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在官民关系如此紧张，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情况下，统治还能够维持大体上的稳定的原因。从历史上看，无论民怨有多大，缺乏知识界的参与，基本上都难以成气候。貌似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缺乏政治诉求，在他们看来，现有体制尚有空间。像清末新政那样，官、绅、商一致的宪政追求，不复存在，各个阶层是分裂的，原本可以作为民间领导层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跟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深深的裂痕。
被格式化的“大商人”
前一阵，凤凰卫视要做中国近代商人的记录片，初步的计划是做五个人，其中有胡雪岩、盛宣怀和周学熙，一大半是官商。我跟他们说，这样不行，虽然自高阳《红顶商人》在大陆流行之后，经商要学胡雪岩成为多少商人的座右铭，但官商其实不代表中国近代商人，尤其是无法体现近代企业家现代化的奋斗历程，他们只代表了近代工商业现代化过程的一种歧途，如果今人在今天依然以他们为榜样，在这条歧路上走，那么，中国的工商业，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大略地分起来，大体上自186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本土接受西方文明，参与近代工商业进程的企业家，在1949年之前，实际上经过了三代人。第一代是中国最早接触洋人的人，他们多半生活在澳门附近，鸦片战争前后，变成了中国第一批的买办，即替洋商办事，专门跟中国人做生意的中国雇员，还有些人出洋，变成了小有成就的商人。这些人，或者成为最早的中国新式企业家，比如陈启源和陈芳，另外一些人，则以成功的买办和商人的身份，进入早期的洋务企业，撑起了中国初期现代化的半边天，他们中最著名的，有郑观应和徐润。这些人，实际上并非个个都像我们某些教科书上说得那么反动、腐朽，十恶不赦，其实，在工商界，最早从西方窃得火来，开启现代化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人。很多学历史的中国人，只知道郑观应写过令少年毛泽东神往的《盛世危言》，却不知道他也是后来被毛泽东贬为最反动阶级的大买办。
第一代现代企业家登台的时候，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传统社会，绝大多数社会精英，对于经商，无论新旧，大体不屑一顾。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一些等级较低的士大夫之家，虽然有读书不成去学艺（学商）的传统，但毕竟属于不得已的选择，只要踏入科举长途跋涉，那么仅仅得了一介秀才功名，也不大可能转过身去下海。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惊醒了中国的士大夫，一些人立志变制救国，投身政治运动，于是有了戊戌维新，还有一些人则终于有点明白了第一代企业家的启蒙说教，相信实业救国、工商救国、从此投身工商业。两个状元，成为代表性人物，一个叫陆润庠，在苏州办起了纱厂和丝厂；一个叫张謇，在南通，办起了世界闻名的大生纱厂。相对而言，张謇的事业更大，也更长久，在历史上的名声要响得多，因此，第二代的企业家中，他是当之无愧的代表。
在帝制时代，一个状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切。在清朝，状元意味着可能成为皇子之师，意味着几乎无障碍的仕途，还可能意味着几乎不用做出太多的成绩，就可以青史留名。然而，这一切，张謇都放弃了，他成了一个商人，一个现代企业家。这说明了什么呢？中国的最顶尖的社会精英，进入了工商业，一个传统上名声不那么响的行业，这在一个多少朝代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国度，具有非凡的意义。虽然，张謇这代人，还带有着传统士大夫的痕迹，有时儒的分量要压过商的意味，但是，毕竟他经营的是一个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采用的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经营方式。
状元经商，给近代的工商业提供了一个高起点，继起的第三代企业家，凡是卓有成就者，多半是洋学生，比如留洋的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和穆藕初，号称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刘鸿生，还有出身知识界的卢作孚。以及人们不大乐意提的金融界的陈光甫和周作民，以及报界的胡政之和出版界的王云五。没有学历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也是出身钱庄业的世家子弟，属于好人家出身，本出自上海滩的上流社会。
这样一个高起点的企业家群体，无疑是当时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不仅有眼力，有办法，能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发展壮大，而且有远大的抱负。可以说，他们和他们的事业，都是那个时代实业救国的产物，兴办实业，不是为了自家荣华富贵，个人享受，而是为了以工商救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都非常简朴，乐于克己奉公，我们现在赞美的西方著名企业家的美德，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很多本土产的工商业先贤，都能身体力行。像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现代企业家，办起来偌大的事业，自己却分文不取，在他们看来，企业是社会的、国家的。
从第二代企业家开始，就把参与社会改造、兴办公益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晚清到民国的历史上，凡诸兴学、办教育、社区改造和建设事业，甚至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都有这些企业家的身影，抗战时期企业家的“星期五聚餐会”，是各界人士民主的恳谈场所，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惜的是，中国历史每代的成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多会被清零，用IT的术语，就是给格式化了，然后大家从头再来，从零做起。中国近代三代企业家，连同他们的经营方式、经验和企业文化，乃至他们的精神、抱负，最后也都遭到了格式化的命运。等到中国人再一次需要从事市场经济，培育自己的企业家的时候，基本上只好从头开始，前辈的成果，仅仅剩下一点点的孑遗，剩下的老一辈人，只是在中信、光大和民生银行的创建中，发挥了一点余热。其他的企业家，只能从头摸索起，好像我们中国人，此前的百多年，都白过了似的。
好友傅国涌，经过多年的资料爬梳和实地考察，把这些“大商人”中的一些的一麟一爪，给人们呈现出来，叙述严谨，有板有眼，文字如以往一样清晰、耐读，开卷有益。每个现在的中国实业家，或者有志于做实业家的人，都应该看一看。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之一。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三联书店推出。
陈志让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读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忆篇札，可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它第一次让我们知道，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居然还可以这样写。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传神而简洁。从晚清到民国，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在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次第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做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锽、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