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旧时代"逝去了，在莫扎特那里，它已歌唱完毕：他的罗可可还在向我们倾诉他的"美好的社会"，他的温柔的热情，他对中国的东西和缀有花饰的东西的儿童般的兴致，他内心中的和气，他对纤巧的东西、爱慕的东西、跳舞者、哭泣者的渴求，他对南方的信仰，仍然可以向残存在我们心中的某些东西进行呼吁，我们是多么快乐!啊，在某一时刻它将随之而结束!--但是，谁又会怀疑，它将很快地就随着对贝多芬的理解和欣赏而烟消云散!--因为他只是风格转变和决裂的尾声，而不是像莫扎特那样是一种已存在几个世纪之久的欧洲的伟大兴趣的尾声。贝多芬是在一个不断破碎的旧的软弱的心灵和一个终归要到来的太年轻的心灵之间的事件，在他的音乐中闪烁着永恒的丧失和永恒的奢望的微光--整个欧洲被笼罩在同一种光中，当时欧洲正和卢梭一起做梦，围着革命的自由之树跳舞，最后几乎全都跪倒在拿破仑面前。但是，现在，这种感情很快地就销声匿迹了，在今天，理解这种感情已经是多么的难，卢梭、席勒、雪莱、拜伦的语言在我们听来已是多么的陌生，在这些人中间，可以共同地去诉说欧洲的同一命运，它知道怎样在贝多芬那里歌唱!--以后，凡是来自德国音乐的东西，都属于浪漫派，就是说，从属于一个运动，从历史的角度考虑，这个运动比那个插曲--欧洲从卢梭到拿破仑，而且到民主主义的兴起的转变--还更短命、更草率、更肤浅。韦伯，但是，对我们来说，今天百发百中的魔弹射手和俄培龙是什么?或者马施纳的汉斯·海林和瓦姆珀尔!或者甚至瓦格纳的汤豪塞!这是慢慢消失的，虽然还没有被遗忘的音乐。此外，浪漫派的全部音乐，除了在剧院和群众面前之外，要想到处都维持它的地位，那它不够高贵，也不够是音乐；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第二流的音乐，真正的音乐很少认真加以对待。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这位太平盛世中的大师则不同凡响。由于他的轻松的、纯粹的、喜悦的心灵的缘故，他很快就受崇敬，也同样很快就被遗忘，成了德国音乐的美好的意外事件。但是，说到罗伯特·舒曼，他处事严肃，而一开始也受到严厉地对待，他是最后一位建立了一个学派的人，恰恰舒曼的这种真正的浪漫派被克服了，这在今天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幸运，一种如释重负，一种解放。舒曼逃到了他心灵中的"撒克逊的瑞士"，半维特式地、半保罗式地发展着，肯定不是贝多芬式地、拜伦式地发展着，他的曼弗雷德的音乐是一个错误和一种误解，达到了不公正的地步--由于他那种基本上是一种卑劣的兴趣(也就是说，对安静的抒情诗和情感的陶醉是一种危险的、在德国人中间加倍危险的嗜好)。舒曼不断地逃离，胆怯地退缩和引退，一个高贵而柔弱的人，沉溺于纯粹无名的快乐和痛苦中，从一开始就像一个小姑娘，不断地喊着：别碰我。这个舒曼已经只是音乐中的一个德国事件，不再是欧洲的事件，像贝多芬曾经历过的那样，像在更大程度上莫扎特所曾经历过的那样。由于舒曼，德国音乐遭到了最危险的威胁，它不再是欧洲灵魂的呼声，下降为纯粹民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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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写的书对于有第三只耳朵的人来说是何等地折磨!他何等不情愿地站在无语调的声音、无舞蹈的节奏的缓慢变动的泥潭旁边，这种泥潭在德国人那里被叫作一本"书"!而且德国人甚至在读书!他读得多么懒散、勉强、糟糕!多少德国人都知道并且要求自己知道艺术存在于每个好句子中--如果句子希望被理解，艺术就希望被猜到!例如，如果误解了句子的速度，那么句子本身就会被误解!人们必定不要怀疑节奏上的决定性的音节，人们应该承认过分僵硬的对称的断裂是有意的是一种刺激，人们应该把自己高雅而耐心的耳朵朝向每个断奏、每个散板，人们应该猜测元音和双元音的意义，以及它们在它们的连续中如何柔和地和丰富地增添色彩和变幻色彩。在读书的德国人中谁自愿承认这类义务和要求，并注意倾听语言中这么多的艺术和意图?总之，人们恰恰"对它没有耳朵"，这样一来，最明显的风格对比没有被听到，最高雅的艺术家的风格就像在聋子面前一样被浪费。--这是我的想法，当我注意到人们如何愚蠢地和无预感地把散文艺术中的两位大师彼此混淆时--其中一位大师的词句慢腾腾地、冷冰冰地滴下来，就像从贫民窟潮湿的天花板上滴下来似的--他指望着它们的低沉的声音和回声，而另一位大师则把他的语言当作一把可弯曲的剑加以运用，并且从他的手臂到脚指头都感觉到颤抖的、太锐利的剑刃的危险狂喜，它要刺，咝咝作响，而且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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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风格很少与声调和耳朵有关，下面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恰恰我们优秀的音乐家却写得很糟糕。德国人并不大声朗读，他读并不是为了耳朵，而只是用他的眼睛；他在读时把他的耳朵放进抽屉里。在古代，当一个人读书--这是稀罕的事--他给自己读些什么时，他大声读；当一个人默读，而且偷偷地为之寻找根据时，人们会大吃一惊。大声读，就是说。用音调的一切增大、变化、突变和速度变化来读，在这一切中，古代的公众世界得到快乐。在当时，文章风格的法则是与演说风格的法则一样的，而演说风格的法则部分地取决于对于耳朵和喉的令人吃惊的训练和严酷的要求，部分地取决于古代人的肺的强健、耐力和力量。在古代人的意义上，一个时期首先是一个生理学的整体，这是就它由一次呼吸所构成而言的。在这些时期内，就像在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那里所发生的那样，肺两次扩大，两次缩小。一切都在一次呼吸之间完成，这对古代人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他们知道如何通过他们自己的训练去评价在这个时期的朗读中的有关的美德、罕见的东西和困难。实际上，我们对伟大的时期没有权利，我们现代人，我们是在各种意义上的短气者!这些古代人在演说方面的确都是业余爱好者，因而是行家，批评家--因此，他们把他们的演说家推向了极端；在与上一世纪相同的方式中，当时所有的意大利男人和女人都懂得如何唱歌，在他们那里，唱歌的熟练技巧(由于这种技巧，旋律的艺术)都达到了顶点。但是，在德国(直到最近，一种论坛上的辩才才胆怯地、笨拙地开始拍动它那年轻的翅膀)实际上只有一种公开的和大致艺术式的演说，这是从讲道坛来的。在德国只有传教士才知道一个音节、一个词的分量，在什么方式上一个句发声、跳出、涌出、流动和结束；只有他才有在他耳朵中的良心，常常是坏透了的良心，因为并不缺乏理由去说明。为什么恰恰是一个德国人很少见地、几乎总是很晚地获得了熟练的演说技巧。因此，德国的散文杰作理所当然地是它最伟大的传教士的杰作：《圣经》是迄今最好的德语书。与路德的《圣经》相比较，几乎一切其他的东西只是"参考文献"--一种并非在德国生长的东西，因此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没有生长到德国人的心中去，就像《圣经》曾经生长在德国人心中一样。
9
有两种天才。一种天才首先生殖而且愿意生殖，另一种天才喜欢让自己受胎和分娩。同样，在有天才的民族中，有这样一些人，女人的怀孕问题和形成、成熟、完成的秘密任务归于他们--例如，希腊人是这种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还有其他一些必须使之受胎并且成为生命的新秩序的原因的人--像犹太人、罗马人，并且十分谦虚地反问一下，像德国人?--诸民族为不知名的高烧所折磨、兴奋，并且不可抗拒地被排挤出来，迷恋并渴望外来的种族(渴望那些"让自己受胎"的种族)，并且在这里是有统治欲的，就像一切意识到充满了生殖力并因而被赋予"上帝的恩惠"的东西。这两种天才像男人和女人那样彼此追求，但他们也像男人和女人那样彼此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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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伪善。并把这种伪善称为它的德行。--人并不了解自己身上最好的东西--人们不可能懂得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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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把什么东西归功于犹太人?--许多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首先是一个东西，它同时有最好的东西和最糟的东西：道德的伟大风格，无限的要求和无限的意义的可怕和庄严，整个浪漫派和道德可疑性的崇高--因而它们是那些色彩变幻和诱向生活的最吸引人的、最棘手的和最精选的元素；在它们的余光中，我们欧洲的文化天空，它的夜空，现在晚霞满天，也许在渐渐熄灭。因此，观众和哲学家中的我们--艺术家感谢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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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民族患有并且愿意患有民族的神经发烧和政治上的功名心、各种阴影和错乱，换言之，一些愚蠢的小发作贯穿这个民族的精神，那么，人们必须忍受这一切。例如，在今天的德国人那里，时而反对法国人的愚蠢，时而反对犹太人的愚蠢，时而反对波兰人的愚蠢，时而反对基督教浪漫派的愚蠢，时而反对瓦格纳派的愚蠢，时而反对条顿人的愚蠢，时而反对普鲁士人的愚蠢(请人们看一下这些贫乏的历史学家，这些希贝尔和特雷奇克以及他们密切相关的大脑)，不管德国的精神和良心的这些小小的暧昧之处可以被叫作什么。请人们原谅我--当我短暂而大胆地停留在一个传染性很强的地方时--连我也始终并不完全不受这种疾病的传染，并且像世界万物一样，我已经开始对与我完全无关的一些事情形成了看法：政治上的传染的第一个标志。例如，关于犹太人，请听下面的叙述：我从没有碰上一个德国人对犹太人是友好的；但是，就一切谨慎的人和政治的人的方面来说，对实际上的排犹主义的否定是绝对无条件的，这种谨慎和政治也许并不是针对这种感情本身的性质的，而只是针对它的危险的过激行为，特别是针对乏味地和不光彩地表达这种过激的感情--在这一点上，人们一定不要欺骗自己。德国有太多的犹太人，以至于只处理这些犹太人，德国的胃和血液就已深感困难(在长时期内还将有困难)，就像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借助于一种更强有力的消化--这是一种对一般本能的正确阐述和说明，对这种一般本能人们必须服从，并必须按照它去行动。"不再让新的犹太人进来!尤其要关上朝东的大门(也关上朝奥地利的大门)!"一个民族的本能这样命令，这个民族的本性还是弱的和不确定的，以至于它很容易会被一个更强大的种族抹掉和消灭。但是，毫无疑问，犹太人现在是欧洲最强、最坚韧和最纯的种族；他们知道甚至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如何依靠某些德行，甚至比在有利条件下更好地达到目的，人们今天喜欢把这些德行标示为罪恶，而犹太人则把这些德行归之于一种坚定的信仰，它在"现代观念"面前无须感到羞愧；他们在应该改变自己的时候就改变自己，就像俄罗斯帝国总是进行其征服那样--作为一个帝国，俄罗斯有时间，但不是昨天--按照"尽可能慢"的原则来进行!--一位心怀欧洲未来的思想家，在他对未来所作的一切展望中，将指望犹太人，就像指望俄罗斯一样，因为他们是欧洲列强的实力游戏和斗争中的最安全最可靠的因素。那种在欧洲今天被称为"民族"而事实上与天生的相比只是一种事实的东西(的确，有时混淆地等同于一种虚构而雕琢的东西)，归根结底只是某种生成的东西、年轻的东西、容易被取代的东西，还不是一个种族，更不用说是一个比青铜更持久耐用的种族了，就像犹太人的情况那样：这些民族应该小心谨慎地避免任何鲁莽的竞争和敌对行为!的确，犹太人--如果他们愿意，或者如果人们强迫他们，像排犹主义者看来愿意的那样--现在已经可以在欧洲占优势，甚至在字面上说可以统治欧洲；他们并没有为这个目的而工作和进行策划，这也是确定的。在目前，他们倒是愿意并希望--甚至带有一些纠缠--在欧洲被欧洲吸收和吸取，他们渴望最终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允诺得到尊敬，并且给流浪生活和"漂泊的犹太人"设定一个目的地；人们的确应该重视这种冲动和倾向(它可能表现了犹太人本能的和缓)，并且对之予以迎合；为此目的，把排犹的叫嚷者驱逐出境，也许是有利的和正当的。人们应该十分小心谨慎地加以迎合，有选择地加以迎合，大体像英国贵族所做的那样。不言而喻，新日耳曼的较强大而有力的种族可以毫不犹豫地与犹太人交往，例如，从普鲁士边界过来的贵族军官；看一看下述情况也许能引起多方面的兴趣：对于金钱和忍耐的天才(特别是某种精神和精神性--完全没有提到)是否并没有另外被附加和训练到关于命令和服从的世袭艺术中去。--但是，在这里应该打断我的快乐的亲德倾向和祝词，因为我已经涉及我的严肃的论题，"欧洲问题"，正如我所理解的，涉及到为欧洲培养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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