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町时代初期的代表性刀工有长船派的则光、家助、经家和大宫派的盛景、师景等。村正刀是当时的名刀，村正的作刀风格与关派兼定、平安城长吉二人极为相似，经后世考证，三人曾就锻刀技术互相交流。另外，由于德川家康族人曾死于村正所作之刀下，因此村正刀在德川时代被冠以“妖刀”之名，人们视之如邪物，许多落“村正”款的刀上“村”字常被磨掉，而在“正”字之下加上“宗”字，将“村正”更改为“正宗”，以避邪气。
日本刀剑进入中国至明朝时期达到鼎盛，主要途径是日本王室和商家对明朝朝廷的进献。对此类进献，明朝一般都有超值“回赐”。明初时期，明太祖曾对日本进献的礼物一概拒不接受，并实行海禁政策。据日本古籍《善邻国宝记》记载，日本为了恢复日中贸易，于明建文帝三年（1401年）派使者奉表通好，并“献方物”，其中就包括“剑十腰，刀一柄”，明朝的诏书中还特别提到过这柄“宝刀”。永乐元年（1403年）日本第二次“献方物”时，刀的数量就增加到了100把。以后所献方物中日本刀几乎成了最重要的物品之一，品种也有所增加。以有记录可查的宣德九年（1434年）为例，日本一次就“献”了撒金鞘太刀2把、黑漆鞘太刀100把、长刀100把，总计202把。保存下来的景泰十年（1459）和成化十九年（1483年）的两份记录上，所“献”刀的数量与宣德九年的相同，说明当时的202把是定额进献。日本足利王室各朝进献给明朝英宗以前各帝的刀有1200余把，主要供明廷的“御林军”执用，其遗存至今犹可见到。
室町时代后期，由于幕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各地的大名各自为政，纷争不断，这一时期又称为日本的战国时代。由于战乱对生产的破坏，使一些日本浪人、海盗组成武装不断骚扰朝鲜及我国的东南沿海，抢夺财物，被我国称为“倭寇”。倭寇使用的日本刀十分精良，给当时的明朝军队造成了很大威胁。于是明朝朝廷在研究针对性战术的同时，也从日本购买优质的刀剑，使日本刀外销我国的数量激增。由于数量庞大而需日夜赶工，结果造成产品粗制滥造。据推断，当时外销量每批最低在10万支以上，这种外销品通常数支绑成一捆打包上船，称为“束刀”。因为是大量制造的粗品，故又称为“数打物”。而当时的订做产品则称为“注文打”，其相较于“数打物”仍维持优良传统的锻工制造。
当时，日本倭寇对我国沿海人民的侵扰给当地带来了深重灾难，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日本的热潮，日本刀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研究这一领域的有文学家，还有军事家、民间武术家和科学家等。一种外国物品在我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牵涉面如此之广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从北宋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开始，“日本刀”甚至逐渐成为我国诗人特定的吟咏题材，这种现象直至明、清两代一直绵延不断。如明代的政治家、文学家唐顺之曾得到一把日本刀，挥笔写就了一首《日本刀歌》，其中咏道：“有客赠我日本刀，鱼须作靶青丝绠。重重碧海浮渡来，身上龙文杂藻荇。怅然提刀起四顾，白日高高天冏冏。毛发凛冽生鸡皮，坐失炎蒸日方永。闻道倭夷初铸成，几岁埋藏掷深井。日淘月炼火气尽，一片凝冰斗清冷。”
唐顺之是明代出类拔萃的博学家，他精通武艺，也参加过抗倭战争，他的《日本刀歌》不仅为这一题材注入了新的内容和特色，也为研究我国明代的日本刀提供了珍贵资料。从文献记载和保存至今的实物来看，明代的日本刀一般刀身修长，锐利无比，挥动起来十分称手，确有穿坚断韧的效果。从刀形上观察，不难看出明代传入我国的日本刀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汉代环首大刀的优点，尺寸和重量都更加有利于格杀技术的发挥。与唐、宋以来形制驳杂、刀体厚重的中国短兵器相比，当时的日本刀无论是从外观上，还是实用价值上，都确实高明得多。
古刀期的日本刀分为五大派别，分别是：美浓关派（岐阜县地区）、备州长船派（冈山县地区）、相州派（神奈川地区）、大和派（奈良地区）及山城派（京都地区）。
新刀期
日本新刀期指1596—1803年，即日本庆长元年至享和三年，中间经历战国、桃山、江户时代，相当于我国的明、清时期，此阶段名刀辈出。
新刀期的成因大抵如下：第一，各地藩主所属刀工为迎合主人喜好，所作作品极尽精美之能事，各刀工间相互竞争激烈，间接促进了日本制刀文化的变革；第二，当时日本的交通与商业日渐发达，各式钢材在其全国各地相互流通，制刀材质与技术交流频繁，刀的风格趋向多样化；第三，桃山时代多元绚丽的文化触及各个方面，制刀界自然不能例外，为迎合执政者的嗜好、文化思潮而不断促进新刀的诞生；第四，由于当时火器大量应用于战场上，使战争形态急速改变，加之当时日本剑道研究发展迅速，刀长度由原来70厘米左右、单手使用的样式改为77厘米、前后弯度浅、双手使用的样式；第五，当时日本与荷兰、葡萄牙等国的贸易交往频繁，并开始进口外国钢材用于作刀，称之为“南蛮铁”，同时日本的锻造技术也受到了这些西方国家的影响。
日本新刀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庆长至宽永，称为庆长新刀期；第二阶段从宽文至延宝，称为宽文新刀期；第三阶段从宽政至庆应幕府末期，称为元禄新刀期。
新刀期日本刀总的特点是实用性逐渐降低，以讲究美术效果为特色，刀身宽厚，刃纹花样繁多，钢材部分采用进口材质，刀身雕刻繁琐细密，作刀风格、时代背景相较于古刀期均有革命性变化。新刀期初期的刀装用金贝、鞘涂等各种方法，色彩大胆艳丽，出现了诸多代表桃山时代的自由创意作品，武士们莫不得之而后快。
名刀工埋忠明寿是新刀期划时代的代表刀工，属于全能天才型匠师。埋忠明寿是京都西阵人，原是金工刀装匠师，尤其擅长以黄铜为地，金银镶嵌，表现琳派绘画风格。他中年以后转攻作刀、刀身精雕。继埋忠明寿后有名刀工辈出，如肥前忠吉、丹波吉道、南纪重国、越前康继、野田繁庆等。
江户时代前期（1644—1688年），江户（今之东京）及大阪、关东、关西等大都市是当时全日本作刀的几大重镇，作刀风格各具特色。由于江户地区乃德川幕府号令天下之所在地，故专属德川家的有名刀工，如越前康继、和泉守兼重、大和守安定，以及有新刀“横纲”之称（以相扑最高位阶比喻）的长曾弥虎彻等大名家相继问世。江户的刀剑多注重锋利程度和劈砍性能，刃纹设计精美，但也不失实用性。这一时期出现了带有“裁断铭”的刀剑，其刀身大多较古刀宽厚，刃纹颇富变化。
当时流行用刀试斩人的尸体，由幕府武士中川左平太重良首开试斩先河，其后山野加右卫门永久、勘十郎久英等武士更广开试斩风气，将试斩刀的性能用金字镶嵌在刀柄中心，以为记录。试斩刀肯定度较高的刀工有兼重、安定、虎彻等人。由于当时日本剑道发展迅速，对制刀也颇有影响，当时的刀长大多78厘米左右，弯弧更小，刀身上带有雕刻的作品不多。
另外，当时的大阪新刀闻名日本全国，大阪制作的胁差较多，刃纹有多种烧出的设计。这类刀以刀工和泉守国贞、津田越前守助广、河内守国助为首。其中，津田越前守助广独创涛澜刃纹，如滔天巨浪，雄伟壮丽；河内守国助则研发了拳形丁子刃及富士山等绘画风格的刃纹。此外，还有丹波守吉道的帘刃、一竿子忠纲华丽的刀身梅龙雕刻等。很明显，从美术角度看，大阪新刀在创意与构思上较江户新刀来得更大胆、艳丽，且鲜有试斩的金字镶嵌铭文。
元禄（1688年）以后约130年间日本天下太平，刀剑创作逐渐衰颓，然而镡、小柄、笄、目贯等刀装却异军突起，开创了日本特有的刀装文化。幕府末期之前，各地金工匠师由四面八方逐渐往江户地区集中。江户时代之前刀装以实用性为主，而到江户时代，刀装的制作则已脱离实用而蜕变为纯艺术创作，供购者把玩收藏。这时的刀装以金银着色，表现技法以据文、镶嵌、色绘、高雕、薄肉雕、锄出雕、透雕为主，细密精致的程度无与伦比。
金工名门后藤家族自室町时代即为足利将军专属匠师，其中后藤佑乘数代专为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制作刀具，自第五代后藤德乘起代代为德川将军家族制作刀装，至第十七代。后藤家的作品制作严谨，使用名贵金属材质，除金、银、赤铜外，几乎不使用其他材料。町雕以横谷宗珉为第一名人。横谷宗珉于1670年生于京都，其父曾就学于后藤家门下。他最大的成就乃脱胎后藤风格，以超高技法的片切雕表现狩野派绘画风格，以鸟兽、花卉为题材，尤其狮子的神态更是神气活现，威武英挺，被尊称为“横谷狮子”。其构图与施工堪称日本第一令人爱不释手之作品，被日本收藏家争相追捧。宗珉所传弟子柳川直改、菊冈光行、大森英秀、桂永寿、石黑政常、河野春明以及其养子横谷宗与等俱是名震一方的金工名人。
与横谷宗珉同一时期的著名金工刀匠还有奈良派的土屋安亲、奈良利寿、杉浦乘意，这三人统称“奈良三作”，其中，以土屋安亲的作品为首。
新新刀期
日本新新刀期为1803—1876年，即日本江户、幕府末期，结束于明治九年的禁刀令，这一时期相当于我国的清朝末年。
德川幕府末期（1853年），美国军舰硬闯日本港口，要求日本开埠通航，使实行闭关政策的德川幕府面临与中国清末类似的遭遇，史称“黑船事件”。也正是自此，日本开始接触西洋学说，各地纷纷设立洋学馆，如水户弘道馆、会津日新馆、长州明伦馆、萨摩造士馆等。与此同时，羽前山形藩秋元家家臣水心子正秀对新刀期讲究美术效果的特色持怀疑态度，认为刀剑应该像古刀期那样讲究实用性，因而倡导日本刀复古论。日本全国锻刀界无不同声响应，风靡一时。水心子正秀的著名弟子有大庆直胤、细川正义等人，其他各地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者不计其数。这段时期即被称为新新刀期，主要制作各种复古刀剑。
新新刀期末期出现了锻刀界的奇人──源清麿，他一生命运多舛，但作品却是首屈一指，其弟子栗原信秀、铃木正雄、斋藤清人等也俱是新新刀期的大名家。源清麿一生绞尽脑汁力求突破现状，自我要求极为严格，追求完美创作，以致身心受创，于42岁人生巅峰自杀身亡，其作品虽然完美，但数量稀少。
现代刀期
明治五年（1872年）颁布的《征兵告论》中，废止了武士杀人不问其罪等特权。明治八年（1875年）《征兵令》颁布，致使明治九年（1876年）颁布了《废刀令》。《废刀令》的颁布是日本接受西方文明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改革，其规定武士带刀被禁止。
禁止武士带刀实质上剥夺了士族的特权和精神支柱，激起了士族的愤慨。不久，熊本爆发了“神风连事件”，由太田黑伴雄等人举兵叛乱，虽然很快被镇压，但此事件却成为萩之乱、秋月之乱甚至是日本西南战争的导火线。
由于《废刀令》的颁布及实施，明治时期的日本刀需求量急剧减少。当日本刀作为武士的象征意义结束时，日本刀的社会意义也就随之结束了。
之后太平洋战争和二战期间，由于战场上军刀的需求增大，导致此阶段各式各样军刀出现，制作军刀的刀工也大量增加。
1948年，佐藤贯一、本间顺治两位博士开始担心日本刀的传承将后继无人，认为日本刀在现代而言与其说是武器，不如说是高价值的美术工艺品，因此各方奔走，频向联合国占领军相关机构提出诉求，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日本刀保护运动于焉开展。
此运动除了挽救奄奄一息的日本刀文化之外，更为日后日本锻刀界的蓬勃发展奠下鸿基。本间与佐藤两位先生为日本刀文化所做的贡献至今仍令日本刀爱好者念念不忘。
1953年，日本终于确立了作刀许可制度。1970年，“新作名刀展”中宫入昭平、隅谷正峰、月山贞一、今泉济等四人作品的美术程度已凌驾新新刀期诸多名刀之上。日本刀于此度过了战后期，其现代刀制作技巧持续成长，今人称为“昭和名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