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个乱世。乱世人，命运无常。百姓如斯，皇帝太后亦如斯。慈禧是晚清当家最久的当家人，名义上的太后，事实上的皇帝。道光虽然赶上了鸦片战争，但仗打完了大家假装没事，也就太平了，看上去离亡国还远着呢。慈禧的夫君咸丰，才是正经的乱世之君，屁股在龙椅上没坐多久，就遍地烽火，里面烧，外面也烧。一直烧到圆明园，烧得咸丰躲到热河。这时候慈禧据说帮过忙，不唯枕边功夫，还帮着看奏折。然后，咸丰一翘辫子，天下就是慈禧的了，此后两个皇帝，都是摆设。等到她咽气，清朝也该咽气了。就是这样一个当家人，在吃上也受过憋屈。第一次是随咸丰逃出到热河。出逃的仓促，路上辛苦。皇帝不过以烧饼充饥，后妃们连烧饼也吃不上。到了热河，赶上当时也不是例行木兰秋狝的日子，行宫的储备也不多。加上遍地烽火，到处打仗，远方的贡品，一时半会也贡不上来。所以，宫里头吃食就有点紧张。嫔妃们，半个月之后，才能经皇帝特赏吃上肉。皇帝赏嫔妃的朱谕尚在档案能查到，可怜得紧，特赏一桌菜，无非是“大碗菜二品，小碗菜二品，碟菜二品，大馒头一碟十个，小菜四碟，老米饭，粉汤卧果，白煮羊肉”。倒霉的咸丰，到了这般地步，也顾不得天子之尊了，这点今日一般人家的家常菜，还得劳神自己亲自分配。这群因逃难嘴巴淡出鸟来，连白煮羊肉都得特批的嫔妃里，就包括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慈禧）。台湾史学家吴相湘推断说，很可能因这饮食不周，慈禧嫉恨时兼任内务府大臣的肃顺，联合恭亲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
如果第一次受憋屈，是慈禧老公惹的祸。第二次挨饿，可是慈禧自己的事。是她自己废了戊戌维新，开历史的倒车，得罪了列强。就放任守旧派大臣胡闹，支持义和团杀传教士、杀教民，围攻外国使馆，最后八国联军打进来，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神术失灵，慈禧换上便衣，仓皇出逃。这是1900年夏天的事了。从北京逃到怀来，几百里路，两日夜，没碰上一个朝廷命官招待，别说吃饭，连口水都没得喝，渴了，只能啃地里的玉米秸。到了怀来，总算这里的知县吴永还在坚守岗位，拼命保下了一锅小米粥，没让乱军给抢走，还找到了五个鸡蛋，一并煮了奉上。慈禧一口气喝了好几碗粥，五个鸡蛋吃了三个，剩下两个给了光绪。说慈禧因为饮食不周，而发动政变，实在有点牵强，未免小看这女人。别的不说，不政变，把肃顺杀了，她的垂帘听政是没戏的。不过，像她这样身居高位的人，挨回饿，受点憋屈，是有好处的。1860年辛酉政变，属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狗咬狗，孰是孰非，还真不好说，肃顺未必就会比慈禧和奕更明智，更开明。挨过饿的慈禧，行事还真的挺明白，杀了肃顺，但肃顺利用汉人的政策照旧，肃顺用的曾国藩，不仅没有因此受牵连，照样重用。甚至比肃顺在的时候还要受重用，此前连一省巡抚都求不来的曾国藩，待到慈禧当政时，居然得到了两江总督，而且节制四省。个中道理也很简单，她不想再一次挨饿了。第二次饿挨的更厉害，因此，得到的教训也就更大。从此之后，老太婆彻底学乖了，再也不敢干支持义和团的傻事。老老实实地学西方变法，于是开始了清朝的新政，连预备立宪都答应了。现在看来，清朝新政还就是搞得不错，如果不是慈禧死得早，仓促换上了少不更事的载沣，也许改革能做成也未可知。
吃饭是人的第一等大事。皇帝和太后，由于供应太足，吃得太好，一般不会有饿饭的问题，因此对于吃饭问题的严重性，多半考虑不周，因此对民以食为天的真理，认识不够深刻。可是，一旦机缘凑巧，让他们挨上一次饿，所得到的体会，比谏臣们上多少次奏折都管用。饿一次，聪明许多。
钱柳遗事的话外音
明社为屋，两对才子佳人的事迹出了大名。一对是侯朝宗和李香君，一对是钱谦益和柳如是。虽然前者有孔尚任的大手笔为之揄扬，成为《桃花扇》里人，但在清季乃至民国，却远没有钱柳遗事影响大，多少代文人墨客，对钱柳遗事，说了又说。别的不提，现在的学人，大都知道陈寅恪有一部厚厚的《柳如是别传》，言必称“河东君（柳如是的尊称）”。
钱柳遗事为人所重，不仅因为钱谦益的地位比较高，一个明朝的探花，部长级的大员，文坛领袖，降清后还是高官、领袖文坛。而侯朝宗虽有文名，不过是个秀才，改朝换代参加科考，才混了一个副榜，半个举人。还因为同为才子佳人故事，前一对年纪相若，女貌郎才，郎亦有貌，属于传统戏剧小说里标准型号的才子佳人，而后者则是老才子和少佳人的结合，柳如是年方二十许人，而钱谦益已经六十岁了，双方有近四十年的差距，这种差距，至今也令某些人不安。况且，柳如是为秦淮仕女班头，色艺惊人，从留下不多的诗句和画作看，气韵非凡，的确不让钱谦益多少。这样一个才情不凡的绝色佳人，居然便宜了一个老朽，怎不令人为此吃味？好几种文人笔记上，都记载说钱柳结缡后，曾互相戏谑，钱说，我爱你黑个头发白个肉。柳答，我爱你白个头发黑个肉。这种肉麻的对话，估计多半是出自吃不到葡萄不说葡萄酸，但却有无限性想象力的文人们。黑个头发白个肉，符合古人对美女的基本定性，乌发委地，光鉴可人。比“沉鱼落雁”之类，可把握得多。对比白个头发黑个肉，岂不是“一块好羊肉，却落在了狗嘴里”。
喜说钱柳遗事者，多半对柳如是感兴趣，扬柳抑钱者多。不止因为柳是名妓，有色有才，足以充分激起男人们寡人有疾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柳如是的胆略才识，居然远远高过比她年长四十岁的钱谦益。在民族危难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恰是这种男女的对比和反差，有气节，有见识的是女人，而大男人反而窝窝囊囊，束手做了降臣。这里，既有男人和女人的反差，更有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与青楼妓女的反差，在一个特讲究绅士道德的男权社会，这种反差，特别具有反讽的意味。虽然说乐于做这种反差对比的文人们，自己事到临头未必做得比钱谦益好，但事后说人总是容易些。况且，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有喜欢拿男人开心的传统，编怕老婆的故事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喜欢在编排武戏的时候，让男人打不过女人，薛丁山打不过樊梨花，杨六郎打不过穆桂英。钱柳遗事，本质上也是另一种男人被女人打趴下了的故事。
故事其实都是男人编的，中国男人自轻自贱的传统，在鲁迅先生没有写《阿Q正传》之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临难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好汉，多在正史的忠义传里，即使被写进戏剧小说，他们的形象也远不如那些被女人比下去的男人更吸引人。一些估计也守不住气节的男人，嘲谑另一些已经守不住气节的男人，拉来女人做对比，在肉麻有趣的嘲谑中，所有没骨气的男人在时光中的尴尬，悄然溜走，大家踏实地过日子。
其实，见识高才情也高的柳如是，真正的心仪之人，还是钱谦益。毕竟，在那个时代，学识和才情比钱谦益高的文人，好像还没有出世，看来，气节，并不意味着所有，否则，她自可以转过身去，寻一个抗清的死硬分子嫁了——这样的人，在明末并不少见。反过来，真正能欣赏柳如是的人，也就是钱谦益，也只有他，才可以名绅之身，将一个青楼女子，纳为正室。柳如是体会到了一个懦弱而天分极高的文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所有挣扎，有心抗清，却不得不做降臣，顶着贰臣的头衔，忍受着新主子和旧同僚的白眼，却还跟抗清人士勾勾搭搭，在背地里写些故国之思的文字，以至于死后文集遭到查禁，致仕之后，还遭逢牢狱之灾。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子躲得远远的，只有柳如是陪伴着他。最后，当他撒手西去之时，也是柳如是以自己的一死，帮助钱谦益那没用的儿子，保住了家产。
显然，编派钱柳故事的文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缺憾，人们其实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贰臣，无行的文人，居然会有如此的艳福和幸运，而这幸运和艳福，是来自一个很有气节的奇女子。末世的道德批判，在一个古老的商女遗事中，悄悄留下了遗憾。到了另一个末世到来的时候，清末的名妓中，已经根本找不见柳如是的踪影，文人的故事，只好改变基调，开始吹捧名妓赛金花如何跟侵略军头子睡觉，挽救了全城百姓，但是反过来，也不再拿任何一个男性名士来跟赛金花对比——大概连自我调侃的勇气都没有了。
进化论PK帝王权威
中国的皇帝是人不是神，这一点大概是人人都知道，但是，如果生活在帝制时代，情况也许会有点不一样。真正明白就里，知道皇帝跟我们一样，吃喝拉撒，会生病也会死掉的，除了皇帝的身边人，就是那些明白人或者野心家。剩下的芸芸众生，恐怕多少会觉得皇帝还是有点神气，能坐上龙椅的，如果是人的话，也是非常之人。那些一向崇拜清朝皇帝的蒙古人，只有到了跟末代皇帝溥仪一同蹲了监狱，而且受了教育，才会发现原来自己和祖先多年崇拜的对象，是个拉完屎连裤带都系不好的人。
从前接触辛亥革命的史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时候，很多老百姓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皇帝没有了，我们可以不交租税了。害得革命党人成立的各级军政府没有钱用，马上就得派兵下乡，逼迫老百姓交钱交粮，但还真的就有很多百姓即刻武装反抗，江南地方，许多县的革命党人，对付清朝倒没有动过武，对付抗粮抗税的百姓，倒是真的开枪开炮来着。
读郑超麟回忆录，发现他说他们家乡的人也有类似的事情，在辛亥革命之后，乡民们都传，皇帝没有了，什么都不用怕了。因此，土匪多了，贩私盐的多了，抗粮抗税也多了，新的县政府想要管管，结果乱民聚众，一哄而起，吓得县知事从衙门后门逃走，最后还得前清时候的老知县出来说和，民国的县知事才可以重新回来任事。
虽然，这样的事情可以说都是个案，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民国初年，各地政府统治的武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在整体社会状况跟清末类似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往往非得依靠军队才能完成过去的征粮征税任务，甚至乡绅们也不得不武装起来，没有武力背景的乡绅，往往难以维持在乡间的权威。很大一部分介于“刁民”和良民之间的人，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变得比较不安分起来，下层社会，骚动不安，使得治理，变得相对困难了许多。
袁世凯之所以再行帝制，一直舆论都抨击说他自己有帝王野心，在做皇帝梦。其实，作为清末以来公认的最能干头脑最清醒的能臣，如此精明的袁世凯，就算我们能证实他确实有这种偏好的话，其政治抉择，不大可能全然出于自家的偏好。以当时的情势论，他和他的谋士们，显然都看到了我们上面所说的皇帝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的权威魅影。当时所谓共和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舆论喧嚣，背后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更适合皇帝的统治。
袁世凯的悲剧，从技术角度，可以说他在所谓筹备帝制的阶段，完全丧失了对外获取真实信息的能力，大大低估了自家周围的马屁精们操控“民意”的本领，以至于被这种虚假的民意蒙在鼓里。从策略角度，则是忽略了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作用。
自从严复把进化论或者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中国，很快就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第一号信仰。读书人在看天演论的同时，不仅把名字改成了“适之”和“竞存”，而且还因此自我洗了脑。进化论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青年（当时叫少年）胜过老年，体现在制度上，就是康有为的“新三世”，封建帝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递进。最关键的是，所谓的进步，一律是直线前进式的，有进无退。中国既然已经变成了共和，就不能再退回去，不管共和的实际效果如何，倒退，就意味着开历史的倒车，逆世界历史的潮流而动，当然也就等于大逆不道。
老百姓不懂什么进化论，什么达尔文，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共和，什么叫专制，如果再出一个皇帝，或者旧皇帝再坐龙廷，也无可无不可，只要这个皇帝不追究他们脑袋后面有没有辫子。但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往往不是老百姓，而是有知识的中上层，包括清末民初那些喝了洋墨水的武夫军头们。他们中的某些人，如果想保住自己割据一方的特权，反抗中央，意味着反叛，但是，如果赶巧中央自己把总统换成皇帝，则给了他们一个反对开历史倒车的堂皇理由，只要有人举起这个大旗，至少在中国社会的中上层，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
进化论和帝王权威PK的结果很滑稽，一个具体的强人倒下了，背着千古的骂名。
“五四”传统与军阀余荫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毛泽东总是说“五四”的好话，因为他自以为是“五四”精神的守护神，蒋介石老要嘟囔“五四”的坏话，因为在他看来“五四”教坏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就是这青年之一。自延安以来，我们的官方每年都要发扬一下“五四”精神，大会开完了开小会。虽然有的时候“赛先生”总是排在上首，但从来也没有把“德先生”丢下不管。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们意识形态气味过于浓厚的教科书上，“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而其他一些似乎不那么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中，“五四”的分量同样足得吓人。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五四”的原点。什么“救亡与启蒙”，什么全盘西化，什么唯科学主义，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