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被高估的，特别是被中国高估的民族和国家。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最为得意的时侯，它们的目的也只不过是建立一个与英法殖民帝国抗衡，能够画地自守的“大东洋共荣圈”。在日本看似咄咄逼人的战术进攻的背后，总是寻求上风求和，退而守成的保守战略。对于象美国或此前的英国，实力明显超出日本的国家，很容易很出日本帝国的色厉内荏；而对于综合国力逊色于日本的中华民国，就很容易被日本的虚张声势吓倒。
更何况，日本想称霸东亚，中国则一向视东亚霸权非已莫属；日本就算偶然有少数人，喊出“亚欧以乌拉尔山为界”，中国则一贯梦想着重温“秦灭六国，并吞地球”的美梦。中国之高估日本，很大程度是由于中国春秋历史以降，对于“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的迷信，也因为日本确实有抵御中华帝国的实力；特别是在中华帝国不想上进的腐朽岁月，日本甚至能反过来占占上风。但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是，日本整个国家、民族和文化，从来不具备世界级的影响。
日本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当日本人看似擅长于模仿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表面上的“先进制度”时，同时也是强化着它的传统文化制度的落后一面，——因为技术似乎弥补了日本的差距，日本就更不必从根本的文化政治制度下改革了。这是日本天皇“万世一统”能够成为日本政治象征的根本原因。日本天皇在日本，起到了道德角度上的慈善总监的作用，作为对日本庞大的政府势力的平衡。日本政府的势力，相当于过去的将军和藩主，其平衡者不是日本民主的国会，而是天皇，这是日本的特色。
因此日本即便在表面上学习英国的君主立宪，等于什么也没有学；因为日本天皇本来就不是直接管事的。日本即便学了美国表面上的民主，它的民主也对于平衡日本政府的势力，几乎完全没有帮助。日本的选举基本上是假的。日本国民本身对于选举并不算太热衷，日本的议会权力也很有限，明显逊色于英美的国会。日本首相的权力配置模仿的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强元首模式，但是日本政府庞大的势力，在日本社会中却是次要的；和平时受制于各路财阀（相当于过去的藩主），战争时受制于天皇。
因此日本“小政府”的表象也是假象，那个小政府，只不过是真正的“日本政府”的发言代表。真正的日本政府是相当于过去的藩主的各路财阀，日本的选举也在实际上，基本上操纵在各路藩主的手上。这是日本政党总能长期当选的原因。日本的政治模式是寡头制，而不是表面上的民主制。真正的日本政府的基层，是表面上是居民自治体系，实际上是由操纵着地方经济特许和地方政治的精英，相当于中国过去的“乡绅”。这些寡头在经济状况好时表现为社会楷模，情况不好时就被称为暴力团。
日本基层的寡头精英，与各路财阀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千丝万缕，而且本身就是各路财阀的组成。各路财阀就是地方精英的集合。因此日本是一个等级严密的金字塔状的社会，真正的日本政府及其消耗的社会资源，由各级地方寡头的精英算起，经过财阀，再到表面上的日本政府。所以以日本“小政府”是一个假象。日本各级寡头精英本应自食其力，但是它们对日本经济的抑制虽大，经济情况却不算太好。结果是日本民间的消费能力并不高，日本的经济不得不采用出口导向，对货币通胀的依赖很深。
为了补贴这些寡头的日常亏损，真实目的是维持日本等级社会的现状稳定，日本政府（即寡头政治的代言人）不得不经财阀及其旗舰的银行，向这些经济情况不好的基层提供无限制的贷款，而谓之“凯恩斯主义”，其性质类似于中国补贴国企和地方政府债务。事实上日本本身的政府债务，就与中国相比，不遑多让。因此日本在承受着日元的持续贬值的同时，民间内需就一直处于萎缩之中。穷困的日本平民，不得不寄托于寡头精英的善心，这些善心又通过天皇的表率号召而宏扬。由此构成微妙的平衡。
日本社会体制的形成和维系，与其处于地震、台风、火山爆发的活跃地带的生活环境，有着相当大的关系。日本从基层开始，寄权于精英寡头，很接近于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客观上围绕着这些贵族及其集权所得的财富和资源，形成了近乎永久灾难准备的救世军。一旦灾难来临，日本基层就在这些贵族救世军的组织下马上行动，并由这些救世军负责灾后的救济和平时的防灾。这套体制事实上要比苏联和中华毛帝国时的社会主义体制更有效，反应则比美国民主制度下的社会更迅速，预备状态更持久。
以上是日本从历史到今天的社会制度文化的现状，由此可以推断出它在未来22世纪中的发展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