濮澄开创的金陵派。
金陵派竹刻以浅刻、简刻为主要特征。这种技法雕镂不深而层次不减，表面略加刮磨，却古朴有味，虽看似了了几笔，却意境深远。
金陵派对圆雕运用颇为讲究，对材质选择很严，雕刻时善于因形取势，不多作人工修饰。
金陵派还擅长于竹刻书法，使中国的传统竹雕平添了浓郁的文人气息。
这都是金陵派竹刻艺术的魅力所在，也是它的主要特征的具体表现。
然而，金陵派竹刻自濮澄创立后，得其亲授或直接受其影响者寥若晨星。濮澄之后，仅潘希风、方絮的成就最为卓著，名声日隆，因此被后人视作金陵派艺术承传的两大支柱。此后，因嘉定派竹雕在各地盛行而受到一定的冲击，最终，影响式微，几近失传。
濮澄的匠心奇创
濮澄，字仲谦，生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卒于清代开国之初，同朱鹤几乎活跃于同一时期。关于其籍贯，明代有二说：张岱主“金陵说”，刘銮则主“苏州说”。也许，濮澄本居苏州，后移居金陵，由于无翔实材料可考，便说法不一了。
濮澄的竹雕造诣颇高，嘉评如潮，刘銮《五石瓠》称：“其水磨竹器，如扇骨、酒杯、笔筒、臂搁之类，妙绝一时。”是最具代表性的。
濮澄擅长竹根雕，盘根错节的竹根在他手中，往往勾勒数刀，即成“古雅可爱”的艺术品。张岱《陶庵梦忆》誉此为“以不事刀斧为奇”。宋荔裳《竹罂草堂歌》更以“大璞不斫”、“轮盘屈”等形象之词，赞扬这是“匠心奇创”。
濮澄居金陵三山街时，常将所制作品赠人，以周济贫者。贫者则以贩卖其竹雕获取厚利，似此等之人不下数十人，而他自己却一贫如洗。濮澄贫不移志，权贵利诱，无法获得他的作品，而朋友家中如有佳材，则自愿为之雕刻。所以，时人又颂扬濮澄侠肠义胆，“古貌古心”。
濮澄的传世之作有竹雕“松树形小壶”、“八仙过海”笔筒、“松荫高士图”、“山水”臂搁和“梅花”扇骨等。这些珍贵的艺术品，都体现了当时乾隆皇帝评析濮澄作品时，所指出的那种“雕不痕留锋刃藏”的朴拙风格。
根雕“松树形小壶”，形状奇特。“壶身”、“壶盖”和“壶底”，恰似一株苍劲的古松；“壶把”、“壶嘴”，又恰似两根盘屈的松枝；“壶身”上枝繁叶茂，犹如一片树阴，可供人纳凉、饮茶和谈心。构思新颖，刀法简练，而风格浑朴。
“八仙过海”笔筒是濮澄竹茎雕的代表作，画面题材出自于明代吴元泰的小说《八仙出外东游记传》。说的是“八仙”给西王母祝寿后，路过东海，各显神通，乘宝物踏浪而行。
不料宝物的光芒照进水晶宫，惊动了龙王；龙王的太子奉命巡视，发现蓝采和的“玉版”光可鉴人，十分可爱，便动了掠夺之心，挑起与“八仙”的争斗。
濮澄的笔筒可贵在它能准确而生动地表现出八仙的各自风貌：铁拐李的诙谐，汉钟离的旷达，蓝采和的放浪，张果老的幽默，何仙姑的娴静，吕洞宾的风流，韩湘子的潇洒和曹国舅的持重，刻画形象逼真而神态各异。
“八仙过海”笔筒对景物的描写也出神入化，它将云雾的诡谲、海涛的汹涌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样就不仅渲染了大海的神秘，也烘托了“八仙”的法力。雾海茫茫，灵光闪闪，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濮澄的竹雕，素以画面和谐丰富、刀法简约圆熟著称。这件“八仙过海”笔筒，正集中地展示了这两个特点，因此，向有濮澄“扛鼎之作”和“金陵派‘镇山之宝”’的美誉。
濮澄的扇骨雕刻亦盛名天下，因为他独创一格。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梅花扇骨”，长31厘米，边骨宽2厘米，竹质，圆脚，共16股。一根边骨上部刻梅花一枝，花下刻行书七言诗两行：“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另一边骨，近中部刻一枝梅花，其上刻行书款“壬戌仲秋月制仲谦”。款下刻阴文篆书“可登”印一方。真不失为雕工极佳的精品。
潘西风“以不假人工刀斧为奇”
潘西风，字桐冈，号老桐，祖籍浙江新昌，侨居扬州。他与“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结为挚友，是清代乾隆年间的竹雕大家。
潘西风视竹如命，酷爱刻竹。时人有诗赞之：“老桐与竹结知音，苦竹雕镂若费心。”他的竹雕师承濮澄，以浅刻为主，刀法简练，所制器物则形神兼备。郑板桥十分欣赏，称其为濮澄之后金陵派的“第一人”，并吟诗颂之：“试看潘郎精刻竹，胸中万卷待何如？”潘西风曾精选佳竹，摹刻“书圣”王羲之的草书代表作“十七帖”，尽得其神韵，精妙无双，成为书法竹雕之绝品。同时代的著名书法家翁方纲，精鉴赏，喜为名帖作题跋。一日，偶然见到西风的这件作品，赞不绝口，亦为之作了题跋。经翁方纲品评后，竹刻“十七帖”身价倍增，嘉庆年间被纳入内府，变为皇家至宝。
后来又流回民间，现不知去向。
潘西风的传世之作，以“梅花”笔筒、“道人”臂搁最具代表性。这两件竹雕，皆以浅刻技法为之。
“梅花”笔筒用竹根刻制，高11．5厘米，口径4．5厘米。造型上粗下细，作者特意为它安置了紫檀木底座，以求重心平稳。
这件根雕作品，环节之处以及底部，都有累累疤痕，高低错落的疤痕如钱似眼，形象奇特，且大小不一，它的形象因此而显得朴拙。作者竟别出心裁，将一些疤痕的顶端，雕成各种各样的形态逼真的梅花花瓣。于是，朴拙的竹根笔筒便透出了灵秀之气，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