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初开始，全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持续萧条之中。人们渐渐发现，这是一场比20世纪的大萧条更严重的萧条。就象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人以为那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战，因此称之为“GreatWar，大战”，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分别称之为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21世纪的萧条确定后，历史学家就将它称为第二次大萧条；又因为它的起因，最终确认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凯恩斯主义的恶果，因此历史学家又称之为“凯恩斯萧条”。不过，这个称呼对于约翰。凯恩斯来说，似乎不太公平；因为凯恩斯本人虽然提供了凯恩斯主义的所有理论，但是他本人却反对滥印钞票，凯恩斯本人不是凯恩斯主义者，这是历史学家考证出来的有趣的结论。在凯恩斯萧条确定后，第一次大萧条的原因也被进一步确认，是当时的金本位所导致，因此历史学家又将第一次大萧条，称为“金本位萧条”。简单说，第一次萧条是钞票太少的萧条，第二次是钞票太多的萧条。
第二次大萧条出现的初期，各国的金融领袖，当时称为“央行主席”；在美国就是“美联储主席及理事会”，他们以为萧条的信号，只是投资者对价格的信心不足而已；他们将这种似乎是偶然性的信心不足导致的市场下跌，起了一个漫不经心的名字，叫“金融危机”。一些作者干脆称之为“金融风暴”，意指它只是金融领域价格涨跌的一场感冒，就象暴风一样，刮过后，一切如常。为此，这些凯恩斯主义者还发明了许多古怪的理论，诸如蝴蝶理论，说的是不知那里的蝴蝶扇动翅膀，说不定就会导致一场不能控制的灾难；因为不知灾难的源头，又会事事不顺心，称之为黑天鹅效应。这些几乎是宗教迷信式的“理论”，在21世纪的凯恩斯主义的雄辩中，居然成了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理据，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声称，因此要控制市场——其实不是不停地印钞票推高杠杆！
在22世纪变得声名狼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其实是由瑞典银行办的，宣传凯恩斯主义的政治论坛，它的获奖者，用他们的数学模型，证明着印钞票的好处，证明着市场总是不理性的，证明任何萧条都是钞票印少了的缘故，证明着政府不印钞票就是坐视市场的不理性，论证着政府不乱花钱不是不道德；最后，21世纪初的几任美联储主席，象伯纳克，耶伦，声称“凯恩斯主义可以避免萧条，由此形成的贫富差距，由慈善去解决”。这些在21世纪被看成是先知的金融领袖，在一百年后被经济史家广泛地指责，22世纪的人们难以理解，这些人的声明，是赤裸裸的金融特权不可触动的意思，为什么21世纪的先人，反而会把他们看成是公益心呢？这种迷惑，就象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20世纪的人们，会迷恋错漏百出的马克思主义，也就不明白21世纪的人们，为什么会认为印钞票反周期的凯恩斯主义，真的能够避免大萧条。具体的原因，一直是社会学家争论的话题，但是21世纪的金融行业，占尽了凯恩斯主义带来的廉价资本的便宜，民众对于凯恩斯主义“反周期”和政府大赤字的“高福利”仍有幻想，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次大萧条开始的时侯，主要大国的政治家和金融家，都学着美联储的方式，用凯恩斯主义钞票提供的廉价资本“反周期操作”，意思就是不让市场作结构性调整。特别是美国的金融家，他们实在看不出，美元的宽松，至少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不好。而且奇怪的是，无论美联储怎么宽松，似乎美元的购买力都不会下降，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总是很低。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这意味着美元可以进一步增加钞票，从而简直是无中生有地为美国人民创造福利，弥补美国公共的赤字。但是其他国家的同样政策，就总是结出了通货膨胀的恶果，先是印度，南美，然后是日本，再是中国，然后是欧洲，所有美国以外的国家，他们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全部不能实现反周期，反而一一陷入了持续的低迷和滞胀，反反复复，直到一批批国家隐入了****，最终放弃了对美国的出口，情况才有转机。而当越来越少的国家对美国出口，越来越多的国家停止对美国出口时，美国的好日子也结束了，美国加入了凶猛衰退的大萧条。
到这时侯，经济学家开始发现，问题出在对美国的出口上，各国实际上是背走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将美国的萧条和滞胀背回自已的国内。但是，这种做法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了，也的确带动了全世界的经济繁荣，远远超过了两次大战以前的增长水平。有些历史学家将它的原因归因于美国的带动，因此又称之为美国景气；凯恩斯主义者就象它称为“凯恩斯景气”。在20世纪深受其惠，但在21世纪深受其害的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学家，熊皮德和高田是清的解释，最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两人也因此被授予米塞斯经济学奖。自此以后，米塞斯经济学奖，也代替了诺贝尔奖，成为22世纪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熊皮德和高田是清认为，20世纪后期的经济增长，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而是因为美国因为更纯净的市经济，到二次大战为止，技术和经济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甚至比欧洲也要领先两三代，更遑论其时的欧洲和日本等国，被战争大为摧残。
因此美国为恢复各亲美国家的经济而提供匠马歇尔计划，实际性质是帮助这些国家，接收美国相对落后的夕阳产业的转移，用它们更低廉的人力成本，为美国提供更便宜的替代产品，而美国本身就得以腾出资源，实现产业升级。正是这一过程，带动了欧洲的恢复，日本的昭和景气，和中国自以为是的经济奇迹。凯恩斯主义的大萧条，甚至同时就已经发生了，导致了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本身的滞胀，甚至导致了英镑的消失；仅仅因为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反凯恩斯主义的改革，才缓和了凯恩斯主义的萧条，冷战的结束，让全世界得以腾出本来用于冷战的资源，抵销了凯恩斯主义的部分泡沫，凯恩斯主义大萧条才得以推后。美国同时也得以带动了，事后看来是言过其实的“互联网革命”“手机革命”，这些革命虽然新奇，但是对于提高经济效益，节约短缺资源来说，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
从美国的纳斯达克到中国的创业板，总之所谓高科技，只不过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泛滥，你方炒罢我登场的此起彼伏，从IBM到英特，从英特到微软，从微软到西斯科，从西斯科到谷哥，从谷哥到苹果，从苹果到面書，从面书到阿里巴巴……，从来没有一家公司能持续十年前程远大，也没有一家公司最终征明，值得上他曾经声称的市值。事实证明，只不过是凯恩斯主义炒作的货币现象。当美国在二战前，积累了超出至少一代的产业优势时，日本和中国等国国家，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出口导向，带动自已的经济，因应产业升级而增长；那么，当美国的产业优势已经削弱，中国日本和欧洲，不能再用同样的方式升级，美国的新产业只是制造玩具时，中国和日本等国家，还如何再通过旧的方式，带动经济增长呢？当中国和日本等国不再接受美元作储备时，美元导致的通货膨胀，同样令到美国的产业空心，化为自顾不暇的大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