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排宿舍住着十二个人，中寺前院大门两旁的房屋住着六七个工人，夜晚宿舍窗户亮着昏黄的灯光，人们不是闲谈就是看书，或是给亲人或是朋友写信，写信是一种苦涩的慰藉，我常常在想，古人说流刑三千里大概是很远的流刑了，以后看了点关于敦煌的书，才知道古代的敦煌的确是流放刑徒之地，是刑徒的血汗开垦了敦煌这一片沃土。我们虽不是刑徒，不是流放到敦煌的，但我们和刑徒也差不了多少，这里没有市镇，没有人群，没有音乐，没有电影和戏剧，更没有亲人。我到莫高窟不久，段文杰告诉我，我住的房子，几个月以前住的是钟贻秋先生，去年除夕之夜，钟先生一个人在宿舍里哭泣，墙上贴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画了一个大问号，钟也是年轻人，不知在莫高窟出路何在，彷徨、苦闷不能自已。我虽然没有钟先生那样的精神状态，对于在莫高窟的处境也不由得感到苦闷，这里远离家乡、亲人、朋友，孤零零在几千里的塞外荒漠中奋斗，出路何在？这里的没有月亮的夜晚特别的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宿舍院里只有十几个人，院里悄无声息，夜晚大家都在个人的小房子里，大家都没有手表，觉得疲倦了就上炕睡觉，清晨只有听到公鸡打鸣知道天快亮了，当后院一只公鸡开始啼叫，众鸡随即参与清晨大合唱，打破黎明的寂静。初到莫高窟的夜晚和清晨，常听到石窟方面传来清脆的叮咚之声，我以为是和尚们在做晚课和早课，敲打什么乐器，但为什么整夜不息呢？后来听范文藻说，是大佛殿的风铃在风中摇摆作响，在万籁俱寂的静夜，单调的叮咚之声更显得环境的寂静。
五、度过寒冬
刚到敦煌不久，常先生就到兰州去接李承仙并在那里和她结婚，他们回莫高窟已经是1947年的10月下旬了，天气也渐渐冷起来了，他们家里有一个烧柴的火炉，每当周末的夜晚常先生叫我们几个年轻人去他家里玩，他们把炉子生着，大家围坐在炉边，有说有笑，当时常沙娜才十五六岁，我们没有到敦煌的时候，常沙娜找不到女伴，孤孤单单的，我们一下来了三个女的，她很快就和黄文馥要好了，我们到她们家玩，她总是挨坐在黄文馥的身旁，在这寒冷之夜，在家里围炉闲话使人更加感到温暖与温馨，有时我们也唱唱歌，在这荒漠深处的寒夜，这样的小聚会的确温暖了我们的心，缓解了我们感到孤独的压力，常先生和李承仙还经常忙着为我们做点小吃，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炉子上烙一种很薄的软饼，面糊中加鸡蛋再加一点糖，一边烙一边就分给大家吃，又热烙又香甜，很有意思。一周两周的聚会使我们倍感亲切，到1948年冬天，常先生去上海、南京开敦煌艺术展览，李承仙又刚生了小女儿沙妮，这种温馨的夜晚就没有了，但留给我长期美好的记忆。
从四川到敦煌，我带上在家里所有的御寒衣物，也就是一件粗呢大衣、几身布料衣服、一件毛衣、一件背心，没有棉衣棉裤和棉鞋，同事们都说你这样是过不了冬天的，后来只得借钱请常先生从兰州买了一件皮衣，因为钱太少，皮衣的毛很浅，而且毛非常稀，我只得靠它来过冬了，又买了一双毡靴，穿起来走路很不方便，但非常暖和，但问题是足上的袜子两天就被毡靴磨破，范华说毡靴里面要穿毛袜，我说哪里去找毛袜，他说买是没有地方买，你向上寺徐喇嘛要一点羊毛，你把羊毛洗干净，再找人把羊毛捻成毛线，我一一照办，反正四处求人，自己又用筷子削成织毛衣的签子，再请黄文馥欧阳琳老师教我织袜子，从此每天晚上就专心学织袜子，到了关键地方如袜子的后跟和收头的地方再请她们帮忙，没有多少天总算勉强织成了几双白色的羊毛袜子，穿在足上真是暖和，就这样混了几年。
莫高窟的冬天的确是够冷的，我们考古组（实际上当时都是一些从事美术的工作人员）就在饭厅的一头比较宽一些的地方支了一个烧柴的火炉，这里就成了我们冬天临时的工作和休息的地方。白天很冷但还得上洞子起稿，到中午吃饭时回来一双手冻得发青，火炉里还有一点余温，欧阳琳冻得把手都伸到炉子里面去了。所里没有经费买柴，我们烧的全是几个工人每天赶着毛驴到几十里外的沙山、戈壁和大泉等地打的柴。沙漠、戈壁虽然干燥，但是打回来的梭梭、沙拐枣、麻黄根以及红柳，都是湿的，放进炉里烧的时候还听到吱吱地响，树枝的后面还在滴水。听他们说，“冻死人的梭梭，救命的红柳”，意思是说红柳虽然很湿，但是比较好烧，梭梭都是根茎，而且比较粗，不太容易着火，但是梭梭烧着以后的炭火可以维持较长的时间，是一种很好的烧柴。可是工人每天下午打柴赶着毛驴回来的时候，身上穿着老羊皮，鼻子和嘴出着热气，眉毛胡子上都是白霜，毛驴的嘴角上还挂着冰凌，烧柴取暖是很艰难的。因为没有经费，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辛苦他们天天打柴，度过寒冬。
我们职工冬天的晚上除了在办公室烤火别无去处，晚上只能在办公室取暖，各人把宿舍的煤油灯端到办公室，在这里看书、写信和闲谈度过漫漫长夜。非到瞌睡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才勉强回到宿舍，因为宿舍没有火炉，又没有烧炕，数九寒天宿舍里寒气逼人，进了宿舍就赶快钻进被子，被子下面用一根绳子扎起来，以免透进凉气，房子里空气很冷，头也捂进被子，究竟当时年轻，那么冷的天气，但仍然睡得很香。早晨起来头伸出被子发现被头上也结了霜，那是自己呼出的热气被冻结了。这种天气，房子里的脸盆、水壶、杯子，凡是有水没有倒干净的都结了冰，而且冻得非常结实，没有办法只有拿到厨房去烤烤才能倒出来，冬天满院子地上都是倒出的冰疙瘩。
1948年的冬天是我到敦煌后度过的第二个冬天，段文杰和我的宿舍是两隔壁，我们商量着学烧炕取暖，我们学着辛普德他们，到牲口圈外面的粪堆上揽一些粪渣子和草渣子，和一些干树叶塞到炕洞里，再把它点着，到我们睡觉时，炕上非常暖和甚至有点发烫，只是满炕被子衣服都是炕烟味，不太好闻。给所里放羊的一位蒙古族妇女的小儿子给我们说，你们不会烧炕，我没有事，我每天下午给你们烧吧，实际他也不会烧，因为他还是一个小孩，他烧的炕时冷时热，有时炕烧得太热，人在炕上好像在烙饼一样，翻来翻去非常难受。老段和我不能接受烧炕带来的不习惯之处，终于停止烧炕，宁肯忍受寒冷。过了正月十五也就是阳历的二月中下旬吧，虽然天气还相当的冷，但是总务上还是把炉子拆了，没有办法，忍耐着过吧。好在冬天不能赖着不走，春天总是会来的。
六、养羊养牛改善生活
1946年学校毕业以后，我在重庆一家营造厂（现在叫建筑公司或工程公司）任技术员，公司有点背景，主要经营外贸，建筑工程实际是兼营，除了经理之外，有一个老工程师，但什么也不干，下面就我一个技术员，又要搞测绘，又要设计绘图，还得跑施工现场，里里外外什么都干，十分忙碌。但是公司待遇不错，特别是吃饭不花钱，公司管饭，而且伙食非常丰盛，这样的生活我过了四个多月。1947年9月我到了敦煌，生活的骤然变化，下降得不能相比，真是天上和地下。一时难以适应，没有办法只得如此，要么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1947年的几个月生活还算可以，到了第二年（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货币大幅贬值，生活越发困难了，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总务上的先生劝我们买一头母牛，经过商量，我和段文杰合伙买了一头母牛，这是一头黄色的牛，但个头很小，又很瘦弱，看起来很可怜，不过据说已经怀了小牛。过了几个月小母牛真的下了小牛，还是一头母牛，听人们说母牛下母牛三年五条牛，下了小牛我们不但可以和小牛分享牛奶，将来还可以增值，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但是我们的母牛因为没有适当的饲料，依然瘦得皮包骨头，它的奶水还不够小牛喝的，到了1948年的秋天，我们干脆把牛卖了，卖牛的钱交给常先生带到上海帮我买点衣服，没有想到货币贬值太快，等到常先生在上海把事情办完，半头牛钱只买到了一件衬衫。
卖了牛以后，我又买了一只母山羊，放羊的事委托给蒙古大嫂，白天把羊放出去，晚上回来我们在羊圈里挤奶，刚开始一点奶都没有挤到，蒙古大嫂说母羊白天放出去，小羊把奶都吃光了，你们晚上把小羊关到另外的圈里，你们明天早晨来挤奶，我们如法办理，第二天果然挤了一杯羊奶，从此我们就可以喝上羊奶，这样一直继续到1950年。说到养羊，直到1957年，我和李其琼有了第三个孩子，老李身体不好，没有奶水，我们又买了一只羊，委托上寺的徐喇嘛代放，后来小羊被狼叼去了，母羊慢慢就没有奶了。这是后话。
七、石窟殿堂里的歌声
当时我们一群年轻人，除了我是学建筑的以外，其他都是学美术或工艺美术的，每天都是上洞子，十来个人一分散进入洞窟就看不见人影了，1948年我在小牌坊一带工作，环境非常安静，仿佛能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窟外微风吹着毛白杨的树叶噼啪作响，我在427窟前室临摹窟檐彩画，工作的时间很长了。在绝对的安静中，可以进入忘我的境界，但有时猛一回头，看见背后巨大的金刚力士，怒目圆睁，也不免大吃一惊，如果他的胳膊一伸，巨大的拳头正好打在我的脑袋上，这种遐想自己也觉得好笑。在万分寂静的时候可能从某一个洞窟中传来阵阵歌声，这是欧阳琳在唱，她的歌声柔和宛转，甜甜的有她独特的风格，她喜欢唱民歌，什么大坂城的姑娘辫子长、跑马溜溜的山上等等，我也喜欢哼哼，欧阳唱得高兴，我也加入这个二重唱，我们不是音乐人，唱歌不过是为了打破这无声的寂静，为自己解闷而已。可惜黄文馥、范文藻、薛德嘉他们都不参加我们的合唱。
说到这里顺便说说，霍熙亮、段文杰二位先生要比我们大八九岁，似乎要老成持重一些，不像我们随便哼哼。不过他们二人都是多才多艺的人，不单会唱歌，段先生会川剧的旦角，霍先生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会唱京剧的黑头，山东快书，快板，京剧锣鼓，很有水平，我们说他入错门了。如果他学戏剧很可能是名角，每到逢年过节，霍先生说点山东快书或是快板无不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莫高窟的生活是单调而寂寞的，但只要有机会人们想法寻找歌声和欢乐，聊以打破荒漠中的寂寞。
八、留在敦煌
到了1949年的春天，国统区货币快速贬值，物价飞涨，南京政府教育部的经费汇不来，几个月都发不了薪水，莫高窟的生活越发困难了。范文藻打算回成都，我想和他一道回去，我发电报给母亲，希望她想办法给我汇点路费。我望眼欲穿等汇款，后来收到一封母亲的来信告诉我，我嫂子去汇款，因为不识字，请人写的地址是甘肃东方艺术研究所，钱没有汇到，原退回去了，时隔一两个月，退回的钱已经不值钱了，因为没有收到钱，我没法上路，眼看着范文藻上路回成都去了，于是我留在了敦煌。半年以后也就是1949年的9月28日敦煌解放。我和霍熙亮很想参军随军进新疆，酒泉地委和专署的领导给我们说你们哪里也不能去，去了也得回来，因为莫高窟就是你们的岗位。我们听了领导的话，老老实实地留下来了，这一留就是几十年，直到1993年退休。
附录：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基地——上寺和中寺
作为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管理机构的敦煌研究院，它的基本建设及相关设施已经初具规模，比起60年前创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了。60年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建时，选择莫高窟的中寺（雷音禅林）作为工作和生活基地，自此以后，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30多年间，上寺和中寺由国立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长期使用，虽然因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作过局部修缮，但基本上没有改变它的整体布局，保持了原来的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寺和中寺逐渐失去使用价值，进入它的垂暮之年，房屋的梁栋糟朽，残垣断壁，荒凉破败，如果不及时整修，不久的将来，上寺和中寺就将成为莫高窟考古上的名词了。
上寺和中寺是莫高窟发展史上最晚期仅存的两所小寺院，本身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它是开展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和培育敦煌美术专家、敦煌学学者的摇篮和基地。
上寺和中寺在莫高窟大佛殿（九层楼）前的南侧，坐东朝西，面向石窟，正对第100窟和第108窟，相距约50多米，石窟与寺院之间有林木及渠水相隔。寺院的规模不大，在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修建三清宫之前，莫高窟只有这两座寺院，南边的称上寺，北边的称下寺，有了三清宫之后，把它称为下寺，原来的下寺则改称中寺，中寺门前有一片不大的场地，南边与上寺之间有一段围墙，中有一座大门，可以通行大车，门额上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书写的“莫高窟”匾额，场地的北面有较矮的围墙，门也较小，门额上有常书鸿所长手书“西域胜迹”四字。此门之外是一片遮天蔽日的林荫之路，由此通向莫高窟北面的“三清宫”，俗称下寺。这条林荫路与周围的沙山荒漠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寺即雷音禅林，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1954年因修建寺院正面一排房屋及大门，匾额被取下来，由我经手存放于第450窟内，中寺新修的大门上改悬“敦煌文物研究所”匾额（为当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题写）。寺院分前后两院，后院向北另有一门，山门有墨书“皇庆寺”三字，至今隐约可见。所以中寺的前后院实际上是由雷音禅林和皇庆寺组合而成的。最近偶读向达先生《西征小记》其中有：“……上中二寺邻接，在最南端，大约创建于清乾隆时，中寺今犹存乾隆时雷音禅林寺额；二寺俱由喇嘛住持。……三十二年（1943年）教育部收千佛洞为国有，于其地设敦煌艺术研究所，以中寺为研究所所址。”可以证明上面的回忆是对的。
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前，中寺原由马姓、全姓等三个喇嘛居住，筹建研究所时把中寺收归国有，几位喇嘛安置在第94窟北侧的三间房屋中，中寺由敦煌艺术研究所管辖之后，寺的前后两院变动不大，寺北侧的一长排牲口棚改造成为职工宿舍，一直维持到1964年才拆除，并翻建为土木结构的简易宿舍，一直使用到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