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消除大叙事是西方文学研究界的趋势甚至共识。”大叙事是现代性追求的产物，是用时间性来抹去空间性差异，建立一个没有内部差异的同质化时间序列。现代性大叙事小时间来使空间差异同质化，强行将地域差异从空间性存在叙述为时间性存在的基本手段。比如，在历史进步这个大叙事中，东方和西方的差异就被认为是西方处于历史发展的前列，而东方则落后了西方。换句话说，西方位于线性时间的顶端，而东方则位于中部甚至后部，东方惟一的道路是在同一条时间轨道上追赶西方。
西方现代性的扩张方式，就是在非西方世界复制它已有的叙事模式。因此，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实际上与东方国家内部的地域关系是一致的。就中国自身而言，地域差异普遍被认为是发展程度的差异，东部和西部之分就是一例。但实际上，东西部的差异刚好是用历史进步这个大叙事来规划和控制中国内部空间差异的产物。这在政治经济领域里，自有其相应的理由。但就文化而言，则远远不是那么简单。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区域文化往往与少数民族文化相关。在历史上，汉民族就有用少数民族之“汉化”程度来衡量其文明程度的传统。近代以来，“汉化”程度中又混杂进了“西化”程度，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空间性的地域文化差异，不断顽强地冲击着现代性的时间差异，使现代性大叙事变得越来越面目可疑。
实际上，现代性是在后现代的视野中作为一个问题丛生的被反思和被审视的对象浮现出来的。用利奥塔的话来说，先有了后现代，才能有真正的现代性，因为后现代性就是站在现代性之后，审视现代性进入历史的资格。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现代性一开始就被当作了一个固有的标准来使用。关于现代文学的有无现代性之争，争论双方的分歧只是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在现代性时间坐标上的位置之争，这个坐标本身有无问题至今仍在视阈之外。大量“以某某的现代性”为题目的论文，都不约而同地认定，只要具有了现代性，作家或者作品之价值与地位就获得了保证。这一切都没有将现代性当作一个反思和审视的问题来对待。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现代文学所作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也没有真正地走向空间化。
3.在反思现代性的学术潮流中，文化人类学本是最具有活力的一脉。文化人类学的原则是反思性的、批判性的，而非建构性的，张扬文化差异，以空间性特征来对抗和批判现代性的时间性特征，不断地打破和质疑现代性的大叙事，是文化人类学的力量之所在。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改变了人文科学的游戏规则，使人文科学从传统的建构性的寻求客观规律转向了解构性的寻求意义，即将世界的意义从封闭和被压迫中解放出来。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也应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它的目标和任务不是要建立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叙事，更不是去完善和强化这个大叙事，相反，它应是一种积极的对话和解构的力量，将被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大叙事所压抑和忽视了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充分揭示出来。刘洪涛在《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一书中，注意到了汉语文化对苗文化的压抑和控制，分析了沈从文对苗文化的使用之复杂性，这实际上正是地域文化研究所应该做的。黄修已也主张文学史应写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内部差异性，并且特别指出应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亦是走向文化人类学基本原则的自觉。以事实而论，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中的不少著作，“在对重要的文学流派、文学群体、重要的有代表性作家作地域文化阐释的同时，其反思的、再评价、再认识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将将这种倾向上升为明确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学术原则，是进一步激活与发掘其研究潜能的自然要求。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反思现代性应在两个层次上进行。其一是在中国与西方这个层次上，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质疑现代性中的民族压迫与殖民话语。其次则是在中国文化内部的层次上，反思和批判我们自己建立的大叙事的合法性，质疑中国自身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的缺失。应该说，在目前的文化状况下，后者显得更为重要，也更有意义。因为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最终的指向是反思和批判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中国人的生活，显然与中国当下性的境遇关联得更为紧密。同时，西方的现代性扩张，是以在非西方世界内部强行复制西方模式为基本形态的，这也要求我们将对西方的批判放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具体化为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自身的批判。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将地域文化从服务于建构大叙事的建构性转化为反思性和批判性视角，已有人在着手进行。李怡等人的《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个案，该书不重大西南文化的实体性构成，而是将大西南文化放置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中，用中国文化内部的中心/边缘之结构性关系来理解大西南文化的意义，对话和反思的意义都十分明显。
将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文化力量来看待，除应注意特定的地域文化内部的历时性关系，关注其内部特征外，更重要的是关注它与周围的强势文化所构成的共时性结构。从历时性角度来建构某一地域文化内部的总体特征，由于有方志和相关学术传统的支持，受到了较多的重视，这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但这种地域文化的总体特征，实际上是在与中心文化的共时性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差异性特征，是功能性而非实体性的。其功能就是质疑和瓦解中心文化的霸权地位，反思和批判大叙事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在这种反思中借中心文化为参照，完成自身的转换与变化。只有确立这种共时性原则，对话才有共同的场域，才能在对话中放弃各自的独自性霸权地位，走向开放与多元，否则，任何一种文化内部都可以建构出关于自身之独特本质的神话，构成拒绝与他者对话，拒绝平等交流的理由。这样，表面上是在对话，实际上是各自沿着自己的历史时间进行独白而已，其结果不过是将西方文化霸权的方式复制过来，建立数量更多的话语霸权而已。
没有共时性的结构立场，任何差异都会被时间性统一起来，重新进入现代性大叙事的封闭与独断之中。
在这样的立场上，地域文化视角实际上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与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结合起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最有活力的一个领域，真正实现当初的规划和设计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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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段从学（1969-），男，海南大学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北京，邮编：100871。
［原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