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以前，江南经济虽然也有进步，但还是相当落后，这有很多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北方的中央政权也就对江南不够重视。而东吴政权是在江南建立的第一个强大的政权，它的规模和实力，要远超秦以前的吴、越、楚，而且足以和北方的曹魏、西南的蜀汉相抗衡。任何政权要想维持这个局势，都需要相应的人力、物力、技术和经济条件，因此需要加大对江南的开发。从东吴开始到六朝时期，落后的江南一直成为与北方相对抗的政治舞台，它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孙权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他在开发江南经济上作出的卓越贡献。
推行屯田
为了开发江南经济，孙权的第一个有力措施，就是仿照曹操推行屯田制度。
东吴的屯田开始于建安七年，一直推行到吴灭亡时，历时七十多年。跟曹魏一样，东吴的屯田制也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类。屯田大概分布在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区，范围十分广泛。这些屯田基地，有些是在与曹魏军事对抗的邻近地带，有些则是在孙吴的腹地。东吴的屯田规模是很可观的，少的有几千家，多的有近万家。同时为了配合屯田生产，东吴很重视水利灌溉，而且还大规模引入北方的牛耕技术。早在汉代，江南就已经开始用牛耕，但到南朝时才开始普及，中间由不普及到普及的转折，正是由于东吴的大力推行。由于东吴推行的屯田很广泛，重视水利灌溉，又普遍利用牛力，所以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征讨山越
东汉末年，在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岭地区，散居着许多山越人。经过长期的发展，大部分山越人已被汉化，而且在他们的聚居区也迁进了不少逃亡的汉人，所以山越与先秦时期作为一个种族实体的越族已经不相同了，他们与汉族其实已经没多大区别了。东汉末年，随着州郡和豪强武装的崛起，山越在那些大族的领导下，也建立起许多拒绝向政府服役纳税的割据王国。这些割据王国大多坐落在山区，规模小点的有几千人，大点的有数万人，其力量不容忽视。东吴政权建立后，为了与魏、蜀相抗衡，就需要广开兵源和税源，但江南向来人口就少，所以孙权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些已经汉化的山越人，对各地的山越展开了长期的征讨。对被征服的山越人，孙权采取“强者为兵，弱者补户”的政策。所谓“弱者补户”，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的老弱、妇女编为国家的自耕农和民屯上的生产者。经过长时间的讨伐，东吴从征讨山越中得到了大量的人口。据史载，仅补充进军队的就有十多万人。大量山越人离开山里，进入平原，东吴因此又设置了几个郡县。虽然这些人要受东吴的统治，不仅要纳税还要服徭役，剥削和压迫比较重，但他们居住的条件改善了，而且和汉族进一步的融合，使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对江南的开发有着重大意义。
发展交通和手工业生产
在吴国的经济中，水上交通和若干手工业部门的发展也是引人注目的。由于东吴地处江南，河流湖泊比较多，为了水运和作战的需要，孙权很重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在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福州市），东吴在此地设典船都尉，把许多犯罪分子发配到这里造船。武昌的官府造船业也很兴盛，这里所造的战舰，最大的能容纳士兵三千人。东吴的船队很是庞大，孙权就曾经派万人船队向北到达辽东，向南到达台湾、海南岛，为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在吴亡国时，西晋从吴接收的舟船就有五千多艘。这说明吴国已经具备极强的造船能力。吴国的纺织业和冶铸业的发展也较显着。当时江南盛产麻布、葛布，天下闻名，就连曹丕也曾派人向吴求精细的葛布，可见江南所产布、葛的质量在全国是一流水平。江南的纺织业原本是很落后的，从吴时才开始发展起来，但发展速度很快，诸暨、永安生产的丝因质量优异，而被列为贡品，称“御丝”。孙权还在后宫设立织络厂，一开始在此工作的人还不满百人，等到孙皓时就已经发展到上千人，专为统治者生产高级的丝织品。
吴国最大的冶铸基地是在建业和武昌。建业的石城门外有个专门冶炼的城池，后来这里也一直成为东晋南朝的冶铸中心。孙权曾在225年开采武昌山的铜铁，制作了数量巨大的刀和剑，可见武昌有生产能力巨大的冶铸作坊。吴的冶铁作坊十分普遍，为以后南朝冶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孙权还派人把岭南重新纳入了政权的统治范围，对岭南经济的开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名家回眸
孙权的这些贡献对我国经济格局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我国正是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大规模开发江南经济，为江南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史学家吕思勉的评价。
南天一柱陆逊
夷陵之战，年轻的陆逊一战成名。但事实上，早在夷陵之战以前，陆逊在东吴就已初露锋芒。
陆逊，字伯言，原名陆议，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陆姓是江东的大族，陆逊的祖父陆康曾是庐江太守，父亲陆骏官至九江都尉。陆逊年少时父母双亡，陆逊由祖父抚养，因其在同辈子弟中年岁最长，他担当起总理家务的担子。
二十一岁那年，陆逊进入了孙权的幕府。他历任许多小官，政绩卓越，但一直默默无闻。孙权为了自家在江东的统治，广为结交江东大族，他见陆逊出身名门又颇有才学，便做主将兄长孙策的女儿许配了陆逊。自此，陆逊与孙权便有了亲缘关系，而他也逐渐为人所知。
关羽包围襄阳，吕蒙设计以退为进，告病离开前线以迷惑关羽。孙权询问吕蒙谁可暂时替代他统领前线，颇具慧眼的吕蒙向孙权推荐了名不见经传的陆逊：
“陆逊深谋远虑，才能堪当重任，我观其智略，终将担当大任。”孙权于是任命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代替吕蒙。陆逊到达前线后，利用关羽轻视自己名气小的特点，写信称赞关羽，使关羽掉以轻心，不作防备，极大地帮助了吕蒙“白衣渡江”奇谋的实施。袭取荆州后，陆逊因功提升为宜都太守、抚边将军，封华亭侯。
而后，已得信任的陆逊又接连领兵数破敌兵，累功升至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可谓锋芒初露。
东吴黄武元年（222年），刘备尽起蜀汉精兵，进攻东吴。东吴初战不利，节节败退。关键时刻，孙权启用三十七岁的陆逊为大都督，对阵当时天下敬畏的蜀汉皇帝刘备。陆逊利用蜀汉军队长途跋涉难以久持的弱点，责令全军坚守不战，消磨对手锐气，伺机寻找战机。他激励属下们说：“刘备打仗，胜少负多，不足惧怕。他违背天道，不守着自己老窝，竟敢送上门来。今日之战，我必能克之。”果不其然，刘备经不起长期的对峙，首先自乱阵脚，在布营方面出现重大纰漏。陆逊抓住机会，“火烧连营”，一举将刘备的大军击溃，取得了夷陵大捷。刘备一败涂地，侥幸逃到白帝城，他为自己输给如此一位声名不显的年轻将领感到极为羞耻，大呼道：“我竟被陆逊小儿折辱，这难道不是天意么！”
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刘备，陆逊一战成名。他在夷陵之战中所体现的出色的指挥能力、高超的智略以及宽宏的心胸，都足以令其跻身三国名将之列。夷陵之战后，孙权升陆逊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改封江陵侯。
夷陵之战，奠定了陆逊在东吴朝中的领袖地位。孙权对陆逊无比信任，全权委托陆逊处理东吴与蜀汉的外交，甚至还将自己的大印刻制了一份交给陆逊，每次自己与刘禅、诸葛亮的通信，都要经由陆逊过目，如果陆逊觉得不妥，授予他修改书信并加盖大印的权力。如此恩宠，世所罕见。
深受信任的陆逊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承担起了东吴柱石的作用，敌人听闻陆逊威名，不敢轻易进犯。
然而陆逊为人正直，公忠体国，因此得罪了朝中一干小人，他们想尽办法在朝中诋毁陆逊。而陆逊本人心忧国家，虽在外任，却时常上书纠正时弊。久而久之，引发了晚年孙权的不满。尤其是他卷入了孙权两个儿子——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争储斗争：孙权听信谗言，有废黜太子孙和之意；陆逊则认为嫡庶有分，坚持保护并无过错的太子。这让孙权十分反感。
东吴赤乌七年（244年），孙权任命陆逊为东吴新一任丞相，但这只是孙权布置的假象。同年，孙权开始了对陆逊的“处理”：他先是以“亲附太子”为罪名将陆逊的亲族顾谭、顾承、姚信等人发配远方，将与陆逊屡有通信的太子太傅吾粲下狱处死，而后不断派使者前去责骂年迈的陆逊。陆逊因忧伤过度，于次年二月含恨而亡，终年六十三岁。
名家回眸
陈寿曰：逊虽身在外，乃心于国。
东吴由衰到亡
所谓唇亡齿寒，西蜀的灭亡，对东吴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如果不保持内部的安定团结，奋发图强，想长期偏安江左是很困难的。
实际上，东吴的统治，在孙权称帝以后，已逐渐走下坡路。
孙权统治东吴的时间最长。他是三国时期有作为的统治者之一。尤其是在前半生，他能团结重用一些有才能的人，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信任他们，发挥他们的才智，在赤壁之战中战胜了曹操，在荆州之争中消灭了关羽，在猇亭之战中打败了刘备，保住了江东，占据了荆州。
221年，孙权接受曹丕吴王封号后，派中大夫赵咨为使臣见曹丕致谢。曹丕问道：“孙权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赵咨回答说：“是一个聪明、仁智、雄略的君主。”曹丕说：“何以见得？”赵咨回答说：“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拔吕蒙于行阵，是其明；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据三州（荆州、扬州、交州）虎视天下，是其雄；屈身于陛下，是其略。”这个评价，并不算过誉。
229年孙权称帝后，对自己的文武官员开始不信任，越来越刚愎自用。
233年，割据辽东、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公孙渊向孙权上表称臣。孙权很高兴，立即实行大赦，并且派重要官员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率领近万人的军队，带着大批金宝珠货，乘船前往辽东，授予公孙渊燕王封号。
以丞相顾雍为首的满朝文武都认为公孙渊不可信，只派吏兵数百人，护送宿舒、孙综（公孙渊使节）回去就可以了。孙权拒不接受。东吴的元老张昭竭力规劝，反复辩论，孙权还是不听。孙权还认为张昭是在众人面前“折辱”他，要把张昭杀掉。张昭不满，便声称有病，不参加朝会。张弥、许晏到辽东之后，果然被公孙渊杀死。公孙渊还把他们的首级送往曹魏请赏。孙权为了挽回影响，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使张昭又出来参加朝会。
孙吴政权主要是在南北地主、士人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张昭、周瑜、鲁肃等人出身于北方，是孙策、孙权创业时的心腹。孙权也注意笼络江南地主、士人，吴郡的顾、陆、朱、张四大姓成了孙吴统治的重要基础，他们作郡吏的就数以千计。孙权称帝后，主要依靠南方土着，顾雍、陆逊是他们的代表。
孙权称帝后，无论是对北方南来的还是南方土着的文臣武将，都存有戒心。
对带兵守边的将领，要他们交出妻子做人质，如有叛逃，便杀戮人质，甚至灭及三族。
孙权称帝后，原来繁重的赋役状况也未减轻。顾雍、陆逊等都认为太重，建议减轻些。孙权不同意，并辩解说：“如果单守江东，现在的兵力是够了，赋役应该放宽些。不过坐守江东，未免陋小，所以仍须预先调兵，以便临时应用。百姓劳苦，我不是不知道，但事出不得已。”
在孙权的暴政面前，人们被迫举行起义。
在这种情况下，孙权只是下令各郡县修城郭，起谯楼，挖堑壕，以备“盗贼”，还是不肯减轻人民的负担。直到他病得要死时，才下了一道“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的命令。也许这时他真的感到有减轻人民负担的必要了。
孙权晚年，东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更加深化。
孙权先立长子孙登为太子，孙登早死，又立孙和为太子，封孙和弟孙霸为鲁王。孙权宠爱孙霸，孙霸想夺取太子地位，孙权怕酿成大乱，只好废掉太子孙和，并命令孙霸自杀，另立少子孙亮为太子。
252年，孙权病死。孙亮即位时才十岁，由孙权安排好的大将军诸葛恪和侍中孙峻辅政。
诸葛恪是陆逊死后东吴的主要将领，领兵驻扎在战略要地荆州，抵御曹魏。
他掌握朝政之后，撤掉监视文武官吏的校事官，免去百姓积欠政府的债务，除去关津的杂税。开始时，东吴人对他的印象很好。但是他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政上，和蜀汉的姜维差不多，诸葛恪目空一切，雄心勃勃，不切实际地想一举灭掉曹魏。在他执政的第二年，就动员了二十万军队，几乎是倾巢而出，大举进攻曹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