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救国会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救国会诸领袖遭到迫害。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该会成员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整个上海笼罩着恐怖的气氛。救国会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状态，可宋庆龄仍然挺身而出，以上海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会的身份，于11月26日公开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七君子。宋庆龄的声明指出，“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主使的。”她的声明气贯长虹，使国民党当局和日本侵略者受到沉重打击。
在宋庆龄的带领下，全国掀起了一个援救七君子的运动。由于国民党当局顽固地无理地要判七君子罪，宋庆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37年6月25日与何香凝等16人发起“自清人狱运动”，联名具状递送苏州高等法院。要求与沈钧儒等并案办理，羁押入狱，在得不到批签的情况下，宋庆龄忍着胃病的疼痛，满腔义愤于7月5日亲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进入监狱，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自请人狱运动”给国民党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他们不敢贸然羁押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但她这次苏州之行，使各界民众受到很大鼓舞，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政府于7月底将七君子释放。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张、杨实行兵谏，扣押在西安。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正在上海养病的宋美龄惊闻此事，万般焦急，连忙恳求姐姐宋庆龄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宋庆龄仔细地分析兵变的原因和当前时局，以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不念旧恶，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从中斡旋。最后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2月，宋庆龄与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冯玉祥、何香凝等，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8月，在上海寓所会晤共产党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同月，在纽约《论坛与世纪》上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批判某些人过高估计日本力量而过低估计中国抗战力量的错误看法。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这种条件下，“日本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她认为，中共是打不败的，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同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就中共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共同抗日，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后，万分激动，几乎要流下眼泪来，她立即写下《国共合作感言》。感言中指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众的党。”“国民党同志应该谨记着；要是不顾先总理遗教，抛弃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将成为民族的罪人，等于国民党的自杀。”只有国共合作，才能使中国走上解放的胜利途径。
上海失陷后，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宋庆龄的安全，安排她撤离到香港。在香港期间，宋庆龄出任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该组织是由艾黎发起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它的影响、口号和生产，来迫使不愿抗日的国民党当局继续作战”，并向国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斗争，争取国际上的援助。这个组织两年时间里，接受了国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捐款两千多万元，大部分用于援助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合作社。蒋介石集团不能容忍工业合作运动的民主性质以及“工合”对解放区的大量支援，常去找艾黎的麻烦，并想吃掉它。宋庆龄决不会让蒋介石集团吃掉工合，她以最大的努力支持“工合”运动的发展。她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一直到1941年香港沦陷为止。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宋庆龄在《新中华报》上愤怒地谴责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严厉斥责蒋介石“把孙中山遗训置于脑后，破坏团结抗战”，并严正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用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她的这种态度虽然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拥护，但他的弟弟——宋子文作为保盟会长，却反对这种态度和立场，并从美国华盛顿发给保盟一份电报，声明退出保盟。对此，宋庆龄立即公开发表声明，批评宋子文的错误态度，为他的离去感到遗憾。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进攻香港，在日军侵入九龙启德机场前的6个小时，她才乘最后一架飞机到重庆去。
回到重庆后，宋庆龄曾住在其姐姐宋蔼龄家中，不断被蒋介石派人严密监视。房子周围也有人监视，屋内也有“听差”。由于被一群魔鬼包围着，所以，她在重庆行动并不自由。后来改住在其弟弟子文家中。
不久，她又在重庆发起和领导保卫中国同盟，吸收中外人士参加，并千方百计地设法动员国际舆论和争取国际援助。这时保盟工作是在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干扰下坚持的。他们要保盟登记，要干涉保盟存款，要其报告款项的分配和用途。因此，她和总部工作人员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的联系、都要秘密地进行，对中共抗日军民的支援，都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之下。尽管如此，宋庆龄仍然通过各种途径把捐款和物资送到解放区。1944年，她曾费尽周折把一台X光机送到延安。
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无论解放区或是国统区，都是一片欢腾。这时蒋介石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一方面准备内战，一方面又耍假和平的花招。毛泽东为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以非凡的胆略，干8月28日，亲赴得庆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和谈期向，毛泽东住在张治中的公馆中，四处有“警卫班”监视他的活动。
宋庆龄十分关心毛泽东的安全，同时也关心目前局势和革命的前途。她曾多次到毛泽东下榻处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对她忠贞不渝地信守孙中山的革命三大政策，对她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的不计较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高贵气节，表示了由衷的敬意。这也更加坚定了宋庆龄为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到底的信心。
1945年12月，宋庆龄由重庆回到上海，由于莫里哀路的房子年久失修，遂迁住到靖江路45号的一幢小楼里。年底，她轰表声明把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她在声明中由袁衷地感谢国际朋友在抗战中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援助。她高度赞扬：“这些经济和医药的援助……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她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还希望得到国际朋友在“道义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以帮助中国恢复经济。
当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后，她全力以赴地帮助这个办事处工作。针对行政院救济总署和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救济总署把大部分援华物资给蒋管区，而把一少部分给占人口1/4的解放区，这种政治歧视，宋庆龄领导的中福会站在人民一边，给以严厉的谴责。
为满足解放区军队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宋庆龄动员多方面支援各种物资。为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的医药和其他物资。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宋庆龄要把物资运往解放区，有许多困难，为防止敌人破坏，有时要快装快运。为确保安全，她还亲自检查运往解放区的药品和器材。1946年初，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所签订的《双十协定》，到处制造惨案，调兵遣将，密令数十万军队围攻解放区，全国笼罩着内战的阴影。宋庆龄怀着气愤的心情，于1946年7月23日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成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的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这个声明在国际间引起了广泛的注目。
当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烧杀掠夺，无所不为，灾民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解放区军民遭受着巨大的灾难。当她收到《晋察冀白求恩医生学校与国际和平医院的概况》文件后，对国际和平医院和白求恩医科大学以极大帮助，曾克服重重困难，把整吨整吨的手术器械、药物和医学书籍、农业书籍、儿童服装运送过去。
由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发动全面内战，也遭到了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1947年夏季，朱学范从美国带回了冯玉祥的建议，“成立一个国民党的革命组织”的亲笔信，并到香港分别拜会了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柳亚子等。这期间，在港的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及其他爱国人士正在商量重新结合。看到冯玉祥的亲笔信，便立刻商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当革命委员会主席。在上海的宋庆龄接到《上孙夫人书》后，约李济深在上海新雅酒家进行了秘密会晤。她表示十分支持这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但为了更有利于从事革命活动，决定不参加这个组织，共产党也同意和尊重她的意见。
1948年1月，在中共的支持和宋庆龄的关怀下，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其他爱国人士代表，在香港召开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和行动纲领，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动政策，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李济深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
1949年初，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蒋介石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提出和谈、划江而治。这时社会上谣传宋庆龄要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对此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她正以全部精力和时间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在李宗仁写信要宋庆龄出任领导时，她不为高官厚禄所利诱，泾渭分明，立场坚定，拒绝了这一请求。
解放前夕的上海，一片混乱，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宋庆龄的安全，而她却身处逆境，时刻关心儿童剧团成员的安全，为他们找房子，安排孩子们隐蔽。上海解放后，陈毅得知宋庆龄的住处，即派一团人去保护宋庆龄。当她得知全城解放时，派出一辆大卡车载着儿童剧团的秧歌队，载歌载舞，庆祝解放。
7月1日，邓颖超、廖梦醒陪同宋庆龄去参加上海党政军民举行的建党28周年庆祝大会。宋庆龄怀着愉快的心情发表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讲话，欢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7月7日，在出席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的大会上，又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滚开吧，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的讲话。强调，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并在讲话中衷心地感谢人民解放军，称解放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
新中国成立后，她是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为新中国的和平和妇女儿童事业做出了贡献。去世后，她没有陪伴孙中山，而是选择了陪伴父母。
中国解放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逃离大陆去了台湾，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由廖梦醒陪同自北平赴上海专程看望宋庆龄，邀请宋庆龄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并带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
北平是使宋庆龄伤心的地方，她过去曾去北平两次；1925年，陪孙中山北上谋求和平，孙中山病逝于北平；1929年，南移孙中山灵枢。但当她展读毛泽东、周恩来的诚挚的亲笔信，并得知邓颖超是代表周恩来特来接她时，她深受感动，当即决定随邓颖超由上海赴北平。在北平车站，她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
9月21日至31日，宋庆龄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坐在毛泽东和朱德的中间。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30日，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参加了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开国大典。从此，宋庆龄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进行国务活动，开始革命生涯的新阶段，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56岁。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磨炼，她已经成长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十分崇敬的伟人，她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给中国共产党以许多难能可贵的帮助。人民感谢她，共产党尊重她。她被全国人民拥戴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国家名誉主席等。
宋庆龄为新中国不辞辛苦地从事大量国务活动。她经常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和要求，总结经验，再带回中央，参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各种规章制度。在工作中贯彻执行这些方针，领导人民建议社会主义。50年代，她先后到东北、华北、上海、江苏、西南边疆地区考察，获得很多第一手资料。
在参加国务活动的过程中，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经常就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和宋庆龄交换意见，或书信往来，在政治上彼此关心，推心置腹。1957年，宋庆龄曾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党中央认真讨论之后，根据当时情况，认为她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但是会把她同党员一样看待，党的一切大事，她都可以参与。她激动地表示理解中央的意思。1956年9月，宋庆龄应邀列席中共党的八大会议。1957年，随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宋庆龄还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经常接待来华访问的外国贵宾和国际友人，其中有总统、元帅、总理、司令等，也有普通劳动者。她曾先后代表国家出访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加强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除参加国务活动外，宋庆龄还继续致力于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她关注妇女工作，出席历次妇女大会，并被选为名誉主席，她还出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生席，致力于救济福利事业。她创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发展儿童文化教育事业。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在宋庆龄的关怀下，茁壮成长。
宋庆龄是一个爱好和平并为之不懈奋斗的勇敢战士。新中国成立后，她代表国家参加一系列国际活动，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往来，进行了艰苦卓绝而富有成效的斗争，受到中外各方面人士的广泛崇敬，被国际上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