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加强文化围剿。在文化领域，蒋介石同样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政治的介入，使得文化界的活动均被打上了青天白日的烙印。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为了完善对文化的掌握和统制，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法律，对各种群众团体的成立、组织、活动施以苛刻的限制。1928年3月初，国民政府公布了《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凡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团体或集会者，均属违法”。1930年1月2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文化团体组织原则》，硬性规定：“文化团体不得于三民主义及法律规定之范围以外为政治运动。”1931年1月出台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首次公布的《出版法》中，就明文规定出版物不得损害国民党的利益，有关政治的传单或标语的印刷得到审批机关的认可。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又先后颁布了《修正出版法》（1937年）、《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1937年8月12日）、《书籍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1937年8月）、《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1938年7月）、《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1938年12月）、《杂志送审须知》（1938年12月）等一系列有关出版的法令。1938年10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专门从事书刊的审查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30年7-9月间，国民党中宣部就查禁社科书籍72册，定期刊物89种，其中社科刊物7种。1943年3月13日，江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四周年纪念大会”上，竟当场禁毁“禁书”1600余册，上演了一幕现代文化专制的闹剧。
三是教育的党化。南京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作为整个教育的指导方针，因此，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被涂上了很浓重的“党化”色彩。控制教育，首先就要树立一个官方的教育宗旨。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明确规定其教育宗旨为“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同年，“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原则”又被写上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政府在教育界的头等大事，就是严格控制教师、学生的思想倾向。因此，实行“党义”教育、灌输三民主义的思想、催化反共意识，就成了国民政府贯彻国民党教育宗旨的第一步。为此，全国各级学校普遍设立了“党义”课程，由指定的党义老师讲授，党义课程成了衡量学生政治上过关与否的重要标志。此外，用特务手段监控学生活动也是国民党政权的拿手好戏。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以“抗战教育”的借口，在最初几年内，教育部不仅改组了西北联大，合并了湖北所有公私立学校为标准联合中学，成立了各省国立中学和国立师范，蒋介石将川大、重大等一批大学校长易人，安插上自己的亲信。“以党治校”成了“抗战教育”的代名词，教育部甚至再三规定：“公私立中小学教员必须加入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在这种严格的党化教育下，学生稍有不合规定的举动，就面临着被除名的威胁。在国立安徽中学，一名学生仅仅因读高尔基的《燎原》一书而被开除，就连“素称自由”的西南联大，校方也特别设立了监察会、顾问会，两会有权干涉学生会的行动。1938年2月初，蒋介石亲令教育部长陈立夫：在抗战期间，不经当地政府同意，任何外人在学校不准讲演。国民党专制独裁的行径，激起了国统区各校学生的不满，要求抗日，要求民主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使国民党当局大为头痛。
5．强化特务统治
在实施“训政”期间，蒋介石还吸取运用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及德、意等国法西斯的经验和措施，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加强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的控制，严密防范、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强化对民众的统治。蒋介石在大陆组建特务统治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7年4月到1932年3月，这是特务组织的组建时期。为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1928年初，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把“浙江革命同志会”改组为“中央俱乐部”，从而形成了以二陈为中心的CC系特务系统，并在其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党务调查科”，在各省、市、县设置“肃反专员”，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和打击异己的特务活动。为了使特务政治法制化，1930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规定了特务组织的职责、范围及其隶属关系。1931年，蒋介石在其“南昌剿匪总部”设立了谍报科，以邓文仪为科长。1932年，又在南京设立“特工总部”，徐恩曾为主任。这样，蒋介石控制的特务组织就颇具规模了。
陈立夫、陈果夫是蒋介石的恩师陈其美的侄子，蒋介石为报答陈其美当年的知遇之恩，着力提携二陈。南京政府成立时，陈立夫兼任训练总监部政训处处长。在国民党三大上，陈立夫出任实际上的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出任中央党部秘书，控制了国民党的党务大权。这之后陈氏兄弟很快搞起了小圈子，一帮人成为CC系的雏形。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二陈组织起“中央俱乐部（CC系）”，集合了一批拥蒋力量，准备迎蒋上台。以后CC系成为党内主流势力，与军事系统的黄埔系、行政系统的政学系、财经和外交系统的孔宋系一样，深受蒋介石的信任，成为蒋介石统治的四大支柱之一。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存在的8年间，先后由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任科长，顾建中任组织总干事，王杰夫为训练总干事，梁辅丞为情报总干事。国民党三大时，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扩编为党务调查处，处长为徐恩曾。1932年间在第一处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特工总部”。1934年4月，蒋介石将南昌行营调查科与复兴社特务处合组为军委会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1937年4月蒋介石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担任军统局第一任局长，副局长为陈焯，第一处处长为徐恩曾，第二处处长为戴笠，第三处处长丁默邨。1938年5月，蒋介石把第一处从军调局独立出来，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至此两大特务机构——“军统”和“中统”正式形成。
这一时期特务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监视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的行踪，研究如何对付中共的活动。由于办事人员只有十七八人，所以办公地点也只是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楼二层西南角两间房内。到1930年间又增设言文组，专门研究公开资料，对社会上出版的各类报刊，分成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四部分进行整理，把任何对国民党、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批评及不利的言论都将及时送到最高领导层。因为人员一下增加了近50余人，办公地点搬到中央饭店附近二层楼内办公，门口挂的招牌是“正元实业社”。
特工总部时期，特务机构有了大规模扩编，各省市也相应成立“特务室”。特工总部主任为徐恩曾，书记为王思诚。特工总部设有设计委员会、总督察、书记室、情报科、训练科、总务科、电讯总台、反省院、盐务缉私督察外、税务督察处等机构。
第二阶段：1932年3月至1938年4月是复兴社时期。1932年5月，何应钦的秘书刘健群建议蒋介石，可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希特勒的“褐衫党”，建立“蓝衣社”（所有成员均着蓝衣）。蒋十分赞赏，只是考虑到那两个党的名声太臭，不想采用近似的“蓝衣社”名称，而要取一个能迷惑人心的名字。于是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成立所谓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叫“力行社”，系由当时自诩为“黄埔中坚”的一些分子组成。其名称来自于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一语。蒋介石亲任社长，其成员须经蒋亲自审批，故人数不多，仅50多人，核心成员13人，有所谓“十三太保”之称。
成立复兴社的原因之一，是蒋介石见九一八事变后，民众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国民政府已经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不久正逢广州非常会议事件，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他第一次下野时，党内派系坐大，在各地方实力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的挤兑下，蒋介石为保持自己的实力，由亲信二陈出面，主动纠集一批追随者组织中央俱乐部。现在则不一样，除了蒋介石一派独大之外，他自己培养的以黄埔系为代表的政军力量已经兴起，完全可以出面组织一支拥蒋力量，为蒋驱使，听蒋召唤。
复兴社的纲领是“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与同盟会的纲领颇有几分相似，但蒋介石内心的想法很明确，并非是要“驱逐倭寇”，而是要复兴社全面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完成“安内必先剿共”的任务。在1932年和1933年间，蒋介石先后派出两批人前往德国、意大利考察法西斯的实情，并组成了类似于党卫军的“别动队”，专门从事情报、暗杀、绑架等勾当，这成为军统的早期行动组织。在复兴社内部，纪律严明，组织原则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牺牲个人自由，绝对服从、忠于领袖。复兴社发展很快，一开始只有南京、上海、北平、武汉四个分社，不久分支机构便遍布全国。各机构中发展最快的是特务处，该处处长为戴笠。
第三阶段：以戴笠为核心的军统时期，从1938年4月到1946年10月。淞沪会战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进一步加强了特务统治。于是下令C？C归并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徐恩曾为局长。原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全部交给戴笠，即军统。考虑到戴笠的资历、声望难以服众（黄埔六期肆业），蒋于是任命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钱大钧、林蔚等为挂名局长，戴虽为副，但负实际责任。军统仍以复兴社特务处原班人马为核心，特务手段更加阴险残暴，破坏性更大。
军统时期，是蒋介石特务政治的鼎盛时期，其组织机构格外庞杂，计有11处、10室、5会。即情报、行动、司法、机要、编写、医务、人事、会议、训练、警务、布置等11处。与处平行的机构有秘书、督察、机要、编写、医务、时事研究、经济研究以及由中共叛徒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专门研究杀人放火制造毒药等特种技术的研究、专事主管文娱活动的中山室等10室。此外还有设计、惩戒、考核、策反、财产清理（抗战胜利初建）等5个委员会。
在戴笠看来特务越多越好，组织越大越好，因此军统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在全国开办了80多个训练班，专司内勤（局本部）的特务1400多人，坚持外勤的特务近5万人，军统除在国内设区、站、组和爆破、破坏、行动等总队、大队外，在国外许多地方设有站、组及通讯员。军统内部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各级组织之间，只发生纵的联系，没有并严禁发生横的联系。
第四阶段：毛人凤主持保密局时期。从1946年10月到1949年9月。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10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的同时，军统局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副部长郑介民兼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保密局当然是换汤不换药，依旧还是原军统局的原班人马。由于军统后期特务人数大大超过原来编制，开支更超过规定的经费不知多少倍，郑介民和毛人凤都感到难以照旧维持，不得不进行缩编裁员。改设7处4组3室。计情报、行动、人事、电讯、司法、经理、总务等7处，布置、特种技术、特种问题、机要等4组，督察、总稽核、预算等3室。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在下野的同时令毛人凤向国防部辞去局长职务，旋即将保密局从南京撤去，局本部先迁往台湾，在上海另设办事处继续作垂死挣扎。为应付李宗仁代总统，又另拨几十个人组成假保密局，让原副局长徐志通任局长，林超为副，移至广州，毛人凤所掌握的真保密局仍由蒋介石控制。成都解放后，假保密局宣告解体。1950年3月，蒋在台湾“复职”，毛记保密局也再度登场。直到1955年，蒋设立“国家安全会议”，自任主席。蒋介石驾驭如此庞大的特务组织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开办各式各样的训练班，对大小特务进行严格训练，加强思想控制。二是恩威并济，严格管理，使各级特务组织为蒋介石的统治服务。
三、实施新经济政策
1．农村《土地法》的推行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在农村，先是推行减租减息，进而制定了《土地法》，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保护国货的政策，繁荣民族经济，改革税制，废除厘金制度，进行币制改革等，这些政策和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必须要清除封建主义的障碍，其中首要任务就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同盟会政纲中讲到的“平均地权”，虽然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但是却保留了封建地主所有权，不是彻底的革命纲领。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在“平均地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尽管这一主张仍然是在土地国有制的前提下，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对国家分配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孙中山关于土地问题的设想，由于自己去世并未实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标榜自己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从1928年初起，即着手酝酿制定土地法。这年2月，先由胡汉民、林森组织人马，拟出《土地法原则》九项，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讨论，年底，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交南京政府立法院作为制定土地法的原则依据。立法院于1929年2月成立由吴尚鹰为首的起草小组，经一年半的反复商榷修改，完成了《土地法》草案，于1930年6月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并决定自1936年3月1日起全面实施。在此期间，先在一些地区试行。
《土地法》全文共5编397条，包括土地行政、土地使用、土地税、土地征收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大体上体现了孙中山试图利用国家政权干涉土地问题的主张，对大土地所有者进行限制并购买他们的土地，保护佃农利益并使其逐步成为自耕农，以达到“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