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停战后的协定
金城战役之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迫使其遭到了国内外的种种压力。终于又不得不回到了谈判桌上，并最终促成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朝鲜停战的实现，缓和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但这仅仅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还有待于双方对停战协定全部条款的切实遵守和执行。由于美国不甘心其失败，把朝鲜停战作为一种获得喘息之机的权宜之计，想方设法破坏停战协定的实施，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力图继续保持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因此，停战后是否遵守和维护停战协定，进一步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成了战争双方斗争的焦点。
停战以后，朝中方面的主要任务是，遵守和维护停战协定的实施，巩固朝鲜停战，严防侵略战争再起，进一步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停战后的五年间，朝中方面一方面严格遵守停战协定，一方面同美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保证了朝鲜半岛局势的相对稳定。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朝鲜停战以后，朝中方面将谈判代表团改为停战代表团。经中朝双方商定，停战代表团和停战委员会的业务工作仍主要由志愿军代表团负责，受中共中央领导，重要问题由中共中央与朝鲜劳动党商量决定，再指示停战代表团执行。停战代表团仍由李克农负总责，一切问题由双方代表协商解决。
停战初期，由于组织各种停战机构，安排停战监督，遣返对方战俘，接受朝中战俘，对不直接遣返战俘进行解释等，任务复杂而艰巨。根据任务的需要，志愿军方面从中国党、政、军、学校抽调人员充实和加强志愿军代表团的力量，使代表团的人数达到7883人，是停战以前代表团最多人数的十倍。
停战以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成立军事停战委员会。根据停战协定的规定，停战委员会由双方司令官各指派一名首席委员和四名委员组成，是双方司令官委派的监督停战的最高机构，负有总的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及处理任何违反协定事件的责任，并对各停战机构（除中立国家遣返委员会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外）均负有总的督导之责。朝中方面参加停战委员会的人员有：首席委员为朝鲜人民军李相朝中将，委员为朝鲜人民军的崔龙汉少将与朴一英少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丁国钰将军与柴成文将军，秘书长、助理秘书长为朱然、徐鸣上校。“联合国军”首席委员为美国陆军勃里安少将，委员为泰国陆军开特卡契恩少将、英国陆军白斯汀少将、美国海军门登豪少将、美国空军恩德希尔准将，秘书长、助理秘书长为柯尔曼、柯菲尔德上校。
7月28日，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板门店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中，双方原则同意将非军事区连同汉江口共分为十个地段，并配备十个联合观察小组分别驻扎，协助军事停战委员会监督停战协定条款的执行。联合观察小组于7月30日分别出发前往各自的监督地段执行任务。
为具体执行停战协定中有关条款的规定，军事停战委员会先后批准了《军事停战委员会试行办事细则》、《秘书处试行组织规则》、《自非军事区内清除危险物的办法》、《关于联合观察小组的组织、管理与支援的试行办法》、《关于新闻机构进入非军事区的规定》、《关于军事停战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及各该机构人员的证明文件、徽记和识别标志的协议》、《汉江口民用航运规则及有关事项》、《关于监督与报告到达与离开朝鲜的军事人员与替换物件的办法》等十项协议。目的是为了使停战委员会及联合观察小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等机构便于工作，便于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定。
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监督下，停火初期的具体安排比较顺利。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7月27日22时（朝鲜时间），双方武装力量完全实现了停火。7月30日22时前，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已全部撤离了非军事区。8月4日，美军部队按规定从朝鲜北部后方及沿海岛屿撤离完毕。在联合观察小组的监督下，9月1日，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南北缘的树标任务全部完成。树标任务十分繁重。停战双方要在仅245公里的军事分界线上，树立1293个规格文字完全相同的标志。其中朝中方面负责的541个，仅用十三天的时间即完成，后经双方检查核实无一差错。9月13日，停战双方对非军事区内危险物的撤除工作已全部完成。双方自8月5日开始遣返直接遣返的战俘，至9月6日，直接遣返战俘的工作结束。
李克农从停战谈判一开始就坐镇开城指挥朝中代表团的对外斗争。疲劳久病经常困扰他，肺病愈发严重，常咯血不止。中共中央曾派伍修权到朝鲜接替他的工作。当时，谈判斗争正处于紧张关头，他认为中途换人不利于谈判斗争，仍战斗在开城第一线。李克农具有丰富的对外斗争经验，复杂的谈判斗争需要他运筹，停战后许多重大问题需要他处理。在维护停战协定的各项工作逐步就绪后，1953年11月初，经党中央、毛泽东同意，调李克农回国休息。李克农回国后，由杜平、乔冠华、丁国钰、柴成文、黄华组成志愿军代表团党委，杜平代理书记，乔冠华为副书记。具体分工是，杜平负责代表团的全面工作，乔冠华负责对外谈判事务，黄华负责政治会议双方会谈工作，丁国钰、柴成文负责有关军停会及观察小组与后方口岸工作。关于对外谈判的请示报告各电由李相朝、杜平、乔冠华签署分发平壤及北京，复电仍由北京发出。停战委员会朝中代表团的业务工作主要由志愿军代表团负责，受中共中央领导，重大问题由中朝两党商量决定。
至1954年下半年，朝鲜停战委员会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俘等重大问题已处理完毕，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工作已走向轨道，有长期化的趋势，人民军代表团在共同的对外斗争中积累了若干经验，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负起停战委员会的责任。基于上述情况，1954年11月2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经金日成同意后决定，将停战委员会的工作交由朝方负责，由朝鲜劳动党直接领导。
为适应这一形势，12月6日中共中央制订下发了关于调整军停会朝中代表团的关系及缩减志愿军代表团机构的方案。方案确定，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一切事务，统由朝鲜人民军代表团主持办理，归平壤直接领导，如遇重大问题可由平壤与北京商量。为减少朝方的困难，移交工作在三个月内完成。军停会志愿军代表团缩减机构，改为志愿军驻开城联络处，对外名称不变，由志司直接领导，负责与志司和北京保持联系，办理有关军停会与志愿军方面的联络事宜，不直接处理有关军停会的事务。到12月14日，志愿军代表团全部移交工作基本完成，从15日起有关军停会各项工作由人民军代表团主持办理。志愿军开城联络处人员减至100余人。
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后，留在朝鲜停战委员会的志愿军代表，与朝鲜人民军代表一起，继续为维护停战协定进行斗争。
志愿军主动撤离朝鲜后，“联合国军”实际上已不存在，除美国军队继续留驻在南朝鲜外，其他国家的军队陆续撤出。虽然军事停战委员会照例每年开几次会，但停战协定大部分条款已被美方破坏。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早已名存实亡，仅仅是个形式。尽管如此，由于朝中方面和有关方面的不懈努力，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逐渐趋于缓和，自停战之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二、日内瓦会议不欢而散
1954年2月18日，在苏联的推动下，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建议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法国、联合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对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同意在那个会议上还要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届时将邀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法国、联合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但是，美国坚持在协议中加上一项谅解：“无论是邀请参加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予以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以表明美国在外交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场和态度。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参加日内瓦会议十分重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周恩来，从2月份即开始收集、熟悉、研究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文件、电报、情报以及印度支那各国的情况。2月27日，周恩来在召集日内瓦会议筹备会议干部会议上指出：（一）日内瓦会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应积极参加；（二）由于美国政府会多方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估计难有大的进展，但我们仍应力争解决一些问题。3月初，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先后批准了《关于和平统一朝鲜方案的初步意见》和《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各项意见》。同时，中国政府还在北京与朝鲜政府、越南政府交换了意见。4月间，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商谈出席会议的有关事宜，并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越南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共同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代表团之间的配合协调等问题。经过充分交谈和酝酿，一致认为在当时那种国际环境下出席这样的会议，只能边走边看，随机应变，寻找对策，以争取最有利于国际和平的结果。同时，周恩来还一再表示对会议不可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成果。
4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首席代表，张闻天（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外交部副部长）为代表。中国政府组成了一个10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在出国前，周恩来召开代表团全体成员大会。在大会上，周恩来指出：“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是要本着学习的精神。”
4月24日，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到达日内瓦国际机场。专机着陆后，各国记者蜂拥而上抢拍镜头。步履沉稳的周恩来率领浩浩荡荡的代表团穿过人群，前往住处。当天，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将密切地注视着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并期望着会议的成功。中国人民对这个会议有着同样的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如期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会议由泰国、苏联和英国首席代表轮流担任主席，首先讨论朝鲜问题。出席讨论朝鲜问题会议的除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代表团外，还有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土耳其等国的代表团。
根据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事前商定，4月27日首先由朝鲜代表发言。南日外务相一开始就提出了关于恢复朝鲜统一和组织全朝鲜自由选举的方案，主张：一、举行国民议会的全朝鲜选举，以组成朝鲜统一政府；为筹备和举行自由选举，由南北朝鲜议会各选派的代表组成全朝鲜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草拟一个全朝鲜选举法草案，并采取措施保证朝鲜居民的各种自由；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三、对维护远东和平具有最大关心的相应国家有必要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为朝鲜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南朝鲜代表卞荣泰在4月27日会上却提出，由联合国监督在北朝鲜举行自由选举，选举南朝鲜议会中留给北朝鲜代表的约100个席位，要求美国军队继续留在南朝鲜。卞荣泰的这种主张无异于南朝鲜吞并北朝鲜。
4月28日，周恩来外长发言，完全支持南日外务相的三项建议，并驳斥了南朝鲜代表的无理主张，强调，朝鲜的统一应在摒除一切外力干涉、杜绝任何恐怖集团的压力、使朝鲜人民都能自由表示其意志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的普选来实现；为保证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一切外国军队必须首先撤出朝鲜。4月29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发言中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外长的意见，并认为南日外务相的建议符合朝鲜人民恢复国家统一的民族愿望，可以作为解决朝鲜问题的一种基础。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4月28日的发言中，反对南日外务相的建议，对苏联、中国、朝鲜进行大肆攻击和诬蔑。甚至以美国离朝鲜太远，中国距离朝鲜太近，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很快地回来，美国在朝鲜已有撤军的教训，不希望那段历史重演等等，作为美国不愿从朝鲜撤军的理由。奢谈联合国为统一朝鲜问题所做的努力，主张按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由联合国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在朝鲜尚未举行过选举的地区进行观察，以便完成朝鲜的统一，企图将联合国的非法决议强加给会议。
会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进行的非常尖锐、激烈。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议摆在与会者的面前。周恩来外长意识到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将是艰难的。4月28日，他在给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根据三天会场情况来看，朝鲜问题的讨论形成敷衍局面，因美国不打算解决问题，法国对朝鲜问题又不便发言，英国也表示不想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