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贝多芬有一次听到一位朋友弹奏他的《c小调三十二变奏曲》。听了一会儿，他问道：“这是谁的作品？”“你的。”朋友回答说。“我的？这么笨拙的曲子会是我写的？”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啊，当年的贝多芬简直是个傻瓜！”歌德评论席勒的话，完全适用于贝多芬：“他每星期都在变化，在成长。我每次看到他时，总觉得他的知识、学问和见解比上一次进步了。”有一时期，贝多芬甚至想毁掉他青年时期所作的歌曲《阿黛莱苔》和《降E大调七重奏》（作品20号）。这决不是偶然的，象贝多芬这样，真可以说是“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了。
贝多芬在18岁时（1788年）和波恩的勃劳宁一家交上了朋友，这一家的女儿埃雷奥诺勒（1772~1841）和儿子罗伦茨（1777~1798）跟贝多芬学习钢琴。1792年11月，贝多芬离开波恩去维也纳。由于离别前发生了一场争吵，贝多芬到了维也纳以后有一年没有和埃雷奥诺勒通过信。1793年，他把在维也纳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其中一部分是在波恩写的）题献给了埃雷奥诺勒。这部作品就是以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一幕中费加罗的咏叹调为主题的小提琴和钢琴变奏曲。1793年11月2日，贝多芬写给埃雷奥诺勒的信里，在谈到尾声中钢琴部分技术艰难的颤音时说：“维也纳有些人在晚上听了我的即兴演奏后，第二天就会把我的风格上有某些特色的东西记录下来，算作他们自己的东西而沾沾自喜。要是我没有看穿他们的这种行径，我是不会写这类曲子的。我知道他们的曲谱很快就要出版，所以我决定先发制人。但我还有另一个理由：我想难倒那些维也纳钢琴家，其中有几个是我的死敌。我要用这个来回敬他们，因为我料到，我的变奏曲将会到处和那些所谓的先生们狭路相逢，使他们显出一副狼狈相。”不久以后，贝多芬在大庭广众之下演奏了这个曲子，显示了他那高超的钢琴技巧。
门德尔松曾将贝多芬的一份手稿公之于众。在这张稿纸上，有一处改了又改，竟贴上了十二层小纸片。门德尔松将这些小纸片一一揭开，发现最里面的那个音符（即最初的构想）竟然与最外面的那个音符（第十二次改写的）完全一样。想当初，我国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曾为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煞费苦心，也曾设想过几十种方案才最终定稿。正是由于古今中外的杰出艺术家们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精神，才使后人欣赏到如此动人的艺术精品。作曲对于贝多芬而言，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他写作歌剧《费德里奥》时，为其中的一首合唱曲先后拟定过十种开头。人们熟悉的《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的主题动机，也曾在他的草稿中找到过十几种不同的构想。贝多芬常常揣着笔记本，在散步时也从不忘记将突发的灵感记录下来。这一点又极像我国唐朝诗人李贺。
“交响乐之父”海顿曾是贝多芬的恩师，但这对师生之间由于见解不同，常常发生不和。海顿十分欣赏贝多芬的才华，但无法容忍贝多芬那种大胆的创新精神和桀骜不驯的性格。因此，两人的分手是迟早的事情。德国大文豪歌德与贝多芬于1812年在波西米亚相会，共同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并未建立起友谊。贝多芬热烈佩服着歌德的天才，可对歌德的某些做法却不能容忍。一天，他们一同出去散步。在路上远远看到了奥地利皇后率领着一群皇室成员与他们相向而行，歌德不顾贝多芬的一再劝阻，立刻恭恭敬敬地站到了路边。贝多芬对歌德说：“您大可不必这样做。贵族们的派头是愚蠢的，只能显示出他们的庸碌无能。他们可以把勋章别在任何一个人的胸前，但这人决不会因此变得更优秀些。他们也许能使一个人成为七品或三品文官，但在任何时候也造就不出歌德或贝多芬来……”然而歌德不仅仍拘谨地立在路边，而且面部开始显现出谦卑的微笑。贝多芬意识到，无论他再说什么都是徒劳的。于是，他抬头挺胸继续向前走去。结果奥地利的皇后和皇太子认出贝多芬后，反倒率先向贝多芬打招呼、脱帽致敬。当他们经过歌德身边时，歌德却早已脱帽鞠躬，连头都不敢抬一下。事后，贝多芬痛心地对歌德说：“……您对于他们过分尊敬了。”即便如此，贝多芬对歌德仍是十分崇敬的。人们在他晚年全聋时用的谈话册中发现，他不许别人用轻蔑的口吻谈论歌德；并曾对人表示：为了歌德，他情愿“牺牲十次性命”。然而歌德对贝多芬却终生不能原谅，态度冷淡，有时甚至是无情的，令人十分不解。
蔑视权贵是贝多芬的一贯性格。贝多芬的一位友人——利希诺夫斯基公爵曾邀请贝多芬为住在他的官邸的法国军官们演奏，但贝多芬没有答应。公爵终于板起面孔，变“邀请”为“命令”。但贝多芬不仅毫不畏惧地坚持回绝，而且回家之后，他就把利希诺夫斯基公爵以前送给他的一尊胸像找出来，摔得粉碎。然后，他给这位公爵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话：“公爵，您所以成为一个公爵，不过是由于偶然的出身罢了；而我所以成为贝多芬，则完全靠我自己。你这样的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我贝多芬却永远只有一个！”对于上层社会阔佬们的谄媚，贝多芬一样深感厌恶。贝多芬生活的时代，欧洲盛行一种“收藏名人贴身物品”的风气。曾有一位伯爵夫人向贝多芬索取一束头发做为纪念，贝多芬对此十分不以为然，后来竟用纸包了一束山羊的胡子将那位贵妇打发了。而那位伯爵夫人还蒙在鼓里，以为真的得到了宝贝。有一次，几个贵族幸运地请到贝多芬，一起欣赏他的钢琴演奏。起初，贝多芬的兴致也还不错，可是他在演奏中逐渐发现这些贵族们并不在意他的演奏，而只是想在茶余饭后“装点装点门面”而已。于是贝多芬立刻盖上琴盖，怒气冲冲的留下一句：“我没有兴趣对猪弹琴！”后，拂袖而去。
19世纪20年代，欧洲的资本主义革命进入低潮，民主共和派遭到无情的镇压。维也纳也是如此。但贝多芬无视特务、密探们的监视，经常去小酒店与从事地下活动的共和主义者们聚会。这使他成为维也纳警察局严密注意的对象，他的名字出现在秘密警察的“记录名册”之中。面对这种状况，贝多芬仍然敢于公开咒骂复辟回朝的奥地利皇帝：“他（指奥地利皇帝）首先应该被吊死在第一棵树上！”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步的思想意识给他了很多启发，从而奠定了他深信人类平等，追求正义和个性自由，憎恨封建专制的压迫。尽管维也纳古典乐派中的三位著名作曲家所处的生活年代相当接近，但是贝多芬的思想同海顿和莫扎特显然并不属同一个“时代”。海顿一生备受凌辱，他虽也偶尔被激怒过，但却总是逆来顺受，当时进步的文学思潮和革命情绪都很少能使他激动，他的音乐同斗争也是永远绝缘的。莫扎特精神上遭受的苦难并不比海顿少，他勇敢于反抗，宁愿贫困而不能忍受大主教的侮辱，但在他的音乐中，从那充满阳光和青春活力的欢乐的背后，往往还是可以感觉得到一丝痛苦、忧郁和伤感的情绪。只有贝多芬，他不但愤怒地反对封建制度的专制，而且用他的音乐号召人们为自由和幸福而斗争。贝多芬在波恩时期（1782~1792）的创作，大都是一些小型的钢琴曲、重奏曲和歌曲等，这一时期可以说他还只是处于创作的准备阶段。他在维也纳最初十年（1792~1802）的创作，比较著名的作品也只有《悲伤》、《月光》和《克罗采》奏鸣曲及《第三钢琴协奏曲》等。但在这期间，他对社会与政治诸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也能意识到他要努力探寻的目标。1802~1812年，他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这段时间后来成为他的“英雄年代”。
贝多芬创作活动的成熟过程表面看来是相当迟缓的，但实际上却非常稳固。他三十岁时才开始写第一部交响曲，而在象这样年纪的莫扎特已经写了四十部左右的交响曲了。
贝多芬从1796年开始便已感到听觉日渐衰弱，但是直到1801年，当他确信自己的耳疾无法医治时，才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他的朋友。但是，他对艺术的爱和对生活的爱战胜了他个人的苦痛和绝望——苦难变成了他的创作力量的源泉。在这样一个精神危机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他开始创作他的乐观主义的《英雄交响曲》。《英雄交响曲》标志着贝多芬的精神的转机，同时也标志着他创作的“英雄年代”的开始。
贝多芬在维也纳的后一阶段，由于欧洲正经历着严重的政治反动时期，即梅特涅的反动统治特别的猖獗的时期，他的创作也暂时呈现颓势（1813~1817）。从1818年起，在贝多芬一生的最后十年当中（1818~1827），他在耳朵全聋、健康情况恶化和生活贫困，精神上受到折磨的情况下，仍以巨人般的毅力创作了《第九（合唱）交响曲》，总结了他光辉的、史诗般的一生并展现了人类的美好愿望。
贝多芬于1827年3月26日在维也纳辞世。死时没有一个亲人在他身旁，但是在同月29日下葬时却形成了群众性的一个浪潮。
贝多芬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伟大作曲家之一，他的创作集中体现了他那巨人般的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它的革命英雄主义形象可以用“通过苦难——走向欢乐；通过斗争——获得胜利”加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