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一个善于采纳大家意见，明辨是非，择善而从的君主，还能举贤任能，量才适用。只要是有才干的人，不论出身贵贱，不论从前跟随的是何人，都为其所用。他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任人唯贤，不避远近亲疏。他手下的文武大臣，隋朝的旧臣有李纲、封伦；徐世积、秦叔宝、程咬金则来自瓦岗军，这就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供了组织保证。随后，唐太宗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制，为唐王朝的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为使中央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他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与此同时，行政机构也得到精简，贞观初年文武官员总共只有640员。精简了国家机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减轻了人民负担。
从谏如流的执政方针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太宗的名言。事实也正是如此，他能做到“以人为镜”，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不仅能听取反面意见，而且“恐人不谏，导之使谏”，主动鼓励臣下提不同的意见。为消除君臣之间的隔阂，减轻对方的畏惧心理，他在和大臣讨论问题时，总是和颜悦色。对于能够“坦言直谏”的人，还特别赏识，“以师友待之”。大臣李百药提出宫女众多，问题很严重，太宗立即下令释放三千宫女，任其自由嫁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准备将不满18岁的男子也征入军队，魏徵坚决反对，他认为，如将全国的中男（18至20岁的男子）都去充军，租调徭役将无人负担。另外，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不能只要数量不要质量。
唐太宗开始很不理解，但想一想魏徵言之有理，还是收回了成命。这样的事例在贞观年间，多得数不胜数。许多人犯颜直谏，不仅没事，反而受到奖赏和重用。在当时，不管身份职位高低都敢于针砭时弊。在这种活跃的气氛下，唐太宗避免了许多决策上的失误，加强了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正如唐太宗自己所说的：
“皇帝虽是美玉，还须来自良工巧匠——臣下的‘琢磨’。”
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说：“朕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唐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相当重视。他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魏徵和唐太宗的关系是贞观朝进谏和纳谏的典范。魏徵先事李密，后又事太子李建成。唐太宗不计恩怨，任命魏徵为谏议大夫。魏徵说：“帝王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也。”魏徵怀着“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太宗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冒犯“龙颜”，也在所不顾。而唐太宗认为，魏徵“每犯颜进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对于魏徵的谏议多予采纳。魏徵进谏，唐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唐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徵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经过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的和谐局面。魏徵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为魏徵亲笔撰写碑文。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能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而唐太宗纳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
而着称的汉高祖。唐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反而还常给予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徵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
为了集思广益，唐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参与讨论。唐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唐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叛事”制度。所谓“五花叛事”就是对于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各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因此出来的诏令，很少出现错误。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极大。
其他方面的卓越成就
贞观初年，突厥奴隶主贵族仍不断发动南侵，极大威胁了唐朝北疆的安定。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唐太宗主张采取积极防御的对外关系策略，他一方面采取克制态度，缓和矛盾；另一方面又积极训练士兵，准备坚决反击突厥。他亲自训练精锐，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贞观三年（629年），大将李靖等分道出击东突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平定东突厥之后，广设州府，安置降众，不仅消除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唐太宗还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使汉藏民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都是后话。但从此以后，唐北部边疆五十年太平无事。
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又先后平定了吐谷浑，统一了高昌，打击了西突厥，开拓了与西方往来的商路，增强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他提倡“胡越一家”，“我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和四夷，皆养活之”。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以武力抵抗外侵外，唐太宗很少先动干戈。修好四邻，团结少数民族，使大唐王朝声威远播，唐太宗本人也在少数民族人民中赢得了“天可汗”的美誉。
唐太宗虽然是凭借武功走上皇位的，但他格外重视思想教化，积极提倡儒学，大力兴办学校，组织人力编修史书。早期，他就组织了“文学馆”，网罗了十八学士在自己周围，作为“智囊团”。即位以后，唐太宗又设立了“弘文馆”
似管理学校、着书立说、培养选拔人才。唐太宗还亲自视察国子监和太学，增筑学舍，增加学员。贞观时期，科举制也有了新发展，各科目争奇斗艳。而进士科考试要试策论和经史，不仅提高了此科的地位，还有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上述措施，直接促进了封建文化的发展，使贞观时期成为唐代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
此外，他审立法令，反对严刑峻法，要求它有相对的稳定性，认为“法令数变，则吏得为奸”，会给贪官污吏以可乘之机。
唐太宗是封建社会最伟大和最开明的一位帝王，在其不算太长的帝王位置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唐王朝接下来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登上王位的20多年后，国势昌盛、经济繁荣，这就是历史上受人推崇的“贞观之治”。贞观初年，中原一带“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局面不见了，现在是“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商旅野次，无复盗贼”的升平气象。由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显着。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终因积劳成疾，刚刚51岁就驾崩了。
虽然他做了20多年皇帝，晚年也有不如人意之举，但纵观他的一生，他仍然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杰出、最伟大的封建君主，他的名字和“贞观之治”一起，被人们世代传颂。
名家回眸
法国着名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曾这样评价李世民：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他从少年时代起，亲眼看到了强盛无比的隋王朝被隋炀帝的暴政迅速推上灭亡之路的过程，他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他既亲身经历了打江山的残酷斗争，深知创业之难；又从隋炀帝身上，悟出守业更难的道理，这使他时刻保持着清醒。因此，在唐太宗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来自农民革命风暴对地主阶级的震撼力量，这种力量使他兢兢业业，居安思危，励精图治。
僧人玄奘的卓越贡献
佛教在唐代空前繁盛，这与历朝皇帝的扶植有关，唐武宗灭佛只是个例外。
官方的统治方略虽是以儒学为本，并把孔子作为儒学的祖先，但并不意味着对佛教存有敌意，相反，由于对佛教的教化功能及对民众思想的影响力很是赞赏，因而官方对佛教采取既扶植又限制的政策。即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佛教的发展，但是如果佛教过分繁荣对皇权构成威胁的话，则转而进行限制。
唐高祖在遇到灾祸时，曾向佛祖许愿求福，一次是隋末起兵前，一次是李世民九岁病重时。唐朝建立后，李渊曾设职管理僧尼。他看到“嗜欲无厌”等不良行为在一些僧道中流行，便决心整顿，于武德九年（626年）下《沙汰僧道诏》。此项举动并不是来禁止人们信奉佛教、道教，而是要把佛教、道教引到正轨上来。诏书斥责僧尼、道士中的不法之徒的种种触犯刑律的行为，强调在教徒中选优汰劣的意义，显示自己实际上是要“兴隆教法”，“情在护持”。由于政局突变，此诏最终未施行。
唐太宗李世民年少时身体不好，他父亲李渊就到寺院祈祷菩萨保佑，在世民病愈后造一尊石佛以示“还愿”。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载，太原起兵时，李渊曾在兴国寺门外以“兴国”两字大做文章，暗指菩萨保佑李家起兵得天下。
李世民继位后，虽然表面上仅尊重孔子、孟子、尧、舜，对于佛教并不是很在意，实际上，却对佛教表现了异常的热心。他假装托辞是为报“母恩”，在宫内建寺院，实际上是求佛大施恩惠于人民。
佛教在唐太宗继位后得到了扶植和利用。太宗即位不久，将通义宫送佛门为寺院，声言旨在报“母恩”，大行布施。他还几次诏令全国有寺的地方，应适当令人削发为尼，但又严格规定了人数。《诸州寺度僧诏》规定“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宜度五十人。”《度僧于天下诏》规定“总数以三千为限”。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令为隋末唐初之际在各战中阵亡者建立寺院，以此表明他树其福田，为阵亡者超度灵魂，显示他怜民恻隐之心，矜愍之意。
唐代，中外交往空前繁盛，玄奘法师就是在中国和印度等国的文化交流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佛学大师和着名旅行家，为世界文化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玄奘原名陈祎，出家后法名玄奘，隋开皇二十年（600年），出生在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市南）。他的曾祖父是北魏的上党太守陈钦，祖父陈康做过北齐的国子博士，父亲陈惠曾任隋朝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令。玄奘的父亲后来辞去官职回到老家，过着且耕且读的生活。陈惠精通儒学，又喜欢佛学，对孩子们的要求十分严格。
陈惠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就是陈祎。他从小就非常聪明，记忆力和理解力也特别强，在父亲的指点下，他八九岁时开始诵读经书，对佛学也产生了兴趣。
早在陈祎出家之前，他的二哥陈素就在东都洛阳净土寺做和尚，法名长捷。
见弟弟聪明早慧，陈素便把陈祎带到洛阳，经常领他到寺里听法师们讲经。整日受佛经的熏陶，陈祎产生了出家做和尚的念头。
陈祎十三岁那年，大理寺卿郑善果被炀帝派到洛阳，准备剃度二十七名和尚。陈祎知道后，立即跑去报名。没想到听到此消息赶去报名的已有好几百个人，其中不少人还是熟读佛经并深有研究的人。他因年纪小而未被录取。当时他很难过，经常在郑善果的衙门外走来走去。
一天，郑善果在衙门外看到了他，知道他是因没被录取而在衙门外徘徊张望，便问他：“为什么你年纪轻轻却一定要出家呢？”
他认真地回答：“我出家是想继承佛祖释迦牟尼的事业，从而让佛教教义发扬光大留传百世。”
郑善果十分欣赏陈祎的志向和才能，又见他能对问题对答如流，便破例录取了他，让他接受剃度，进入佛门。郑善果感慨地对同僚们说：“这孩子风骨难得，将来必能成为佛门高僧，可惜我年岁已大，看不到他成材的那一天了。”
陈祎出家以后，法名玄奘。
玄奘出家后，与哥哥陈素同在净土寺。那时寺中有位景法师讲《涅盘经》，他随众听讲，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又向严法师学《摄大乘论》，他听了一遍，大意尽通，认真学习，无所遗漏。众僧大为惊异，共同推举玄奘开座复讲。他当仁不让，讲解精粹，穷尽奥妙，大名也就从此传开了。当时玄奘才十三岁。
隋朝末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东都洛阳仍处在隋朝残余势力王世充的统治下，洛阳城破败不堪。玄奘就向他的哥哥建议到长安去。他们到了长安，住在庄严寺。可是，唐王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没有时间顾及佛事，以至于在长安的佛学高僧大多离开长安，游移到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的四川。于是，玄奘又和他的哥哥离开长安，经子午谷来到汉川，跟随篷空、和景二位法师学习了一个多月，然后一起前往成都。各方高僧也因蜀中安定相继聚集在此地。于是大开法筵，宣讲经论，使玄奘有机会从道基、宝逻二法师听讲《阿毗昙》、《摄大乘论》，从震法师听讲《发智论》。玄奘对诸部经书在两三年间就全部通晓，名声也传遍了蜀、关、荆、楚各地。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这时的玄奘正好在成都受佛教最高的受戒形式“具足戒”。由于他把蜀中所有的经论全都钻研了一遍，于是想出去远游求师以解答疑难。当时住在成都空慧寺的二哥不放他走，玄奘只好私下和商人结伴，沿三峡顺流而下。到荆州天皇寺后，给慕名而来的人们讲《阿毗昙》、《摄大乘论》。镇守荆州的汉阳王李元庆率领僚属们也慕名而来听他讲法。
讲完后，玄奘继续向北周游，访问众高僧。到桐州向休法师质疑；又到赵州向深法师学要典《成实论》。武德八年（625年）入长安大觉寺，从岳法师学小乘经要典《俱舍论》，都能读一遍而知其意旨所在。
这时的长安，佛事已经比较繁盛。玄奘经常在大觉寺听僧辩和法常两位佛家大师讲解佛经。在众多听讲的和尚中，玄奘学习和理解得最好，因而两位法师对他大加赞赏，称他为佛门的“千里驹”，玄奘在长安成名。
随着玄奘对佛学的研究越深入，产生的疑问就越多。他发现，国内翻译的佛经很不齐全，已有的译本也有很多前后不一致和令人百思不解的地方。为寻求佛法，取得真经，弄清佛经的真实含义，他决心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
武德九年（626年），印度那烂陀寺戒贤三藏的弟子明友法师来到长安传“瑜伽学”，长安的许多高僧都是他门下的徒弟。玄奘得此良机向他请教，十分钦佩明友法师佛学的高深，自此对瑜伽更加倾心，并决心西行到印度那烂陀寺，向戒贤三藏求学：一方面解开心中的疑惑，一方面取回《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
当时的唐王朝刚建立不久，北方及河西一带经常有突厥入侵的威胁，朝廷对出国西行的人控制得很严。玄奘约好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向朝廷上书申请出国去印度取经，结果没获批准。同伴们都退却了，而玄奘却一如既往地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