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也是由于二者发现的国际文化背景相同，文献最初流散的命运归宿相似。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发现的国际文化背景就是一直持续至20世纪20年代、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相联系的中亚考古探险和文化扩张活动。黑水城文献1908年首先由俄国人科兹洛夫发现，1909年继而又将所获大塔文献亦即黑水城文献的主体全部劫归俄国，最后入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今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俄国国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1914年5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从黑水城所获文书后来入藏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也属于同样性质。敦煌文书虽然是1900年首先由中国人王圆箓发现，但其后来的命运由于外国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等的巧取豪夺，其主体和精华相继落入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收藏机构和研究机构，只剩劫后残余入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这种相同的背景和归宿，影响所及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不同的探险家将不同批次、不同地点探险所获不同的文献文物带回了探险家同一国籍的所在国，俄国科兹洛夫所获黑水城文献和鄂登堡等人所获敦煌文书最后入藏于同一机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就属于这种情况；二是同一探险家将同一批次不同地点探险所获不同的文献文物带回了同一收藏机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在吐鲁番、敦煌、黑水城等地所获文书文物最后都入藏于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就属于这种情况。以上两种情况又造成了两种结果，前一种情况即科兹洛夫所获黑水城文献和鄂登堡等人所获敦煌文书最后入藏于同一机构，无疑是《俄藏敦煌文献》混入了部分黑水城文献，造成了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混淆的一个基本原因；后一种情况即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活动的连续性以及将吐鲁番、敦煌、黑水城等地所获文书文物集中一处，实际上就迫使敦煌学学者在研究探险活动和探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来龙去脉、原始信息时必须要部分地涉及、了解、研究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文献文物，这也就是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沙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以及其他一些敦煌学学者需要涉猎黑水城文献的一个基本原因。
二
前面主要是谈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的共同点和联结点，现在则想谈谈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或曰黑城学与敦煌学的区别点。不过，在探讨黑城学与敦煌学的区别点之前，需要首先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加以简单说明。
我们知道，学术界长期以来习惯以西夏学代称围绕黑水城文献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西夏学几乎成为黑水城文献研究的代名词。我们认为这一习惯认识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所谓“西夏学”，根据目前学者们通行的用法，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围绕西夏文文献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二是指围绕西夏王朝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按照第一种含义，“西夏学”是围绕西夏文而形成、研究对象为单一文种的学问，凡是使用西夏文的文献和以西夏文文献为研究对象以及与此相关的论题，均应属于西夏学的范畴。按照第二种含义，“西夏学”是围绕西夏王朝一代、研究对象为西夏单一王朝而文字不限于西夏文的学问，因为西夏王朝使用的文字还包括汉文、藏文以及其他文字等多种文字，凡是以西夏王朝为研究对象包括以西夏王朝各种文字文献为对象以及与此相关的论题，均应属于西夏学的范畴。要而言之，如果一分为二，西夏学或是指围绕西夏文文献研究而形成的单一文种的专门学问，或是指围绕西夏王朝研究而形成的单一王朝的专门学问；如果合二而一，西夏学则是指围绕西夏文和西夏王朝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无论如何，“西夏学”与“西夏文”和“西夏王朝”紧密相连，不可割裂。但是实际上黑水城文献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大量西夏文和西夏王朝的文献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西夏文和非西夏王朝文献，仅《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部分就包括有宋、金、元（包括北元）文献，并有少量的唐代、五代、辽代和伪齐文书，黑水城所出汉文文献的朝代构成有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因此，“西夏学”含义本身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就难免与黑水城文献的客观实际冲突：“西夏学”一语所体现的单一文字含义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所包括的多语种的文字构成；“西夏学”一语所体现的单一王朝含义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所包括的多王朝的朝代构成；“西夏学”一语所体现的清一色西夏文和西夏王朝文献的含义均不符合黑水城文献非西夏文、非西夏王朝文献占有相当比例的事实。正是鉴于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西夏学”不等于黑水城文献学，因此我们主张围绕黑水城文献研究而兴起的专门学问不宜用“西夏学”来指称或代称，而应仿效敦煌学，定名为“黑水城文献学”，或简称为“黑城学”。“黑水城文献学”或曰“黑城学”，是准确反映黑水城文献学术研究性质、完全涵盖黑水城文献文字种类时代构成而又名实相副的最佳学科名称。
当然，我们不主张以“西夏学”来指称或代称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学科，但并不反对使用“西夏学”一语，而应明确“黑城学”与“西夏学”各自所对应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围：“黑城学”所对应的研究对象应是所有黑水城出土的文献材料（包括唐、五代、辽、宋、夏、金、伪齐、元、北元等所有文字所有文献），所有围绕黑水城文献研究涉及的论题均应属于这一学科范围；“西夏学”所对应的研究对象应是所有西夏文文献以及所有与西夏王朝有关的材料，所有围绕西夏文、西夏王朝涉及的论题均应属于这一学科范围。因为黑水城文献既以西夏文、西夏王朝文献为大宗，又有相当比例的非西夏文、非西夏王朝文献，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黑城学”与“西夏学”既存在大量的交叉渗透，也存在不少方面的壁垒分明。总之，“黑城学”与“西夏学”既有相互联系、交叉渗透的一面，也有相互区别、壁垒分明的一面，二者既不是包含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复杂交叉的并列关系，必须视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
明确了“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黑城学与敦煌学的区别问题。关于二者的区别，我们认为应该主要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黑城学与敦煌学虽然学缘最近，研究范围有交叉，文献材料的朝代构成有衔接，但二者的研究对象毕竟分属不同的领域，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专门学问。在中国近代新发现五大考古材料中，就文献的文字种类和时代构成而言，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确有相似的一面，即都是一种文字为主而包括多种文字，以一朝为主而兼跨数朝，但二者表面的相似却无法掩盖巨大的实质性区别，敦煌文书是以汉文为主而包括其他多种文字，时代构成是以唐代文献为主而包括其他诸朝文献。黑水城文献则是以西夏文为主而包括其他多种文字；时代构成是以西夏文献为主而包括其他诸朝文献。这说明黑城学的最大特点是西夏文为主包括汉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研究的朝代涉及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而以宋、西夏、金、元（包括北元）为主。敦煌学是以汉文为主包括其他非汉文的民族文字，研究的朝代以唐朝为主而包括十六国南北朝隋五代直至北宋。二者研究的文字、朝代虽有交叉衔接，但各自的研究对象领域分明、区别明显。尤其是黑水城文献的主体是西夏文，而西夏文又是已经消失的死文字，并且历史上西夏王朝的文献极其稀缺，这一切都构成了黑城学诱人的学术魅力，也恰好体现了它不同于以汉文为主要记载形式并且是活文字的敦煌学（也包括甲骨学、简牍学）的最大学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