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物学、考古学的知识讲，出土或库（窖）藏文物的价值与其原出土或所藏地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对原出土地的相关资料缺乏科学、准确、详尽的记录与研究，所藏文物被随便搬离原地，文物的价值就会遭受极大的损失。敦煌藏经洞的数万件写本，一经搬移流散，其原始状态被破坏，就为研究其存放原因、方式、背景及本身内容增加了极大的困难，更不必说有些写卷被人为地散乱甚至撕开断裂以至成为碎片而永无复原之日了（这些碎片之多已令人扼腕浩叹）。至于洞窟壁画被胶粘切割，塑像被推倒搬走，更使这些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有人说拿走文物是为了保护或有利于保护，非但无罪反而有功，即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当然，我们也应该对当时盗运敦煌文物的外国“探险者”、“考察队”做一些具体分析。我们在谴责他们劫走文物的前提下，也应该庆幸这些人之中确有几位高水平的学者，他们还能比较及时地将这些文献材料公诸于世，加以研究，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尤其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他作为唯一一位进入藏经洞内全面翻阅所藏文献的学者，能在1909年9月主动向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展示并提供部分敦煌写卷及照片，从而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促进了敦煌学研究的正式开展，也促使清政府下令将藏经洞劫余文献运回北京。对此，我们应予肯定。同时也必须看到，当时参与盗掘劫运我国文物的某些外国人，其真实身份是十分可疑的。比如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等，不仅日本政府一直未澄清他们的身份，而且他们劫走的敦煌写卷及其他文物一直没有完整的目录刊布，这些文物的归属也扑朔迷离，有的转卖给朝鲜都督府，有的散落于私家，给保护与研究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说，我们在对外国探险队、考察团作历史评论时，对他们的功过是非，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有所区别。时光流逝了近一个世纪，中外学者有责任加强合作，打开尘封的历史档案，进一步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对于推进敦煌学研究、发展中外学术文化交流，都是有莫大益处的。这也是我们分析文物流散正、负面效应的一个重要目的。
二、敦煌学的发轫及学术渊源
对于敦煌学发轫的时间与标志，学术界有下列几种不同的看法。
1．由于斯坦因是第一个劫取藏经洞文物的西方探险家，所以一些外国学者就把1907年斯坦因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端。
2．伯希和1909年在北京向中国学者展示一些敦煌写卷及照片后，引起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当年就整理刊布了《敦煌石室真迹录》（王仁俊）、《敦煌石室遗书》（罗振玉）、《沙州文录》（蒋斧）。因此，有人认为敦煌学当发端于1909年我国学者对藏经洞文献的整理。
3．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在我国西北考察期间，曾浏览过敦煌千佛洞，并于1902年在汉堡的东方学家大会上介绍了莫高窟美术，有人认为这是对敦煌艺术的最早评述。针对这一看法，我国有些学者提出：早在清朝雍正时代（1723—1736），光禄少卿汪漋在督修沙州城时，就已用诗歌赞颂了莫高窟艺术。在嘉庆年间（1796—1821），著名地理学家徐松也曾游历过千佛洞，并在其名著《西域水道记》中记载了许多有关敦煌与莫高窟的材料。据此，敦煌学最早应发轫于18世纪中晚期。
4．藏经洞发现后第三年（1902），身任甘肃学台的金石学家叶昌炽收到敦煌县令汪宗瀚等人赠送的敦煌写卷及绢画，他马上意识到这些文物的学术价值，除立即建议甘肃省当局尽快转运文物外，还在其所著《语石》一书中对所见敦煌写卷及绢画作了介绍与初步考订。因此有人认为叶氏的研究为敦煌学的起始。
5．1929年，历史学家陈垣（援庵）先生编成《敦煌劫馀录》，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此书所撰《序》中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许多人认为，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明确提出“敦煌学”这一名称，敦煌学由此正式发端。
6．有的日本学者在近期提出，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曾在1925年的一次会议上使用过“敦煌学”这一名称，早于陈寅恪，因此敦煌学的正式发端应以1925年算起。
笔者认为，上述六种看法，除末一种未见有正式文字资料可加证实外，其余均似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各有欠缺，不够科学。因为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必有自己产生的学术渊源，从发轫到正式形成应有一个过程，而不可能在某一天某一刻突然宣告诞生；只有具备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体系、较为完备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方法论，这门学科才算是基本成熟。莫高窟千佛洞已在敦煌绿洲中耸立了一千多年，其间虽偶有对其洞窟内容及相关史地作介绍者，但并没有在20世纪前产生一门“敦煌学”，其理由即在于此。敦煌学的发端，无疑是与藏经洞文物重现于世密切相关的。正是藏经洞内大批4至11世纪的珍贵写本，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浓烈兴趣与关注，首先兴起的也正是对其中一批传统意义上的四部书的整理与刊布，然后是对其中佛经等宗教典籍的编目整理。因此，尽管早已有人注意到莫高窟千佛洞的壁画及塑像，也尽管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与《敦煌石窟笔记》已开外国学者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之先河，总体来看，在上世纪30年代前，敦煌学主要还处在“敦煌文献整理”的初始阶段。
也有人认为，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敦煌学”仅是一个不够科学的名称，认为它所涉及的至多只是“中国古代文献学”或“艺术学”中的新材料、新课题而已。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因为它并没有弄清一门新学科的构建与其学术背景、学术渊源的关系，也还没有真正理解陈寅恪先生的这段名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这段话的关键就在于三个“新”字上，即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形成“学术新潮流”。这是在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大背景下的崭新的学术潮流。具体地说，对伯希和等西方学者来讲，主要是用西学的理论、方法、角度、眼光来审视新发现的东方文献与艺术品，这里要特别注意他们对现代考古学知识及技术手段（如绘图、测量、摄影、化验等）的应用，还要注意他们提出的东西方文化比较上的新问题；而对于王国维等中国学者来说，则是努力冲破闭塞状态，通过交流等新手段（甚至走出国门），积极搜寻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并开始注意吸取西方学者的成果，借鉴他们的手段，然后采用乾嘉以来传统的目录、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等基本方法来开展研究；日本学者采用的方法基本上与中国学者相同。所以陈寅恪先生称之为“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是否可以这样说：敦煌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其学术渊源并不是单一的，它是在东、西方学术文化的交汇、碰撞之中逐渐形成的。敦煌学是一门地地道道的新学，是中外学者在藏经洞文物被发现的基础上共同创建的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对于西方学者来讲，它归属于“汉学”或“东方学”的大范畴；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讲，它又是西渐之新国学。
总之，从根本上说，敦煌学确实应发轫于1900年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这块学术园地经过中外学者近30年的共同开垦，于30年代初基本成形；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如今已是万紫千红、硕果累累了。
三、敦煌学的内涵与外延
既然我们认为敦煌学是一门独立的新学科，那就必须回答“什么是敦煌学”的问题，也就是必须弄清它的内涵与外延，它本身的学科特点。对此，学术界也是至今并未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的。
我认为，如果要为敦煌学下一个定义的话，是否可以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敦煌学是以敦煌及相关地区遗存的古代文献、艺术品及该地域的历史、地理、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国际性、综合性的学科。
我们先来看“敦煌学”这个概念的外延，即其所指对象的范围。
第一，“敦煌及其相关地区”是一个广义的不特别确定的大范围。鉴于古代“西域”范围的不确定性，鉴于“丝绸之路”的丰富内涵，又鉴于古代敦煌与瓜州、甘州、凉州、肃州乃至西州的密切关联，也鉴于其与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关系，敦煌的相关地区可以包括丝路古道上现今武威、张掖、酒泉、吐鲁番以至哈拉浩特（黑城）及青海柴达木盆地一带地区。又从历史文化因缘（包括出土文物的特殊性与同一性）考虑，目前我国学术界又习惯将与敦煌西邻的吐鲁番地区统一起来一并考虑，统称为“敦煌吐鲁番学”，而吐鲁番的相关地区又可以包括围绕塔里木盆地的古龟兹、楼兰、于阗地区。
第二，敦煌学的“国际性”表现为：（1）敦煌出土文物已流散、保存在中、英、法、俄、日、韩、印度、美、丹麦、瑞典等国；（2）世界上不少国家均已建有较稳定的关于敦煌学的研究机构，包括开设相关讲座与系、科，培养新老交替、代代相承的研究人才；（3）关于敦煌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相对频繁而且稳固，卓有成效，不少国家建有相应的学术团体；在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2003年3月，“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在日本京都成立，目前已有中国干事4人、日本干事2人，俄罗斯、英、法、美、德、哈萨克斯坦干事各1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4）敦煌莫高窟已在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关敦煌文化及其学术知识的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
第三，敦煌学的“综合性”主要表现在：（1）它的治学范围涉及宗教、历史、地理、多民族语言、文学、考古、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学、体育、数学、建筑、民族、民俗等多门学科知识，而且与中亚学、丝路学、简牍学、藏学等都有交叉；（2）它的治学方法融会中西、兼收并蓄，不拘一格，既有中国的传统方法，又有反映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手段；（3）研治敦煌学者几乎都是来自各种学科的学者、专家，很少有单纯、专一的“敦煌学专家”。
敦煌学的内涵，也就是反映这个概念本质属性的内容，似应包含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理论。
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藏经洞所出古代文献（俗统称“敦煌遗书”）及相关文物；（2）敦煌地区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下洞子、肃北五个庙、一个庙、玉门昌马石窟等）保存的以壁画、雕塑为主的艺术品及石窟建筑、型制；（3）敦煌地区的历史、地理、人文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史迹、遗址、景观、民俗以及其他出土文物（如汉晋简牍等）；（4）保护与修复敦煌石窟及相关文物的科技手段与理论；（5）在研究上述内容基础上开展的为当代服务的文学艺术创作。以上五个方面的对象有一些不确定性，而且会随着研究的深入缩小或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