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写《中国知青史》，对知青典型，从整体上是把他们看作“政治工具”，从个体上是把他们视为简单的“政治符号”，观念保守，思维僵化，缺乏个性，甚至“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似乎就是他们的共性。这样一来，书中留给他们的就只有揭露和批判了。一旦我作口述，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并且成了朋友，就发现以往的看法太片面。典型也是人，有他的喜恐哀乐、优点和缺点、极富个性的方面。
柴春泽，一个极左路线最猖獗年代红得发紫的知青典型，在我的《中国知青史》中曾无情地将他称为“有写信癖”的人。通过与春泽的交往，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朴实而且循规蹈矩的人，思想上的拘谨可能有一些，但绝对是个好人，工作认真到了极点，每天早到晚退，同时当着许多班的辅导员，被人们看作“活雷锋”。他当年领着知青在玉田皋种的稻子，如今扩大到了数万亩，仍在造福一方。采访增进我对他的了解，经历、观念、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不再重要，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吃饭。我开玩笑说：“你是极左，我是极右，咱们现在坐到一块了。”他给我打电话，也是一口一个“大哥”，挺亲的。
刘继业、吴献忠，都是柴春泽当年“一个战壕的战友”，辽宁的著名知青典型。“文革”结束后他们同遭牢狱之苦，还被开除了党籍。如今的刘继业，已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的中层领导，这里有周围人的宽容与帮助，更有他本人的勤奋与执著。吴献忠至今仍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自称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她最大的一个理想是将来有机会在沈阳盖一座知青大厦，里面有优质的服务、低廉的价格，有钱的知青来，没有钱的知青也请进来。你可以认为这个理想有点离谱，却不能怀疑她的真诚。在一个铜臭熏天的环境里，这样真诚的想法不是很可贵么？
张铁生，当年因交“白卷”而名满天下，1976年又在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为此，他在“文革”以后蹲了19年的大牢。出狱后下海创业，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他大龄结婚，孩子的身体不好，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虽然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但他还是惦记着一同落难的老领导，说将来有了钱要去看看他，资助一下。讲义气，重友情，这是张铁生为人很真实的一面，而这一面在文献中又怎么能有反映呢？
口述方法可以补史，可以证史，可以修正甚至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但是承认它的价值，并不意味忽略它的缺陷和不足。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问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溯历史，犹如带着一副变色镜眺望远处的山景。
文献记载是稳定的，一旦形成白纸黑字，就能千古不变；口述则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同样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他的口述可以衍化出许多的版本。哪个真？哪个假？哪个假作真时真亦假？除了遗忘造成的失忆外，选择性记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采访吴献忠，是通过刘继业的介绍，献忠特意从抚顺赶到沈阳。第一印象，人很瘦，眼睛大大的，一副饱经风霜、受苦受累的样子。开始的场面比较拘谨，对我送的《知青史》颇“不感冒”，用她的原话：“不用看，也知道里头怎么写的”。这当然是指有关她的部分。关于那段历史，她本来不愿意多谈。我说：愿意不愿意谈，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你成为一个历史中的人物，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关于那段历史，你说有许多不真实的报道，那么真实的是什么？你不讲，别人又怎么知道？再说了，将来还要有人研究这段历史，你不讲，后人只能根据文献的记载。这番话，可能打动了她。但采访的结果，关于1978年她在政治上最活跃的那段，还是简简单单几句话带过。
这让我联想到知青回忆录中的“失忆”现象。有些失忆，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有意识的。许多受访者和回忆者，在淡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采取回避、推卸或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是人之常情。
我还采访过这样一位知青，第一次采访，他给我讲了一大通故事，很生动；第二次采访，他重提这段历史，却换了另一个版本，我不禁一楞：“您这次说得怎么跟上回不一样啊？”没想他轻轻一乐：“哦，上次讲糊涂了，掺了不少小说的内容”。我只好追问：“那这一次可是真的了？”“那是当然…”还有一位知青，给我讲他被强制送往新疆的经历，在我整理的录音稿里清清楚楚印着这样几句话：“也就是在我去新疆的第二年，我母亲哭瞎了眼。她是45岁时生的我，我是她的老儿子，同年她就积劳成疾去世了。”过了些日子，我和这位老兄还有他的几位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大概是酒精起了作用，在谈到崇文区红卫兵抄一资本家的家，女孩子操刀反抗被活活打死时，他嘴里忽然冒出这么一段触目惊心的话：“我到新疆没几天，╳╳╳中学的红卫兵来抄我家，我哥那年24岁，手里抄起一个擀面杖，护着我妈说：谁敢动我妈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没想到一个红卫兵从身后给了他狠狠一棍子，一声没吭，就倒了。一顿乱棍，把我妈和我哥都打死了……“文革”初期血雨腥风中。红卫兵在北京城里抄了多少人家？打了多少人？死的至少也有几千口吧，能够像他哥哥那样挺身护卫老母亲的能有几人？！我不禁对他死去的哥哥肃然起敬，又不解地问：“你哥哥是英雄啊，应该青史留名的，你为什么要隐瞒那段历史，说你妈是病死的，”他显得很不好意思，指指身边那位跟他共了几十年风雨的老哥们：“我们家的这事儿，对他都没说过。”他还告诉我：哥哥死后，嫂子改嫁，遗腹子送了人，改了姓，如今长成大小伙子，还不知道他爸是怎么死的。领红卫兵抄他家的那人，竟是他从小练跤的跤友，居然不知道那是他的家。这事让他至今悔恨不已：“如果我当时在场，他一挥手就能把那帮小子招呼走。这是灭门之灾啊，就是因为他们把我送了新疆……”我提起这件事，是想说，口述者的虚拟有着复杂的原因，但至少在现实中，专制主义造成的恐惧阴影，仍旧是妨碍受访者实话实说的一个原因。口述者文过饰非，选择性地讲述他想要讲的东西，隐瞒他不想说的部分，这就使口述的真实性打了折扣。
口述方法的不足，不仅在于受访者的“虚拟”，还在于有意删去某些真实，从而将变了味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我采访的一个女知青，有一个非常隐私的事儿。她跟农民结婚，按我过去的理解，那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一个是出身不好，一个是生活太艰难，没有别的东西了，可她谈到这个问题，却说那么早在农村结婚，跟当初的性经历有关。可是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她也不好说，我也不好问。这个事件一直到现在还缠绕着她，她总说：我就弄不明白，这个经历对我怎么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可星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也不清楚。审核定稿时，她提出要删去这一段。我提出可以换用假名，这样就没必要隐瞒了，但她不同意。最后，对她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个隐私就这么删去了，那么关于她在农村结婚的原因还说得清么？
还有这种情况，某人口述讲的挺好，我好不容易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请她核实，结果被她大刀阔斧几乎全部改写，该删的删了，该改的改了，该隐讳的隐讳了，受访者担心可能招致的议论、歧视、官司，作出种种删改，当然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在核定人名、地名、时间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不真实。
最后我想说，在评估口述的功用和价值方面，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存在着一定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学科的性质和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人类学者的工作中心主要在贫困落后的边远地区，研究对象是没有文献或少有文献的少数民族，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田野调查、采访口述顺理成章成为重要的工作手段。史学则不然，它的研究范围可能更宽一些，在时间与空间任意穿梭的自由度更大一些，研究对象可以是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也可以是主导社会潮流的精英集团，不管怎么说，立足文献研究，正是它自身优势，口述方法当然要利用，但优势不能舍弃。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史，胡本人的口述只占50%；替李宗仁写口述史，李本人的口述只占15%，其他部分资料都是他搜集并加以印证补充的。可见，即便是撰写口述史，史学家的文献功底也是一大优势。
总之，口述方法与文献方法其实都有它的局限。受访者有选择性记忆，历史的编纂者不是也有选择吗？口述史料有失实的地方，文字书写的史书就完全真实吗？至于哪种方法容易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个问题恐怕永远说不清。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口述与文献互相补充，彼此印证，两者相得益彰，就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作者简介］刘小萌（1952-），河北完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邮编：100006；电子信箱：luxum33@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