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阅读了大量的从古典到现代的社会学文献，探寻了英美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轨迹，检讨了西方社会学的长处和短处，对比了社会学两大传统--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的异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不同形态--对前者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后者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了解了社会学在当代发展的主要趋势。也就是说我的社会学主导观念的形成，也受到世界社会学的传统和潮流的影响。这里，所谓传统，是指从孔德开始到现在的绝大多数社会学定义都没有离开“秩序和进步”、“结构和过程”、“运行和发展”这两个方面；所谓潮流，是指世界社会学的综合性倾向。
正是在这种种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新观点逐渐开始形成：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个观点在我回国后，经过一些加工，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为题发表在1985年7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也正是在这种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我也逐步明确了自己的两个目标：即“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沦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后来为了说明社会学的社会功能，还提出了“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在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所和社会学系后，我和以我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两方面工作的。
（二）社会运行论的展开和论证
对社会运行论进一步探讨，在我这里是以明确社会学对象为中心而展开的。我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基金“七五”重点课题“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着重做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工作。在那个时期，我和我的学术群体完成了众多的论文和四本书：（1）《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专著，1987年7月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社会学概论新编》（主编，1987年11月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社会指标理论研究》（第一作者，1989年9月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4）《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第一作者，1993年4月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这些论著中我的社会学定义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论证。
《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首先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方面对我的社会学定义作了较系统的论证和展开，它对解决社会学面临的理论的、历史的、实践的困难是一种推动。就理论方面来说，它成为贯通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内容的一根主线，明确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地位的一个关键，理解社会学与各分科社会学关系的一把钥匙，沟通社会学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关系的一条纽带。就历史方面来说，它明确了社会学的两大传统--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和从马恩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起源于从相反的方向回答同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和发展问题，特别是这个社会能不能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就实践方面来说，它提供了社会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的视角。其次，它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三种类型：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改变了过去在划分社会运行类型中的非此即彼的做法：治世和乱世、盛世和衰世、良性运行和恶性运行。第三，它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了新的较为系统说明和论证，并第一次根据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为两种形态：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批判性形态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维护建设性形态，等等。
在《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和《社会学概论新修》（1994，1998，2003）中，我们把上述主导观念放到教学实践中去考验，该书在传播和推广我的观点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发行超过30万册。后来《新编》经过评审已被确定为“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并于2003年1月出了第三版。现在，我的观点为国内不少教科书吸收、采用，也作为一种主导观点，被运用于社会实际问题的分析上。“运行机制”、“协调发展”、“良性运行”等术语已经成为大众用语。
我和李强、李路路合著的《社会指标理论研究》为把社会运行状况，特别是它的三种状况--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指标化，做了初步的工作，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这一方面，与用指标体系把社会运行状况量化地表示出来--这是我多年的愿望，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率理论的一种探索》一书中，我和我的学术群体对“社会运行条件”和“社会运行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较为系统的探讨。关于社会运行条件，我们首先回顾了中外社会学界前辈们对于这个问题所做过的研究，考察了他们从社会要素、社会条件和功能主义三种角度发表的见解，在吸取其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对社会运行条件作了理论说明。接着，分别说明了社会运行的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最后，特地研究了对我国社会运行产生特殊影响的内外两个条件，即转型时期的转型效应和迟发展国家的迟发展效应。关于社会运行机制，我们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社会运行机制”这一概念的涵义，对社会运行机制的体系作了分析。接下来分别说明了社会运行的五个重要机制：动力机制、整台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对条件和机制的阐述，都力求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以及人们关心的问题。通过上述的探讨，使社会运行论向结构上较为台理和成熟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三）围绕社会运行论的争论和最新发展
评论我观点的一些主要文章和著作主要有：
（1）苏国勋：《从社会学史的角度看社会学对象及其功能》，陆学艺主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社会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年7月版）；（2）谭明方：《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3）谭明方：《社会学范畴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8月版）；（4）谭明方：《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该文为张琢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第一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3-46页）；（5）罗教讲：《论社会学的学术规范与我国社会学的发展》（1999年全国社会学武汉学术年会论文，正式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上）；（6）李金：《为“价值中立”辩护》（《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4年第4期，第58-63页）。
我的答复文章主要有：
（1）《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2）《也谈社会学的学术规范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l期）；（3）《究竟如何看待“价值中立”？》（《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3期）；（4）《从社会学学科层次结构看社会学对象问题》（《社会学》：2000年第3期）；（5）《也谈社会学基本问题》（《社会学研究》2001第3期）。
我的学术观点从1985年公开发表以及在一些有关论著的不断出版，正反两方面的评论也不断增多，争论至少有了两次高潮。
第一次是从1987年10月1日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刊登《评郑杭生的社会学构想》，到1989年苏国勋的《从社会学史的角度看社会学对象及其功能》一文，再到1990年我的长篇答复文章：《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序董驹翔主编的<社会学>·答我的一些批评者》。这篇文章，除了作为1990年12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一书的序言外，还先后发表在1991年第4期四川成都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同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上。这篇文章，后来作为附录收入了《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争论集中在社会学能不能成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我的定义有没有新意和创新之处等等上，我做了10个方面答复，并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证。这里，只把10个方面的问题列一列：
（1）关于我的定义是否没有“种差”的问题；（2）关于我的观点是否从目的、任务、作用上下定义的问题；（3）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是不是“主观预设”的问题；（4）关于我的定义是否以人类为中心的问题；（5）关于涉及价值观念的东西能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的问题；（6）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是不是忽视当代社会学的发展的问题；（7）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是否缺乏新意；（8）关于我的定义是否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问题；（9）关于我的定义是否是“实践的附庸、尾巴”问题；（10）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是否“会在实践上引出许多理不清的麻烦”的问题。
我要特别指出，苏国勋研究员和我尽管在学术问题上有意见不同之处，在有些问题上恐怕谁也很难说服谁，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
第二次是谭明方从1996年起发表的一些有关社会学基本问题、社会学对象的文章和著作和1999年罗教讲有关社会学的学术规范的文章引起的。
对此，我在1999年全国社会学武汉学术年会后，应参加会议的《江苏社会科学》编辑之请，根据我在会上小组讨论的发言，首先写了《也谈社会学的学术规范问题》一文，2000年初集中写了3篇文章：《也谈社会学基本问题》、《从社会学学科层次结构看社会学对象问题》、《究竟如何看待“价值中立”？》。通过这些思考和回应，我对自己的观点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我想着重说以下这些获得的新的进展和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我体会从学术批评和反批评中进行学习和探索，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是最好的学习和探索。
三、社会学学科的层次结构与社会学对象问题
在回应文章中，我明确地提出了一一种新观点或新视角，即社会学学科的层次结构的观点或视角，并从这种视角对我的主导观念做了新的论证。
我这样写道：“我认为，社会学学科的层次结构大体由下述三个层次组成：第一，社会学基本问题层次。即学科的‘元问题’层次，也即作为社会学与哲学连结点的社会哲学层次；第二，社会学对象问题层次，即学科的‘本问题’中的总问题层次，也即作为综合性具体科学的社会学层次；第三，社会学范畴问题层次，即学科的‘本问题’中的分问题层次，也即作为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概念内容的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关系，事实上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或者说，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关系。”我还指出：“如果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混在一起，社会学对象问题是讨论不清楚的。”正是沿着上述思路，按照社会学学科层次结构的观点，我对现有的社会学定义分为相应的三类来加以审视，并进一步讨论在给社会学下定义时所涉及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了。
首先，为什么不能在第一层次上直接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给社会学下定义？这是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基本问题和元问题的性质决定的。就是说，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不同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对象的理论前提与研究对象本身不能混淆，将它们合二为一是将社会学学科的“元问题”混同于它的“本问题”中的总问题，将一般性混同于它的特殊性。本来，元问题、一般性要由本问题、特殊性来进一步说明，而本问题、特殊性则是对元问题、一般性的具体化。说“社会学是研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直接用社会学基本问题给社会学下定义，就把关系颠倒过来了：一般性、元问题被不适当地用来说明特殊性、本问题，这是不合逻辑的。说“社会学是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这在元层次上是对的，但它却没有在社会学作为综合性具体科学的层次上具体回答社会学的对象问题。
社会学元层次的问题，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哲学问题的性质：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一个哲学原理只是指出相应的大方向和研究范围，它的重要性表现在：违背它一定错，而遵守它只是获得成果的前提，但不等于获得成果，这又是它的特性，因此掌握哲学原理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处在作为社会学与哲学连结点的社会哲学层次或元层次上，它指出了解决社会学对象问题、给社会学下定义的大方向和范围，但它本身并没有解决对象问题。社会学对象问题的解决不能只停留在第一层次上，它还要沿着“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对社会学的产生、历史、潮流、存在的理论困难、本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和学术传统等进行具体研究，深入到第二层次。总之，元问题是重要的，但它不能代替本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