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日益猖狂，先是在东北扶植清废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而后又发动了上海一？二八事变，接着日本又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内地。自1935年夏季起，日本侵略者策动的华北五省自治逆流甚嚣尘上，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问题。
其实日本对于华北图谋已久。1931年11月，九一八事后不久，日本军部起草了《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1933年春，板垣征四郎制订“华北联治政府”计划和5月份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向平、津特务机关下达《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塘沽协定》后，日本以武力为后盾，全面加速侵略中国的步伐。1933年11月份的《帝国外交政策》的最后修正案，“支持中国大陆上的分治运动”，日本分离华北的政策已经越来越明朗化了。
1934年4月18日，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陆军参谋本部提交了名为《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露骨地宣称“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华北问题必须整个解决，要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意图扶持傀儡政权。
最初，日方曾希图扶植一些失意军阀，如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但均未奏效。接着，把目标对准了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企图利用历史上反蒋的影响，假其手而达成自治，他们首先看中的是阎锡山和韩复榘。蒋介石为了拉拢华北实力派，尤其是为了稳住阎锡山，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中途特意绕道先赴开封，后至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慰问和安抚。蒋的行动立时见效，阎锡山决定去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表示“服从中央”。蒋闻之甚是满意，通报华北将领，以为勉励。
1935年上半年，在日中“亲善”、“提携”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离华北的行动，先后发动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订立《何梅协定》，丧失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
就在蒋介石忙着安抚华北将领时，10月日本又指使汉奸在河北省香河县暴动并占领县城，香河事件发生并在日本人的干涉下越闹越凶，先是大肆策动香河自治，后日本发现香河事态扩大，自己获益不大，遂作罢。
喧嚣一时的“华北联省自治”计划最后不了了之，日本遂改弦更张，调整计划，寻求新的目标，他们挑中了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
1935年10月，日本驻天津领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缔妨碍“自治”的机构，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许以“华北自治政府首脑”的职位，对宋哲元进行试探和引诱。11月份又出台所谓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决定将未来新的自治政权定名为“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政权首领为宋哲元。土肥原让宋哲元于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采取武力行为。
此前，蒋介石迭电宋哲元，软硬兼施，既鼓励宋要忍辱负重，无论如何要顶住压力与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异动”，一切须听从中央，但却提不出任何具体有效办法。11月11日，宋哲元发出“直电”，公开要求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实施宪政”，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与此同时，关东军第一混成旅团正迅速集中，准备动用武力，进攻华北。时局日危，蒋在16日电示宋哲元，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认为“国家存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哲元以不挠之精神，不卑不亢地与日周旋。
次日，宋哲元复电蒋介石，陈述华北局势危险万分，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时，不可长久，请求中央支援。紧接着，蒋派自己的对日私人顾问张季鸾赴北平探听虚实，观察动向。同时，国民政府借口要在南京附近举行大演习，向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增派军队，集中了几个师的中央军，缓缓北调。但日本军可不吃蒋介石这一套，立刻做出强烈反应，集结了六个空军中队，摆出迎战姿态。
不久，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由于日本方面的压迫，他将不得不在11月20日至22日之间宣布自治。事实上，蒋介石已于19日通过秘密途径获悉，日本内部对于华北自治方案是存在争议的，有倾向于“自治运动”，应循序渐进，“避免要求过高”的意见存在，蒋感觉事有所图，当晚便电示宋哲元，要求宋详察敌情，坚忍主持，以救党国。
蒋介石在对日本内部矛盾了解之后，对在华以土肥原为代表的强硬派给予了有力的回击，要求土肥原离开华北，粉碎了其“自治”计划。然而，土肥原不甘失败，立即又与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勾结起来，密谋“自治”。二人一拍即合，殷于11月25日组建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鼓励宋哲元等起而效尤。日本方面以多种方式劝说宋哲元与殷合作共同自治，但宋最终还是坚持了“一切听从中央命令的立场”。不过，此时平津形势已岌岌可危。29日晚，宋哲元又电蒋介石将平津之危迫情势，叠陈之忧患电告蒋介石，请求中央速速采取行动，同时告急电的还有北平市长秦德纯、天津市长程克。
眼看着华北局势日益恶化，已呈朝不保夕之状，蒋急忙于26日密派刘健群火速北上，防止宋哲元危难关头势力不支，立场有变。11月30日，蒋又不顾日方反对，派何应钦北上“体察情势，负责处理”。日方唯恐何应钦来了之后，宋哲元会因此而靠近南京政府，力加排斥。宋哲元等人因地盘、权力等因素对何的到来反应冷淡。何应钦一行四处碰壁，权衡之下，何采取了中央在何出发之前所设计方案，允许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由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同一天，又正式宣布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侵略势力和国民政府方面在彼此都无法完全实现自身目的情况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国民政府方面既不甘心拱手将华北五省让出，又不能对该地区实行有效控制，无奈之下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宋哲元这个左右受制的地方实力派，在抗拒日本分离行径、维护中国领土的过程中顶住了各方压力，保持了民族气节，使得日方通过诱降宋哲元来控制华北的企图落空。
2．决定作最后的牺牲
自从 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日本在天津设立了驻屯军司令部，并不断增兵华北，在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及许多地方驻兵。而日军的牟田口联队的一木清直大队在1936年9月进占丰台后，控制了平汉、平绥、北宁各线的交汇之处，威胁北平南大门。他们常常在丰台至卢沟桥一线进行军事演习，从1937年6月起更是日夜不停演习攻城技术，枪炮声不决于耳，日军还在靠近中国驻军营地的卢沟桥龙王庙一带构筑工事。当时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冯治安）独二十五旅驻北平城内，西苑、卢沟桥、长辛店等处，一部分驻保定；独三十九旅驻北苑，张自忠三十八师，独立旅驻天津廊坊，马厂、冷县地区，一部分驻北平南苑；一三二师（赵登禹）之二十七、二十八旅驻张家口、宣化、察南各地；郑大章骑兵第九师驻良乡、固安、■县、易县地区。
1937年7月6日，日军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去，被中国驻军拒绝。7月7日夜，上午侵驻丰台的日本驻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长清水节率本中队于桥北举行夜间演习，以卢沟桥为假想敌，向桥身射击。当夜11时，日本士兵一人因小解未告知中队长，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即借口“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并扬言如不同意进城搜查，“日军便包围宛平城。”其实日军点名时“失踪士兵”早已归队。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无理要求予以严正拒绝，日军旋即鸣枪示威，两军形成对峙。
当时，代理宋哲元职务的秦德纯为避免武力冲突，即派宛平县长王冷斋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魏宗潮等人到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部与松井交涉，虽然“丢失士兵”业已归队，松井却认为“有查明失踪情况的必要”，冀察当局为怕惹恼日本人，立即派人前往调查。与此同时，日军大举增兵宛平地区，作好总攻准备，战端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7年7月8日凌晨，中日双方代表正在宛平城谈判，日军突然以猛烈炮火轰击宛平城，并攻占宛平东北的沙岗，打响了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枪。中国驻军坚决予以还击。
8日一天，日军猛攻四次，均未得手。第一次作战四小时后，双方曾一度暂停进行交涉，但因日军蛮横无理地要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城，交涉中断。此后双方有战有停，其间9日由秦德纯和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经谈判后达成过37页协议，即：双方立即停止射击；日军撤回丰台，中国军队撤回卢沟桥以西地带；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担任，人数约200至300人，定于9日晨接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