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告诉我们，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从收入的角度看，可以以菱形来示意，而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则可以用三角形来示意。个社会是稳定的。而如果低收入层成为多数，中等收入层成为少数，这便是虚线表示的三角形的示意图。由于低收入层对社会的认同感不强，甚至没有什么认同感，他们有许多不满要发泄，甚至以社会为报复对象，这个社会很难是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些贫困层或自认为贫困层的阶层，也就意味着存在许多不稳定的因素。这是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值得担忧的地方。
上述分析说明，中国大陆利益格局优化的其中一个表现，是现在有了一个富裕层，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也有了一个中等收入层，可以说是从小到大。这是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前提。因为没有这样的利益分化，没有必要的利益差距，如何能够谈论所谓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呢？现在的问题是，低收入层太大，中等收入层太小，而富裕层的又不够成熟，素质有待提高。
（二）“发展困境”与“类发展困境””。
l.“发展困境”
所谓“发展困境”，就是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趋势。
用世界眼光看，大体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完全相反--很想发展，就是发展不起来或很难发展起来，例如非洲的一些国家。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社会原因，如贫困差距，两极分化极其严重，艾滋病率超过30%，失业率高，犯罪率高、缺乏社会安全感，通货膨胀高，等等。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很难吸引到国外投资，主观上很想发展，但是很难获得真正的发展。陷入述第一种“发展困境”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但不可能受益，反而会受到种种损害，甚至还要吃大亏。
第一种是部分相反--发展起来了，但不少方面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这是属于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也可叫“类发展困境”。我国总的说属于第二种情况。
2.我国的“类发展困境”
之所以说我国总的说属于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我国确实发展起来了，发展的速度还很快，连续多少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保持或接近两位数。我们的发展势头令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也让海外的炎黄子孙振奋不已。这是与我们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所以这叫总体发展顺境。但是，我国也并非…切顺利，一帆风顺，我们也出现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在众多的发展中问题中，那些“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问题，就构成我国的第二种“发展困境”的苗头或“类发展困境”现象。
我国的“类发展困境”现象，突出地表现在生态环境的优化与恶化上，表现在产业结构的该大该小上，最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差距的缩小与扩大上。本来，发展的目标是改善生态环境，是产业结构该小的小下去、该大的大起来，是缩小社会差距，但是发展的结果却呈现恰恰相反的趋势，出现了顺境中的困境这样一种独特的情况。
就我国生态环境的“类发展困境”看，我们面临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风沙、生活垃圾污染、绿化不足、森林破坏、公共场所污染、农药污染、荒漠化、工业垃圾污染、海域污染、野生动植物减少、耕地减少和质量下降等等生态环境问题，除少数大力投入的地区外，恶化的形势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就我国的产业结构“类发展困境”来说，中国的产业结构该小的，如第一产业（农业）没有小下去，或没有小到该小的程度：该大的如第三产业（服务业），没有大起来，或者没有达到该大的程度。我们与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差距十分巨大，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艰难。
就中国的社会差距“类发展困境”来说，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群体间差别、部门差别，都在程度不等地扩大，这样我们就有了强势地区和弱势地区的差别、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别、强势部门和弱势部门的差别。这些差别的扩大，归结起来，都贯串着贫富差距这一中心差别的扩大，这一差别的扩大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党和政府程度不同地承认的事实。一个社会要有生机活力，必须有必要的差别；同样，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发展，必须把差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城乡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受冲击最大的是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弱势部门；受益的最多的是强势地区、强势群体、强势部门。
这就是我国面临的部分的“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趋势”，即“类发展困境”现象，也是我们社会稳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情况。
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使用了我们社会学常用的“弱势群体”这个词。总理强调，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对弱势群体要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这是有深远意义的。
3.“类发展困境”的背景：90年代与80年代的区别
现在社会学界越来越达成共识，这就是在我国二十年多一点的改革、发展、稳定的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是有很大区别的，正是这种区别，构成二十年多一点过程的两个有明显特点的阶段；也可以说，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类发展困境”现象。所以不了解这种区别，就很难弄清问题的所在。究竟有什么区别？从宏观的趋势看，区别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就社会资源配置的走向来看，80年代：基本上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向下扩散，向农村、向边远地区扩散。因此，总体上看，农村受益，农业获利，农村经济实心化，农民负担较轻，致富面较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欣欣向荣。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如差距开始拉开，环境开始污染，但还不明显，而且有些差距还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90年代：则基本上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向上集中，向城市，向中心地区集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日益繁荣。如有的大城市连续五年每年投入2 000亿，确实一年比一年好；不少城市甚至提出“提前实现现代化”这样种只看局部不看整体，因而脱离中国实际的口号；由于大城市的带动和辐射，郊区农村特别是近郊的情况，发展得不错。不过，它们只占中国广大农村的一小部分。而农村的情况却与80年代不同，出现了相反的趋势：许多地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不获利，越丰收，亏得越多；经济空心化：乡财政负债l 700亿、村负债l 400亿；农民负担加重；青壮年往外跑，农村往往留下“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乡镇企业几乎多走下坡路，开始了衰落的过程。所以有“农村穷、农民苦、农业危险”之说。
第二，就社会公平度来看，由于80年代社会资源配置向下扩散的走向，农村的社会公平度也随着呈提高的趋势。社会公平度提高，是城乡差距、农村贫富差距相对缩小的综合反映。反之，由于90年代社会资源配置向上集中的走向。农村的社会公平度也随着呈下降的趋势，它意味着各方面的社会差距重新大幅度拉开。特别是农村一些强势利益群体形成的乡土势力，往往截留中央政策中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将不利的方面转嫁给普通农民。有的地方，乡霸、村霸横行，乡民、村民敢怒不敢言，弱势利益群体的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社会的不公平感和不公平度。这些都为邪教、黑道、迷信、宗祠等沉渣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我们要十分警惕，不要让这样一些强势利益群体形成的乡土势力进一步演变成一种“社会分利集团”，一种类似旧社会的农村“豪绅集团”。
上述两种情况，不能不严重影响社会安定。200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强调把农业放到首位，强调增加一般农民的收入，确实不是偶然的。这是当务之急。如果农村畸形凋敝，城市畸形繁荣，绝不是好现象；这样的不协调所包含的危险性，对我国历史和现实情况有所了解的人，是不言而喻的。
4.我国“类发展困境”的社会学意涵
从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我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一种快速转型状况下的中性运行。总的来说，良性因素在增加，社会结构有优化方面。另一方面，经济体制转轨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又导致出现大量的社会消极现象、社会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恶性因素或者恶性因素的萌芽也居高不下。具体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否可以这样说：在80年代，由于此前的拨乱反正，无论城乡，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系统中都是趣性因素增加或呈增加的趋势，恶性因素减少或呈减少的趋势，城乡的反差不甚明显；加之人们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恶性因素横行、猖獗之后，在心理上容易感受到来之不易的并正在增加的良性因素。到90年代之后，城乡的反差明显表露出来了，城市的良性因素增加得多，恶性因素相对减少；而农村，总的说来则相反：良性因紊减少，恶性因素增多。
良性因素和恶性因素的增减，与中性因素的分化方向密切相关。这样，在我国社会，面对快速转型状况下的中性运行，如何引导中性因素向良性方向发展，防止向恶性方向滑坡，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不能不注意的大问题。
5.如何对待我国的“类发展困境”
首先，要承认“类发展困境”现象在我国的存在，并真正认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这样，才有可能在“发展困境”还是苗头的时候加以化解，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和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第二，适度调整资源配置的方向。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同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我国资源配置的方向，总的说来是有利于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和弱势部门的；到90年代，则是相反的趋势，实际上倾向于、有利于强势地区、强势群体和强势部门。资源配置方向的改变，可以说是造成我国社会许多“类发展困境”现象的主要原因。在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这一点尤为明显。资源配置方向涉及的是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部门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问题。事实上，我国的环境问题，尽管有人与自然的方面，但主要是利益因素导致的。结构调整问题主要也是背后存在利益问题。贫富差距更直接是利益问题。税制在资源配置导向中的作用十分巨大，如何在税制上调整资源配置上的不合理之处，尽可能达到上下平衡、强弱平衡，真正发挥政府作为社会公平维护者的作用，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