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著名军事将领、曾任第三帝国国家元首、作战部部长、武装部队统帅、北部战区与民防司令、海军总司令、潜水艇部队司令、海军元帅，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社会党党员，希特勒死后接任德国国家元首，是二战结束后受审的主要纳粹战犯之一。
在担任潜艇部队总司令期间，邓尼茨训练部队，创造出人称“狼群战术”的潜艇作战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大西洋曾给英美等国的海上运输造成极大威胁。但在担任海军总司令期间盲目推行无限制潜艇战，轻视海军诸兵种及陆海军协同作战，令德国海军战绩平平。
邓尼茨1891年9月16日出生于柏林近郊的小镇格林瑙。他的祖宗几百年来一直是萨勒河口地区易北河旁古老的日耳曼新村的世袭庄园主和村长。他4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对他非常严厉。他在学校学习很用功，喜欢读各类的书籍，对普鲁士的历史，尤其是对“老弗里茨”和自由战争的情况有不少了解。使他最感兴趣的是在夏季跟随父亲到海边度假。浩瀚无边的大海吸引着年少的邓尼茨。他望着白帆点点的海面，产生过许多扬帆出征、漂洋过海的美妙幻想。1910年，18岁的邓尼茨高中毕业，加入了德国海军。1910年4月1日，邓尼茨作为见习水手到“赫尔塔”号巡洋舰服役。按德国海军当时的规定，所有见习水手在训练期间都必须到舰上烧三个星期的锅炉，以锻炼体力和耐力。闷热的锅炉房、繁重的体力劳动，使邓尼茨经受了第一次考验，特别是他的毅力。1912年秋天，邓尼茨被提升为海军后补军官，在“布雷斯劳”号巡洋舰服役。有一天，德皇威廉二世乘坐“戈埃宾”号战列舰观看军事演习。“布雷斯劳”号拖着靶船在前面行驶，邓尼茨则受命带一条小船尾随靶船报靶。突然，一条缆绳缠住了小船的螺旋桨，发动机停止了运转。德皇的“戈埃宾”号越来越近，情况紧急，邓尼茨不顾一切地迅速脱去外衣，口衔水手刀跳入海中，割断了缆绳。使演习得以顺利进行，邓尼茨受到了嘉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邓尼茨随舰参加一些规模不等的海战。海战中，他以灵活运用战术、处置情况果断，表现出了一定的军事天才。有一次，“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战舰在地中海陷入英国海军舰队的包围之中，但它们凭巧妙的战术，终于突出了重围，摆脱了英国人的追击，最后达到了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为了不使这两条军舰落入英国人之手，德国政府在名义上将它们卖给了土耳其。这样，邓尼茨便随舰为土耳其政府服务了两年，直到1916年才返回德国。从土耳其回国后不久，邓尼茨便奉命被调入潜艇部队。
1916年10月，邓尼茨升为少尉，奉命到U—39号潜艇上服役。从那时起，他就与潜艇结下了不解之缘。1918年2月，邓尼茨调往U—68号潜艇任艇长。当时，德国的潜艇攻击战术一般是利用白昼实施攻击，然而在英国人采取取航措施以后，这一战术马上就遇上了克星，就很难再发挥作用了。为了摸索出适合于新情况的新战术，邓尼茨与当时在德国最有声望的潜艇指挥官斯坦包尔约定，利用夜色掩护，穿过敌方驱逐舰的警戒线，然后对敌商队实施夜间水面攻击。
1918年10月3日晚，邓尼茨如约到达西西里岛东南的会合点，在那里等待斯坦包尔的潜艇。但他却杳无音信。后来才知道，由于修艇，他推迟了启航时间。
深夜一点左右，邓尼茨艇的值更官在指挥台上发现东南方向漆黑的天空中有一个黑色的香肠似的庞然大物在蠕动。原来它是一个拴在一艘驱逐舰尾的系留气球。这艘驱逐舰就是所谓的“清道夫”，即做护航运输队护航兵力的“开路先锋”。不久，便发现这种蠕动物在黑暗中越来越多，最后舰队的庞大的侧影终于暴露出来了：这是一支满载货物的护航运输队，从东亚的印度和中国来到马耳他海域并向西航行。邓尼茨决定不再等待斯坦包尔，先行对敌发起攻击。潜艇悄悄穿过了敌驱逐舰护航兵力，准备对外侧的那列商船队的第一艘商船发起攻击。突然整个船队转向，朝邓尼茨艇驶来。这种突然改变航向的做法可能就是按预定方案沿“之”字形航线航行的一种方式。整个护航运输队这样按“之”字形机动航行，目的在于增加潜艇实施攻击的难度。于是，邓尼茨急忙下令转向，紧跟在刚才想攻击的那艘商船的后面，但这时邓尼茨又发现自己正处在敌第一列和第二列商船纵队之间。于是邓尼茨又果断下令对第二列纵队中的一艘大型商船进行攻击，商船击沉了。可是，英国护航驱逐舰随即赶到，邓尼茨急忙发出警报，紧急下潜，等待着深水炸弹的攻击。但是毫无动静，也许是驱逐舰舰长怕误伤己方的船只，而未敢投放深水炸弹。
邓尼茨指挥的U—68潜艇从水下摆脱了敌护航运输队后，便小心翼翼地上浮，邓尼茨亲自扒在刚露出水面的指挥台上向外望了望，发现护航运输队在继续西行。邓尼茨下令把水柜全部排空，让潜艇完全露出水面，跟随在那支西行的护航运输队的后面，他打算利用黑夜对敌再次实施攻击，但为时已晚，当他的潜艇追上护航运输队时，天已大亮了。邓尼茨只能再次让潜艇下潜，并打算在潜望镜的深度对敌实施水下攻击，但事与愿违。U—68潜艇突然失去了平衡，灯火熄灭，潜艇迅速下沉，当艇下潜到60—70米深度时，邓尼茨再也不敢让潜艇下沉了。因为，艇壳所能承受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于是，他下令排空所有压载水柜，停车，然后倒车并急转舵，尽力制止潜艇下沉。终于奇迹出现了，排空了水的艇体轻盈地上升，就像一根压入水中的木棍在解除压力后迅速上浮到水面一样。邓尼茨打开指挥台的舱口盖环顾四周，外面已经大亮了。U—68艇正好位于护航运输队中间，驱逐舰和商船都挂上了信号旗，汽笛声此起彼伏，商船已转向，并用舰尾炮向U—68艇射击；驱逐舰也向U—68艇驶来，并开了火。情况非常危急，邓尼茨本想尽快地再次紧急下潜，但已办不到了，因为压缩空气已经耗尽，潜艇已中弹并开始进水了。于是邓尼茨下令：“全体人员离艇。”
潜艇沉没了，敌人的护航运输队继续西行，U—68艇的人员飘浮在海面上，敌人的一艘护航驱逐舰把他们从水中捞了上来。就这样，邓尼茨结束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航行活动。但最后一夜的战斗使邓尼茨懂得了这样一个原则：潜艇在夜暗的掩护下从水面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攻击是大有成功希望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德国潜艇战曾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自从1917年英国采用护航运输队的编队方法之后，潜艇战便失去了其决定性的作用。德国潜艇单艘地在海上游弋，长期一无所获。大批的运输商船队，在各种强有力的军舰的护航下，悠然而过，潜艇对此无可奈何。
就这样，邓尼茨带着这种思索被押进了英国的战俘营。在战俘营中，邓尼茨苦苦思索报仇雪恨的方案。他想到潜艇战要取胜，关键在于必须集中多条潜艇协同作战。这也就是邓尼茨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盟军造成很大麻烦的，“狼群战术”的基础。
1919年7月，邓尼茨重返家园。当时，在新的帝国海军的基尔海军基地司令部里，有人问邓尼茨是否想洗手不干了。他反驳说：“我们不久就会有潜艇，您信不信？”
战俘生活结束后，邓尼茨再度到海军服役。但是根据凡尔赛和约有关条款的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潜艇部队，因此，邓尼茨只得屈身于小小的鱼雷艇，当了几年不起眼的小军官，但他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后来，他受到上级的青睐，被调到海军指挥机关做了高级参谋。直到1934年9月，他调离大机关，被派到了“埃姆登”号巡洋舰，接任舰长职务，这时的他心里感到一丝的安慰。
这时，希特勒已经上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使邓尼茨如醉如痴。成了纳粹主义的忠实信徒。希特勒上台后，一面疯狂镇压进步党派，一面又扩军备战，加紧战争步伐。纳粹宣传也开始充斥大街小巷。但当时邓尼茨并未公开加入纳粹党，因为当时的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严禁一切海军人员参加政治活动，直到1943年元月，邓尼茨接替雷德尔出任海军总司令后，他才解除了雷德尔的这一禁令，成了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这与他个人成长过程不无关系，邓尼茨曾这样回忆过自己的成长过程：童年时代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威廉老国王”（威廉一世皇帝）宁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在我的家庭里个人主义占不了上风，而是普鲁士的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我当了兵成为军官后，不言而喻受到了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感染。这样，在我离家时我就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履行我的职责是头等大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邓尼茨从1912年开始乘坐“布雷斯劳”号巡洋舰在国外航行。这段时间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它激发了邓尼茨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他看到了德国美好的前景。
当然，和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德国人一样，1918年的失败给了邓尼茨一次沉重的打击。
从1930年到1934年邓尼茨在北海海军基地任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这几年是中立党派很不景气的年代。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第二大党。共产党为第三大党。在1932年7月和11月的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选票名列前茅，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仍居第三位，但得到了国会的支持。
在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集会上，希特勒要求结束阶级斗争，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摆脱对外国的依赖，联合一切力量以消灭失业，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生活在外交政策上毫无自由、经济萧条、内政分裂的德国的每一个爱国公民都会拥护这些要求的。希特勒提出的这些目标与军人的本质以及平时在履行这些方面的职责和义务方面对军人所进行的教育是一致的，因此，在邓尼茨看来，希特勒的道路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道路。这样，邓尼茨由极端民族主义者，进一步发展成为希特勒的忠实信徒。难怪雷德尔轻蔑地称他为“希特勒的青年团员”。
1935年7月，邓尼茨率领“埃姆登”号巡洋舰从海外归来。他刚刚停靠在威廉港的码头上，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就来到了他的舰上，向他宣布了一项命令，免去了他的舰长的职务，并重新委他以重任，那就是重建德国潜艇部队。听到这一消息，邓尼茨一点也不感到高兴。相反，他甚至认为，他已被贬降到一个更为次要的岗位上去了。但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命。并认真考虑如何在新岗位上干一番大事业。决定一个国家海军建造什么样的舰艇，从原则上讲无疑是海军最高领导的事情。只有负实际责任的最高司令才能与国家领导保持联系，在海军中只有他一个人能从国家领导那里了解政治形势，因此只有他才知道海军将面临什么样的敌人，只有他才能据此提出相应的战略构想。经过认真研究，他认力对于德国海军来说，潜艇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实际上远远超过其他舰种。而德国的敌人英国又是一个岛国，许多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战争物资都必须通过大西洋舫道输入国内，一旦这些海上航道被切断，英国就将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和进行战争的基础，所以能否切断英国的海上交通线就成为了能否在对英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上述认识，邓尼茨提出了德国海军的战略任务就是对英国商船进行袭击战和吨位战。他认为，只要能大量地、持续地击毁英国的商船就能最后迫使英国屈服，而完成这一项任务的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就是潜艇。德国海军从北海出来的唯一途径是日德兰群岛与挪威之间的狭窄海道，而英国正好位于这条海道的出口。
德国水面舰艇从这里驶向大西洋很容易被发现，并遭到袭击。如果这些舰艇在作战中受伤，不但不能及时得到修理，而且还必须再次通过那段危险的航道才能返回基地。可是潜艇却能潜航往返于这条航道，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在作战能力上，潜艇的作战半径比较大，续航能力强，因此，潜艇作为实现德国海军战略的最有效的作战武器是不容置疑的。
1936年，邓尼茨对潜艇的建造问题提出了设想，不再建造“韦迪根”潜艇部队所装备的II型（250吨）潜艇，因为其战斗力、活动半径和水面航速均太小；I型潜艇由于下潜技术难以掌握，也不适宜再造；VII型潜艇是可以保留的，这种艇各方面性能都是比较优越的，在邓尼茨看来还是比较理想的。只是需要加大该艇的储油量。
在1936~1937年这段时间，新的集群战术（也称狼群战术）已经逐步形成。灵活而快速的U型潜艇对这种战术协同具有特别强的适应性。因此，邓尼茨在1937年春向海军总司令部提出了下列建议：根据特德森关于增加储油量和适当加大艇体的建议，集中力量建造VII型潜艇，把德英海军协定所规定的潜艇吨位的四分之三用于建造该型潜艇。另外，邓尼茨还向总司令部建议，将其余四分之一的吨位用于建造740吨的IX型潜艇，使其活动半径提高到12000~13000海里，以便能在远洋单独行动。但海军司令部的人对此却另有看法。在1937年底、1938年和1939年，海军总司令部和潜艇部队司令部之间在潜艇建造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尖锐。邓尼茨越来越感觉到，虽然签订了海军协定，但希特勒的政策以及不断增长的德国军事实力必然会引起英国的敌对情绪。他认为，不久将可能同英国发生战争。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再三向上级请求加速潜艇部队的建设。并着手对潜艇支队进行训练，按邓尼茨的主张，训练尽可能开公海上进行。1937年底，邓尼茨向上级提出训练建议，为了实现邓尼茨的训练设想，他认为最好把“萨尔”号潜艇供应舰，若干艘500吨级的潜艇以及U—25和U—26两艘I型大型潜艇调到大西洋使用，但这项建议遭到了拒绝，因为德国的政治领导不愿意在西班牙战争期间“由于潜艇在大西洋的神秘活动”而节外生枝加刚政治局势。
邓尼茨当时作为一名下级前线指挥官直到1939年夏才知道海军总司令部当时已制定出了与他意见不一致的计划，也就是那个所谓的“Z”计划。“Z”计划的重点是建立一支水面舰艇部队。1939年1月，希特勒批准了“Z”计划，并要求在6年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