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特工以狡猾的“狐狸”著称，他们充满智慧的行动，在世界特工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且继续在当今特工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狐狸的“窝”是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而“窝”何时搭建与形成规模得从19世纪末说起，由于当时英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王和政府为了巩固对殖民地的统治，进行更大的掠夺，于是决定加强海军力量的建设。当时英国海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且有效地控制了世界贸易航道。这就理所当然地意味着海军是英国最得宠的军种，海军情报局受到更多的重视。
20世纪初，英国已有了陆军、海军情报局。当时，德国正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准备，一批德国间谍打入英国，情况危急。英国情报机构进行改组：海军情报局主要收集海军军事情报并负责破译密码。
后来，英国内阁设立了帝国防务委员会，它有两项重要任务：一项是对军事战略和政策问题实行直接的文职控制；二是促进各个军种及其所属的各个情报部门之间的协调。在英国防务委员会的保密记录里有关于英国保安局的原始记载，最后发展成了人们所熟知的军事情报总局五局。
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各军种参谋长，防务委员会的会议由首相本人或他的一位内阁同僚主持召开。因为防务委员会没有一个常设机构，这样，许多事必须先到白厅进行游说，使委员会做出的决定获得通过。帝国防务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对英国的情报体系进行了详细研究。委员会认识到对情报机构进行改革的迫切需要，经白厅同意后防务委员会开始进行改革。
1907年，退休的海军情报局局长查尔斯·奥特利被任命为英国的防务委员会秘书。1909年8月，在防务委员会的支持下，奥特利建议成立一个秘密情报局，负责情报搜集的一切事宜，这个建议得到了内阁的批准。它把秘密情报局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负责国外和国内两个相同领域的工作。国外部分决定由皇家海军上校曼斯菲尔德·卡明领导，后扩展为秘密情报局，又名军事情报总局六局，代号MI6。国内部分决定由弗农·凯尔上尉筹建，后发展为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又名保安局，代号MI5。
英国海军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但许多人不了解的是，英国海军的谍报部门也曾是世界上一支情报劲旅。
MI5的创始者凯尔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领导军事作战局五处即后来成为军事情报总局五局长达三十余年，使这个1909年创建时规模很小的机构，到1939年时已成为具备许多专业分支的庞大部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MI5随着英军参战也不断地扩大。大量有才能的人进入了MI5，使它发展了非凡的技术。出于战争的需要，所有的部门都在加紧搜集情报，不论是在英国有利益要保护的那些国家，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在这些地区，不管有关的政府同意与否，英国都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在国内，军事作战局五处追捕间谍、叛徒和破坏分子；在其他地区，情报搜集活动由秘密情报局和海军情报局分管，后来在海军部还配备了破译人员。
1916年，军事情报总局成立了，军事作战局五处改称为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但这只是机构名称上的改变，并不影响其地位、活动和人员。虽然军事情报总局在编制上仍然是陆军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并对陆军大臣负责，可是它取得了独立地位，可以直接与首相联系。实际上，凯尔很少同当时的首相或其他的任何一位大臣进行单独接触，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年代里，他逐步同那些位居政府最高层的人物，如内阁大臣、常务次官和军种参谋长等，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此外，他同当时的财政部首席大臣和政府的其他各个特别顾问们建立了经常不断的联系，同工业界、同伦敦市政府、甚至同新闻界巨头们均保持着极好的关系。通过一部秘密的电话交换机，他可以直通秘密情报局局长、外交部、首都警察厅长和海军情报局长。
1939年MI5迅速扩大，使办公的地方越来越紧张。于是凯尔安排把机构搬到沃尔姆伍德丛林的一座监狱。他还准备建立特别的“监狱”，这样，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犯人就可以单独关起来，既解决了民政当局不能提供这种住所的困难，又可以与外界隔绝。他任命前特别处的军官斯廷森去找一个合适的拘留中心，既靠近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总部，而又比较僻静，可以避开那些好窥测的眼睛。最后他选中了哈姆康芒的拉齐米尔大楼。
冷战之后，英国仍然维持着秘密情报局、秘密保安局、国防情报局、政府通讯总部等几大情报机构。其中，秘密情报局和秘密保安局最为庞大，是英国参与世界范围内谍报斗争的尖军。
军情五局主要由行动和管理两个部门组成。行动部包括5个处：情报资源和信息处，反国际恐怖处，反国内恐怖处，反谍报和防扩散处，反颠覆处。管理部门包括人事处、计财处和后勤处。此外，军情五局还设有一些独立的处，如秘书处、法律顾问处以及安全保卫处，各处均以代号称号。各处下设科、组、小组或按地区、工作方向分工的“片”。
军情五局名义上曾先后归属陆军部、内政部管辖，但它实际上一直是首相直接控制的。该局有局长一人，局长下设两位副局长：一位管行政部，另一位管管理部；而秘书处和法律顾问处则由局长直接掌管。
英国间谍机构历来都是注重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招收特工。特别是两校中的文科、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及地理、政治等学科的学生是理想的特工人才。所收特工的标准是出自上等社会，有独立生活收入，性格开朗，直观敏锐，英俊潇洒，但又不能过分“鹤立鸡群”，有高雅的修养、广博的知识、顽强、冷静、胆大、善变，既能阿谀奉上，又能愤世嫉俗，看似马马虎虎，实则非常敏感、机警、镇静和认真精细等。
巧破俄国密码
20年代初期，英国外交部格外重视对外情报侦察工作，而苏维埃俄国当时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头十年，苏联的情报机关主要有两大问题。首先，布尔什维克不愿使用那些由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比较复杂的代码和密码，而使用一种不很可靠的秘密情报传递系统，这种系统一开始只是建立在简单字母换位的方法上的。其次，世界上最强大的沙皇破译机关被解散，而且令布尔什维克不幸的是，它的一些出色工作人员逃到了国外。
英国军事密码机关俄国处处长、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今政府通讯总部的前身）校长埃内斯特·费特莱因就曾是一名沙皇“黑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和妻子躲到一艘瑞典轮船上，顺利逃过搜查，来到了英国。费特莱因自称是沙俄的一名主要的密码员，有着将军军衔。他对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同事说，他是“搞书面密码和其他需要广泛知识才可破译的代码的权威”。战后不久美国一位最有名的密码员乌尔雅姆·弗里德曼见到了费特莱因。费特莱因右手食指上的大红宝石戒指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讲道：“当我对这个非常贵重的宝石显出兴趣之后，他告诉我说，这个戒指是作为赞扬和感谢他为末代沙皇尼古拉服务期间在密码工作中的成就而赐给他的。”
英国特工人员费特莱茵，年轻时曾是沙俄的一名密码员，而且有着将军军衔。
也许是命运的嘲讽，在他以往的功绩中也有破译英国外交信函这一项。十月革命后头十年，他的主要成就是破译俄国外交电文，但这一次却是为英国人效劳。虽然费特莱因讲起英语来带有浓重的俄国口音，但他却是一名非凡的语言学家。英语他主要是通过读《布莱克古墓》和其他一些风行的侦探小说学会的。他有时说些英国人不大习惯的话，像“谁窝藏了我的铅笔？”或者是“他就是告密者”，令学校的同事们很开心。费特莱因很少提起革命前的俄国，但有时候同事们为了让他开口，就说些可能会引起他异议的话，此如说：“费特莱因先生，沙皇真的是个很强壮和健康的人吗？”——他们听到的是恼怒的回答：“沙皇是个废物，头脑里没有一点思想。是个萎靡的、遭人鄙视的家伙。”
因为有了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事的出色工作，政府通讯密码学校才得以在英苏贸易谈判时破译了俄国人大量的外交信函。截获的情报有很重大的意义。比如，在1920年6月谈判刚开始时，他们就曾截获了列宁写给克拉辛的一封信，信上说：“劳合·乔治这个下流坯骗起人来不露痕迹，不知羞耻。请别相信他的任何话，好好愚弄他一番。”劳合·乔治对这种侮辱之辞表现很理智，但是他的一些大臣对此的态度则不同了。寇松和邱吉尔利用破译的有关情报得知，苏俄对英国的一些报刊以及布尔什维克者有不正常的资助行为。苏俄还在英国、印度进行着其他形式的破坏活动。
据此，他们要求遣回苏维埃代表团并中止谈判。劳合·乔治不希望破坏缔结条约的前景。但又认为应该对自己的大臣们的情有可原的愤怒以及证据确凿的破译文件有所反应。9月10日，首相指责8月份以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团长身份赴伦敦的莫斯科党的领导人列夫·加米涅夫（当时克拉辛是副团长）“粗暴地破坏了做出的许诺，并使用了各种破坏手段”。克拉辛被允许留下了，而将于次日返回俄国接受新的指示的加米涅夫则被告知不能再来英国。劳合·乔治对加米涅夫说，他对他的指责有“确凿的证据”，究竟是哪些，他没有说。
显然，苏维埃代表团后来还是明白了，是他们的电报被截获并被破译导致了这样的结果。8月，英国内阁同意公布部分截获的情报。八封证明布尔什维克资助一家“日报”社的电报交给除了这家“日报”社以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的编辑部，为了在情报来源问题上迷惑布尔什维克，并使他们相信情报是在哥本哈根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那儿遗失的，这份材料的转交条件是标明引自“中立国”，但是《泰晤士报》没有接受这个游戏条件。令劳合·乔治极为不满的是，该报的有关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这些电稿是英国政府截获的。”
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肃反委员会驻外机构头目克雷什科显然对密码所知甚少，也许是他没有认真阅读《泰晤士报》，也许是他认为被破译的只是用以转发这八封电报的“三月码”——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他仍持错误想法，认为苏维埃的密码是可靠的。而且，他对后来截获的、并在9月刊登在《每日邮报》和《晨邮报》上的情报也没有足够重视。首先意识到苏维埃代码和密码系统泄密情况的不是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成员，而是红军南方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伏龙芝（正是他在克里木击溃了白军将军弗兰克尔男爵）。
伏龙芝在1920年12月19日向莫斯科报告说：“弗兰克尔过去的一名塞瓦斯托波尔电台的负责人的一份报告表明，我们所有的密码都因为太简单而被敌人破译……由此可知，我们所有的敌人，尤其是英国，都对这段时间我们国内的军事行动及外交工作的情况了如指掌。”
一周后，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接到指示，令其尽可能派专人投递自己的信件，“直到制定出新的密码为止”。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行们在好几个月中都未能破译出1921年初开始使用的苏维埃的新密码。但到4月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成功地破译出苏维埃外交信函中的大部分内容。
在1923年5月发表的那份著名的“寇松最后通谍”中，不仅指责布尔什维克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还逐字援引了截获的苏维埃的电报，同时还因为英国人破译了俄国人的信函而对俄国人说了些非外交辞令的挖苦之语：“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官员大概还认得这个日期为1923年2月21日的信件吧，这是X·拉斯科利尼科夫写给他们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应该记得从喀布尔发给他们的日前为1922年11月8日的电报吧……”“显然他们也应该知道这个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助手N·卡拉汉寄给X·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件吧……”
“肉馅”行动
1943年初，二战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盟军方面决定把西西里岛作为登陆的第一块跳板，随后对意大利本土进行大规模进攻。
从战略角度来考虑，把西西里岛作为登陆作战的地点，是一个很明显的目标。正如邱吉尔首相所说的：“那就是西西里。关于这一点，只要不是一个十足的笨蛋，谁都会知道。”但是，现在盟军就是想让不是笨蛋的德国最高统帅部相信，登陆将在其他地点进行。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分散德军守卫部队，结果将使得攻打西西里的登陆部队少遇到些阻碍，并可减少盟军士兵的牺牲。为此，英国的谍报机关经过反复研究后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对德国人实施一些蒙蔽战术，引诱他们上当。
蒙塔古少校策划的“肉馅”行动，是迷惑希特勒，使盟军顺利登上西西里岛的一个间谍战杰作。
英国海军谍报部队的蒙塔古少校提出了一项计划：搞一具尸体，把他装扮成总参谋部的一名因偶然原因死亡的参谋人员，让他带上一份明确表示打算进攻西西里以外的某一地点的级别较高的文件，并设法把他送到德国人手上。
蒙塔古建议，用潜水艇把尸体送到会被潮水冲上岸去的海域，从而引起德国或其他国家谍报部队的注意。一定要使对方认为这具尸体是因为飞机坠落在海上淹死的，而且已经在海上漂浮多日。至于将尸体运送到哪一个海域，蒙塔古的意见是送到西班牙的韦尔发港口附近最合适。因为，西班牙虽然在战争中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实际上是德国的合作伙伴。
蒙塔古的计划不久即获得了邱吉尔、艾森豪威尔、华盛顿的联合总参谋部以及伦敦总参谋部的批准，定名为“肉馅计划”。
在实施“肉馅计划”过程中，最棘手的是密件的形式和内容。形式不当，内容不巧妙，敌人不会相信。经过反复论证，英国谍报机构决定由英军总参谋部的实权人物皮尔德·奈副总参谋长给英国驻北非突尼斯的远征军司令部华德·亚历山大将军写一封亲笔信。因为众所周知，这两位英军高级将领是一对多年的老朋友。信的内容，一定要涉及到英军的一些高层机密。关于西西里是英军设置的登陆作战的虚假目标一事，在信中给人的印象必须是捎带着说的，它在这封信中占的分量很轻。
为了给德军造成调查上的困难，他们精心为死者挑选了一个大众化的姓名：威廉·马丁，并为他制作了贴有照片的身份证。为了拍摄这张照片，他们费了好大劲，最后找到一位与“马丁少校”相貌极为相似的青年军官，把给他拍的照片贴到了“马丁少校”的身份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