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的20余年间，郭鹤年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都在香港做出，一场场气势恢宏的话剧都在此地拉开帷幕，并推向高潮。他通过香港这块跳板，在投资中国内地方面竖立起一根难以逾越的标竿，成为“抢先登陆”的“南洋帮大哥大”，并使他的身价节节高升，声名大噪。
继“亚洲糖王”之后的冠冕，诸如“酒店业大亨”、“传媒大帝”，郭鹤年也只有在涉足香港和中国内地以后，方能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郭鹤年是从南洋发迹的。所以，人们一提起郭氏，总称他是“大马糖王”、“新马大亨”、“亚洲糖王”。但是，从70年代末起，郭鹤年就长期驻足香港，并以“东方明珠”这块宝地为集团跨国化的指挥中心，演出了一幕幕恢宏辉煌的人生话剧。
郭鹤年有一段夫子自道足以说明他的浩瀚心绪：我1975年刚来香港，头三四年都是在马来西亚与香港之间来来往往，1978年起就长住这里，喜欢这里了。作为华人生意人，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跟香港比。这里真正是一个设立生意总部的地方。
在嘉里集团总部，郭鹤年发出企业发展的各种训令，一个个“作战计划”由此源源不断地传往“前敌指挥部”。
关于香格里拉酒店的连锁方式，郭鹤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按计划在兴建之中。在泰国，他也着手兴建曼谷香格里拉酒店。
在菲律宾，也许眼下条件不太成熟，但他的双眼在闪烁，寻觅着可靠的合伙人。
在香港，九龙香格里拉一炮而红，伴随而来的生意接二连三……
四面出击，使擅长搏命的香港同行，对郭鹤年的冲劲都十分佩服，称他“刻苦耐劳”举世无双。
郭鹤年自己也不只一次昭示其成功秘诀：“开始做生意时，是不够本钱的，靠着微小的储蓄，加上像超人般的勤奋工作。我们要成功，不得不比常人勤奋一倍——两年的工作一年完成。”
勤力亲为，是成功的一半。那么，另一半呢？他以为是要胸有宏图，眼光超群。
郭氏超人之处就是，在以香港为跨国企业指挥中心之际，向亚太地区所有可望发展的地方进发，然而他却有一个主攻方向——中国内地。
事实证明他的眼光确确实实是超一流的。
我们不妨把目光聚焦于70年代末的中国。
1978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北京接见华侨、外籍华人代表时说：“四人帮”破坏、改变了过去的政策，主要反映在国内的所谓海外关系问题上，连侨胞在国内的亲属都受歧视，来往受到阻挠。好多海外侨胞对这个不满意，是有道理的，应该不满意。这个很不对嘛！
同年，中国共产党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完成了指导思想从剑拔弩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从而揭开了中国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帷幕。
号角已经吹响。但是，主攻方向在哪里？怎样杀出一条血路来？
世界注视着中国的选择。
中国在冷静地思忖。
在邓小平的总设计中，中国经济要发展，必须推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而这个开放，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开放，突破口则是以毗邻港澳、台湾的重点侨乡广东、福建，并在这两省设立四个经济特区。
于是，中国政府向生活在大陆以外的几千万炎黄子孙伸出了橄榄枝。
于是，一批又一批黑头发、黄皮肤的龙子龙孙，他们跨海踏浪而来，充当了勇敢的弄潮儿。
像白手起家的香港大亨霍英东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在广东建成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就是一个例证。
在任何经济体系中，致富良机都不会让人视而不见。何况像郭鹤年这种深谙“快半拍商法”的商界巨星更不会置身度外。他坦言，70年代末就喜欢上香港，并且长期居住在此，除了生活上的便利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是认真观察中国内地发展的动向。
香港商界和传媒界对郭鹤年这位低调大亨尽管所知不多，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郭氏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大好友”。他在香港与中资企业光大集团、华润集团属下侨光公司做生意，明显是部署与中资建立长远关系，所图着实不少。
郭鹤年同中国商家合作历史悠久。早在60年代马来西亚白糖大战之后，他就同中国经贸机构“不打不相识”了。此后，郭氏集团作为中国照像机、颜料、电冰箱的马来西亚总代理，他的食糖、棕油业务同中国也互通有无。这种合作是愉快的，但在充满机会的改革开放年代，未免算是小打小闹。
郭鹤年充分看到中国内地遍地是黄金的良机。他已不满足在香港或国外同中资企业做做生意，而是要在内地大干一场。
做什么呢？郭鹤年的脑海里千万次地闪现着这个念头。
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做熟不做生——进军中国的酒店业。
郭鹤年一直这样认为：太平洋区域，特别是西太平洋，拥有促进旅游业成长的最大潜能。
在人口方面，它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而且，它的人民勤奋以及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把这些条件置于中国内地身上，真是恰如其分。郭鹤年更看重于它的最大潜能，以及呼之欲出的“盛宴”。
80年代初，中国经济已连续几年以快速的步伐向前迈进，呈现百业兴旺的景象。很多外国游客纷纷到中国旅游、观光，要看一看推开尘封网结的东方文明古国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很多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后，也纷纷前来北京和中国内地考察、旅游。他们碰上的一个问题便是“住店难”。据一个材料显示，80年代初，北京旅游业的主体——饭店业还处于相当低下的水平。这个首都地区只有十大饭店，最好的是北京饭店，有900多个房间；再就是友谊宾馆稍大一些；前门饭店和民族饭店只有300多个房间；新侨饭店呢，只有200多个房间；而华侨大厦只有184个房间。偌大的北京城，大小饭店加起来，不过是5000多个客房。
据说，有一回，来了个日本旅行团，因为实在没有饭店可以安排，只好请客人到莫斯科餐厅的地板上过夜。
还有一次，到了半夜一点，客人的住宿还没着落，只好请示国务院，最后调专机送客人到南京过夜。
更让外国游客和港澳侨胞这些统称外宾啧有烦言的还有：不仅高级酒店寥寥无几，设备还老掉了牙，服务质量也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很难适应他们星级服务标准的要求。
饭店奇缺的冲击波不仅冲向旅游行业，甚至冲向北京市政府、国务院。
人们议论纷纷：北京饭店业紧张，卡了旅游业的脖子！
北京饭店业紧张，卡了全国旅游业的脖子！
饭店问题已成为矛盾焦点，众矢之的。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央提出，要解决旅游者的吃住问题。
于是，便有了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北京建国饭店。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二家合资企业，在其注册商标批号上醒目地标着NO：002。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郭鹤年听到这些信息，真是百感交集，难以尽述。他对一位朋友说：“这里遍地铺满黄金。我为什么不能俯身去捡一块呢！”
后来，郭鹤年在回顾投资中国内地历程时说：“海外华裔也好，港澳居民也好，投资中国大陆，我觉得将是一件最好的事情。因为中国大陆经过‘文革’后，人民都知道，原来那条路是跑错了。回过头来搞经济，资金不足，管理技术也不够，所以海外这些华人参加过去，对国内是非常好的事情。而国内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经济要跑得快的话，海外华人的推动力是相当有效的，能够早日促成国内高级领导人的愿望。”
他列举了一定要到国内投资的三条理由：
第一是显示资本家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商人，有的也有可取之处。
第二，这样投资，真正对中国有些贡献，把他们从旧时代环境推动到现代世界。
第三，因为帮助国家经济繁荣，大陆会一天天改良，变得更好，更进步。
基于这种想法，当然还有“有利可图”的原则，郭鹤年于1983年便进入中国内地投资酒店业。
据一位知情者称，郭鹤年每到一个国家投资，总要寻找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由于同中国经贸部及其下属机构有过合作关系，他首先同中国土畜产总公司接洽，遭到婉拒。后来，这家公司的老总连称自己“跌破眼镜”。
而后，郭鹤年找到了经贸部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双方一拍即合。
选择什么地方兴建饭店呢？他们相中了北京西郊紫竹院公园往西500米的一块地方。这里毗邻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展览馆以及此后兴建的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是一块位置不错的风水宝地。
这样，郭鹤年麾下的香格里拉饭店有限公司和五矿进出口总公司又把这块土地的拥有者——北京四季青公社拉进来，组成了三手联弹的搭配。
郭鹤年兴建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时在1983年。那时，北京建国饭店已在1982年开业，而霍英东领衔的广州白天鹅宾馆，也于1983年2月开业迎宾。然而，这时中国国门毕竟打开不久，同外商合作还得有一段磨合期；而郭鹤年涉足内地投资，也是大姑娘出嫁——头一遭。中间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从具体运作到观念上都是如此。
郭鹤年回顾那段难忘的岁月感慨万千。他说：“1983年开始进入大陆时，谈合同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做法是一直冲、一直冲。第一，我们找合作对象，比较慎重，研究他们的背景，觉得可以的话，就一直冲。”
占地面积3.7万平方米的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项目。但是，当时给郭鹤年的合作期限并不长，从签合同、设计、施工、建筑到由中方接管，只有短短的13年。
不过，郭鹤年并不介意，还是坚持把它建好。当然，后来增加5年，变成18年期限，另当别论。
1986年，楼高24层、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的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对外试行营业。
这家拥有657间客房的五星酒店，在强调香格里拉豪华尊贵的同时，注重中国建筑风格的相得益彰。他的饭店大厅以白色大理石为主调，令人感觉柔和、舒适；传统的中国水墨画装饰与奥地利水晶灯及木装饰珠连璧合，色彩、光线、景致的和谐营造出一种宾至如归的氛围。
从大厅放眼望去，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园林，一道7米高的玻璃幕墙将其与室内大厅隔开。园中游廊曲折，溪水潺潺，鸳鸯与野鸭嬉戏其间，一派鸟语花香、生趣盎然的景象，让人恍若置身于“人间仙境”之中。
1987年8月22日，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正式开业。这在当时京城算是最奢华的五星级饭店之一，同时更凭借香格里拉酒店传统——温暖亲切的优质服务成为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饭店。
从北京香格里拉饭店获得的荣衔，便可知它不让内地以外的香格里拉连锁酒店。这些荣誉有：
1988年5月，被中国国家旅游局授予全国旅游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称号。同年10月，在世界权威杂志《商务旅游者》举行的全球高级饭店评比中位居世界最佳新饭店第四名。
1989年10月，在《商务旅游者》评比中位居世界最佳新饭店第五名。
1990年在第11届亚运会期间，被北京市旅游局授予最佳总机服务、最佳环境饭店奖。
从1993年起，连续数度被美国最负盛名的旅游休闲杂志《康德纳斯特旅行家》评为中国最佳饭店。
1994年，它还被美国《成功会议》杂志评为世界最佳会议场所。
也算一则佳话，董建华获委为香港首任特区行政长官曾两度莅京公干，均选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作为召开记者招待会之所。由此可见香格里拉金字招牌之光彩照人。
在郭鹤年积极兴建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过程中，郭氏集团又在素有“人间天堂”的杭州登陆。
1984年，杭州香格里拉酒店挂牌开业，这也是香格里拉集团在中国内地首家开业的饭店。
1985年，郭鹤年再出“大手笔”，与中国经贸部在北京兴建有“城中之城”美称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总投资逾5亿美元。
这一浩大工程跨越80、90年代，集办公、会议、商住、饭店、展览、商场、娱乐于一体，中间又遇上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然而，从这里不难看出，郭鹤年一旦看准目标，就会像他一贯的做法，一直“往前冲、往前冲”。
因为他深知，在中国内地投资不会像在香港、东南亚那么快收回本钱，就像种一棵榴莲树，要等六七年，才会第一次看到水果。
因为他深信，中国政府是真心实意要把经济搞上去，他的投资虽然收获期要长一些，但是，水果之王届时会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味道独特的果实。
财富王国谁承大业
21世纪来临之际，选定郭氏企业接班人问题，成为郭氏集团的首要任务，这项任务甚至比扩充企业版图还要紧迫。郭鹤年不想看到下一代对簿公堂、四分五裂的局面。他选择了长子打前站，其他子女及亲戚各掌家族企业要柄的做法，这也许就是他巧布企业传承大局的一种演练。
郭鹤年擘画未来、世代交替的一招棋还可在他近期谈话中见出端倪。
1996年9月，郭鹤年在接受马哈蒂尔首相之子米占尔的访谈时表示：他的商业集团在朝向21世纪的时候，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寻求合适的接棒人。
郭鹤年对与他熟稔的首相儿子推心置腹地谈到，他与集团内的高层人员在过去3年至5年来，都一直在讨论接班人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作为该集团在迎接21世纪来临时的首要挑战。
也难怪，中国人向来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在纵横商界几十年的生涯中，郭鹤年看到很多老一辈胼手胝足，最终创下一份家业，但后辈不知爱惜，或者时运不济，把好端端的企业王国丧失殆尽；抑或为了争夺股权或者经营权而兄弟阋墙、家族纷争，乃至被第三者鲸吞的故事。
像与他一样以糖王名世的黄仲涵家族，企业版图曾经扩展到亚欧及美国等地，堪称富可敌国，仅继承者未能适应新的挑战，企业帝国有如建在没有地基的沙土之上，一下子坍塌了。
黄宗诒是黄仲涵的第7个妻子何金华娘（露茜·何）的长子。他在其兄宗孝去世后，担任了黄仲涵总公司的掌门人，并为马来西亚银行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在谈到继承产业时说：“在华人企业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创办了一家大企业，但是到了第三代，一切都缩小了。在黄仲涵总公司问题上，确实在我这一代，即第三代，发生了衰退。为什么呢？问题不仅仅在于平均的所有权，而且在于还健在的9个或8个股东中间，没有关于各自权力的明确规定。”
作为新糖王，郭鹤年无疑对老糖王黄仲涵的兴衰予以更多的关注。
如果说黄钟涵的兴衰史不足为凭，那么，另一个叱咤东南亚的上市公司杨协成由盛而衰、乃至被收购的一幕幕，就更叫郭鹤年触目惊心，不敢对接捧之举等闲视之。
1938年，祖籍福建漳州的杨天恩在新加坡创办了杨协成酱油厂，生产和经销酱油。尔后杨天恩的四个弟弟也参与家族生意，并在1969年将杨协成有限公司上市，1974年该公司还夺取百事可乐在新加坡的经销权，几十年间从一家小小的酱油铺子，发展成为产品多样化、业务遍五洲的著名上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