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肖邦到达巴黎的时候，法国正处于君主立宪的“七月王朝”时期，王朝代表的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金钱统治着社会的一切。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巴黎，尽管在文化艺术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成为全欧的文化艺术中心之一，可是，正如肖邦在巴黎时所说的：“这里有最辉煌的奢侈。有最下等的卑污，有最伟大的慈悲、有最大的罪恶；每一个行动和言语都和花柳有关；喊声、叫嚣、隆隆声和污秽多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使你在这个天堂里成为茫然不知所措，也就是说谁也不过问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为了在巴黎站稳脚跟，肖邦和上层社会的人士交往。环境决定了他“非生活在这个圈子里不可。”1833年初，肖邦在给多·泽瓦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已经进入最上层的社会，与大使、公爵、部长交往，因为据说高尚的趣味是从这里出发的；假如有人在英国或奥地利大使馆听过你，你马上就有更大的才能了；假使沃德蒙公爵夫人庇沪你，你马上就弹奏得更好。”由此可见，肖邦在巴黎尽管假快打开了局面、获得了成功，但他是不满意的。上层社会的奢华和虚假，无法安慰一位满怀亡国之恨的流亡者那痛苦的心灵。1832年底，他写了一封信给巴黎的优美艺术部长：“一个不能再忍受祖国的悲惨命运而来到巴黎已将近一年的波兰人——这是我向阁下作自我介绍所能使用的全部头衔——恭顺地向您请求把音乐学院大厅供他一月二十日举行音乐会用……”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肖邦在巴黎的身分和他的心情。和上层人物交往，日益使他感受到“假发所掩盖的是巨大的空虚。”唯有和波兰侨胞在一起，他才感到亲切。他热情无私地帮助流亡的波兰同胞，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交谈、回忆，并为他们不知疲倦地演奏。1836年，被称为“波兰的帕格尼尼”（帕格尼尼是当时意大利最杰出的小提琴家，名扬全欧。）的小提琴家里平斯基要来巴黎演出时，肖邦积极地为他进行筹备，唯一的要求是要他为波兰侨民开一场音乐会。最初里平斯基表示同意，后来却又拒绝了，因为他不久要去俄国演出，如果他在巴黎为波兰侨民演奏，会引起俄国人的反感。这佯的“理由”激怒了肖邦，他愤然断绝了与里平斯基的友谊。1837年，俄国驻法大使以沙皇宫庭的名义拉拢肖邦，要他接受“俄皇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和称号，并表示这是由于肖邦并未参加1830年的华沙起义。肖邦断然加以拒绝，并义正词产地答复道：“虽然我没有参加1830年的革命，因为当时我还太年轻，但是我的心是同那些革命者在一起的。”这坚定的回答、傲岸的蔑视，给了北方的暴君一记响亮的耳光。从这一系列表现可以看出：肖邦没有辜负亲友和老师的期望和嘱咐，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忠于祖国的心。
肖邦很快在巴黎成名了。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演奏和钢琴教学，赢得了人们高度的尊重。在巴黎，“娱乐变成了放荡，这里金子龌龊和血腥是混在一起的”。尽管肖邦对巴黎的上层社会有所反感，但他的活动大多局限于上层的沙龙，加上他自己也逐渐地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这对他的思想意识也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局制，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革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这和他历来与不少波兰贵族及其子弟关系较密切也有联系。1831年华沙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的波兰人有几千名，其中三分之二在法国，大多是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从政治上说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保守派和民主派。保守派倾向于君主立宪制，而并不热心于社会改革；民主派则主张立即解放农民，反对专制制度。对于在巴黎的波兰民主派人士，肖邦一个也不认识。从思想观点上看，肖邦更多地倾同于保守派。所以，对于1830年和1848年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肖邦表现得相当冷淡。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阶级局限性在肖邦身上的反映。
肖邦从此一直定居在巴黎，只偶尔去外地旅行。1835年，他曾去德国的卡尔士巴德与父母短暂地相会过一次。同年在德累斯顿认识了波兰贵族沃德津斯基的女儿玛丽亚，和她发生了恋爱。次年，肖邦向她求婚，但由于肖邦不是贵族，只是“一个音乐家”，不门当户对，而遭到玛利亚父亲的拒绝。1836年底，肖邦认识了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约一年后，他们就同居了，一直到1847年才决裂分手。肖邦经常和聚集在巴黎的各国著名的文艺家交往，如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法国文学家雨果、巴尔扎克，德国诗人海涅，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等。这些文艺家们尽管各人的风格、个性往往不一致，但他们彼此的交往，使互相间在思想和创作上有所启发，这对肖邦的精神生活是一种慰藉。可是，肖邦后半生在巴黎度过的岁月，仍然充满难以排遣的孤寂感。他乡作客、举目无亲的感受，始终使他悲郁不已。从三十年代中起，肖邦经常患病，身体相当衰弱。举行公开的音乐会，尽管可以带来金钱和荣誉，肖邦却并不喜欢。他最大的愉快还是和波兰同胞在一起。他说：“就象不能拒绝给病人服药一样，我从不拒绝给密茨凯维文和诺尔维德弹琴，无论他们当中哪一个人来，我都会坐下来弹琴，有时始终连一句话也不说。我的音乐不止一次引起他们流泪，这眼泪难道不是民族艺术家最高的十字架（意即报酬）吗？”1841年，肖邦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是否仍然会回祖国呢？或者是完全疯狂了？我并不替密茨凯维文和索邦斯基担心——这是一些坚强的脑袋，这些脑袋再经过几次流亡侨居的生活也不会失去理智和力量。”从这些话中间可以看出肖邦作为一个“自愿的政治流亡者”在异国的苦楚。但是，他宁愿蒙受这苦楚，也不情愿回波兰去当异族统治下的“顺民”。
1848年，他应邀去英国和苏格兰访问演出，尽管受到热烈欢迎，但他非常反感“英国人评价什么都用英磅，他们喜欢艺术只是因为它是奢多品。”他在英国时这样写道：“在我心里，已经什么也不想做了，我的心里觉得忧愁，可是我麻醉自己，我感得到一种沉闷的苦痛，我早已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快乐了。我根本什么也感觉不到，我简直只象植物一祥地活着，耐性地等待着自己的完结。”肖邦的最后几年就这样完成了他个人悲剧的终结。可是，对于祖国，对于未来的祖国复兴，肖邦始终念念不忘。1846年波兰爆发了克拉科夫起义，失败后，加里西亚又发生了农民起义。这些事件曾激起肖邦的热情，他在信中欢呼道：“克拉科夫的事情进行得极好”；“加里西亚的农民给沃伦和波多尔农民做出了榜样；可怕的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但到最后，波兰将是一个强盛、美好的波兰，总之，波兰。”1848年3月，波兹南公国起义，4月即遭到普鲁士的镇压。肖邦对此也表示了极大的惋惜：“我……知道了关于波兹南公国全部可怕的消息。除了不幸，就是不幸。我已经万念俱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对祖国未来的热情憧憬，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始终不渝的热爱。正是这热爱使肖邦说出了他的遗愿：“我知道，帕斯凯维奇决不允许把我的遗体运回华沙，那么，至少把我的心脏运回去吧。”1849年，肖邦逝世后，他的遗体按他的嘱咐埋在巴黎的彼尔·拉什兹墓地，紧靠着他最敬爱的作曲家见利尼的墓旁。那只从华沙带来的银杯中的祖国泥土，被撒在他的墓地上。肖邦的心脏则运回到了他一心向往的祖国，埋葬在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