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皇武则天一生中接触过无数官员，也曾经为了改朝换代和巩固政权而屡屡任用小人和酷吏，但是她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人，往往是利用完后就毫不留情地兔死狗烹。而对于像狄仁杰、娄师德、魏元忠这种德才兼备、有经有权的能臣，武则天却能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并最终都能予以重用。
出于对狄仁杰的尊重，武则天常称呼他“国老”而不称其名，甚至当狄仁杰因重大问题而屡屡与她面折廷争时，武则天也总能“屈意从之”。狄仁杰常以年迈多病请求致仕，武则天始终不许。每当狄仁杰上殿，武则天总是免其跪拜，说：“每见公拜，朕亦身痛。”（《资治通鉴》卷二○六）并且特许狄仁杰不用入朝值宿，还叮嘱百官说：“除非军国大事，否则一般政务都不要去麻烦狄公。”
种种殊荣，在武周一朝的文武百官中可谓绝无仅有。
久视元年（700年）深秋，狄仁杰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
惊闻狄仁杰去世的噩耗时，武则天忍不住潸然泪下，悲泣不止，过了好长时间才喃喃地说：“朝堂空了，朝堂空了……”从此每当朝廷遇到大事，而百官又商议许久不能定夺时，武则天就会不由自主地仰天长叹：“老天为何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国老啊！”
狄仁杰虽然走了，来不及亲眼看见李唐的光复，但他却引荐了一大批人才进入朝廷，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名臣。比如玄宗一朝的名相姚崇（初名姚元崇），以及数年后发动政变光复李唐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都是狄仁杰大力引荐的。有人曾经对狄仁杰感叹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的回答是：“荐贤为国，非为私也。”（《资治通鉴》卷二。六）作为日后光复李唐的首席功臣，老臣张柬之的起用倒是费了一番周折。武则天经常让狄仁杰荐贤举能，有一天对他说：“朕非常想提拔一位奇才，国老有这样的人选吗？”
狄仁杰说：“不知道陛下用他做什么？”
武则天答：“欲用为将相。”
狄仁杰说：“以臣看来，陛下若只是想得到文人学士，则如今的宰相苏味道、李峤等人都是合格人选。臣斗胆估计，陛下是嫌这些文臣庸碌无为，所以想另择人才，以经纬天下，不知是否？”
武则天笑了：“国老深知朕心。”
狄仁杰向武皇郑重地一揖，说：“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长久怀才不遇，若用此人，必能尽节于国家！”
武则天微微颔首，随后便把张柬之擢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她又让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说：“臣上次推荐的张柬之，陛下尚未起用。”武则天说：“早就擢升了。”狄仁杰不以为然地说：“臣推荐的是宰相，不是司马。”武则天略显难堪地笑了笑，不久就把张柬之擢为秋官（刑部）侍郎，最后果然拜为宰相。
如果不是狄仁杰的坚持举荐，籍籍无名的张柬之绝不可能在年逾八旬的时候入阁拜相，更不可能在八十多岁高龄发动神龙政变，匡复李唐社稷。
事后来看，狄仁杰当初所说的“若用此人，必能尽节于国家”果然得到了应验。仅此一点，足以证明狄仁杰确实具有高度的识人之智，更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然而，当须发苍苍的张柬之在几年后的某一天突然率领士兵出现到武则天面前的时候，武则天一定会为自己当初听信狄仁杰之言提拔了这样一位“奇才”而痛悔不已，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狄仁杰去世的一个月后，亦即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十月，武则天下诏宣布：废除实行了十一年的周历，恢复李唐王朝使用的夏历。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表明女皇已经着手准备回归李唐了。
名家回眸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狄仁杰的评价很有意思，他认为，“狄仁杰不是我们熟悉的正襟危坐的青天大人包公、施公的形象，也不是鬼鬼祟祟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的样子，他是二者的奇妙结合：幽默开朗，时有妙语；智慧机敏却不矫饰；清廉刚正却不拘泥古板；喜欢女人却不失度；文武双全。紧要关头还能挺剑格斗几个回合……狄仁杰不摆出一副怨天尤人、唯我独醒的屈原做派，也没有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海瑞架势”。
空前绝后的女皇时代落下了帷幕
705年阴历正月，女皇武则天宣布改元神龙，同时采纳宰相崔玄和司刑少卿桓彦范的建言，宣布将文明元年（684年）以来所有在押或流放的政治犯，除扬州叛乱与诸王叛乱的魁首之外，其他人全部赦免。
文明元年（684年）是武则天废黜中宗、软禁睿宗、正式临朝称制的那一年，也是武则天全面掌控帝国的开始，所以这道大赦令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它意味着风烛残年的女皇武则天已经决意采取宽恕与和解的政治姿态，了结过去的恩怨纠葛，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与平稳过渡。
但是，八十一岁的女皇武则天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场旨在推翻武周政权、匡复李唐社稷的政变行动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中了。
政变的策划者就是八旬宰相张柬之。
张柬之是个典型的大器晚成的人物。他是襄阳（今湖北襄阳市）人，生于武德末期，少时就读太学，涉猎经史，稍长进士及第，授青城县丞。按理说，这种人生起点不能算低，如果正常升迁的话，他这辈子无论如何也跟“大器晚成”这四个字沾不上边。可老天爷偏偏和他过不去，让他在这个小小的县丞职位上一待就待了四十多年，直到永昌元年（689年），武则天开制举广纳人才，张柬之才以六十多岁高龄参加贤良科的会试，终于从一千多名年轻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被擢为监察御史。此后，张柬之又在朝廷奋斗了将近十年，才慢慢升到凤阁舍人的职位。
圣历年间，武皇受到东突厥默啜可汗要挟，不得不让亲王武延秀迎娶可汗之女，张柬之认为有辱国体，上疏反对，从而忤旨，被贬到外地担任刺史，后又转任荆州都督府长史。此时的张柬之已经七十多岁，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到头了，没想到在狄仁杰的大力举荐之下，他的人生再次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长安初年，张柬之重新回朝，历任洛州司马、司刑少卿、秋官（刑部）侍郎。
张柬之二度入朝的时候，狄仁杰已经去世，如果没有其他贵人的帮助，武则天不见得一定会提拔他为宰相。他的第二个贵人就是姚崇。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十月，武则天命宰相姚崇出任灵武道安抚大使，同时让他举荐朝臣为相，姚崇说：“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但其人已老，陛下应该尽快擢用他。”就这样，在两位能臣良相的先后举荐之下，武则天终于让张柬之入阁为相。
这一年，张柬之已经年届八旬。
八十载的沧桑岁月彻底染白了老人的须发，但却不曾湮灭他的匡复李唐之志。
正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张柬之计划的第一步，是确立政变的核心力量。刚一拜相，张柬之便在拥李派大臣中迅速物色了四个人，作为此次政变的领导小组成员。他们是：宰相兼太子右庶子崔玄、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
之所以会选择这四个人，原因如下：
一、此次政变的主要目标就是匡复李唐社稷，因而太子李显自然成为此次行动最重要的一面旗帜。但是他身份特殊，不便亲自参与策划，所以才由身为宰相兼东宫属官的崔玄出面，其身份相当于太子派出的代表。
二、敬晖、桓彦范与张柬之不仅曾有过同僚之谊，相互之间知根知底，而且都是狄仁杰举荐入朝的，大家同出狄公门下，意气相投，立场一致。
三、袁恕己的情况与崔玄类似，也是因为相王李旦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就由他作为相王的代表参与到领导小组中来。
计划的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掌握禁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时的禁军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北衙禁军，驻守皇宫的北正门玄武门，负责保卫皇帝和皇宫的安全。（七十九年前秦王李世民发动的那场政变，也是因为直接掌握了玄武门的禁军，才保证了政变的成功，虽然当年是在长安的玄武门，这里是东都洛阳的玄武门，但二者同属北衙禁军的驻地，因而其地位与作用一般无二。在日后的唐朝历史上，玄武门还将数度喋血，所以有学者认为，在初唐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场玄武门之变，而是有“四次”玄武门之变，神龙政变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北衙禁军，还有一支南衙禁军，驻守宫城以南的皇城。皇城是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所以南衙禁军的职责就是保卫宰相和文武百官的安全，同时也负有保卫京师之责。
北衙禁军的最高统帅是左右羽林卫大将军，当时的右羽林卫大将军是李多祚。他是靺鞨人，曾追随名将裴行俭出征西域，在高宗时代便已崭露头角，所以一直感念高宗的知遇之恩。张柬之首先找到他，开门见山说：“将军今日的富贵，是谁给的？”李多祚感怀泪下，说：“大帝（高宗李治）。”张柬之当即亮出底牌：“今大帝之子为二竖（二张）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李多祚收起眼泪，指天盟誓：“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不敢顾身及妻子。”
成功策反李多祚后，张柬之旋即用最快的速度将一批心腹安插进了北衙禁军，分任左、右羽林将军，他们是敬晖、桓彦范、右散骑常侍李湛（李义府之子）、荆州长史杨元琰。杨元琰是张柬之的继任者，也是他的好友。当年二人在荆州办理职务交接时，曾相约于长江上泛舟，杨元琰当时便慨然吐露了匡复李唐之志。所以，此次张柬之将其调任右羽林将军时，特地叮嘱他说：“杨君还记得在长江上说过的话吗？今天给你的职位，不是随便给的！”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张柬之就一连作出了这么多重大的人事任命，自然引起了二张的疑惧。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张柬之就把他们的党羽毽安王武攸宜任命为左羽林卫大将军，从而稳住了二张。张柬之之所以敢把北衙禁军的一半指挥权交给武攸宜，正是因为他事先已经在左、右羽林军中安插了多名中层将领，因此他完全有把握将武攸宜架空，让他变成光杆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