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童年锻造品格——霍英东
提起霍英东，很多人并不陌生，不仅因为他是身份130亿港元的香港亿万富翁，还因为他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然而，如果说起霍英东的家庭出身，他也许是富翁中最不幸的一个了。
在“舢板”上度过苦难的童年
霍英东的祖籍是广东省番禺县，但是从他的祖父开始，全家就长年居住在舢板（就是一种小木船）上，被人称为“舢板客”。1923年，霍英东就出生在这样的舢板上。他最初的名字叫霍好钊，后来改叫霍官泰。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气盛的他自己改名英东，意思是要“英姿勃发于世界的东方”。
霍英东的父母靠着一只小驳船，在香港做驳运生意，也就是从无法靠岸的大货轮上，将货物卸到自己的小驳船，再运到岸边码头上。霍英东7岁那年，在一次风灾中，他的父亲因为翻船被淹死了。仅仅过了50多天，霍家的小船又一次翻在大海里，两个哥哥葬身鱼腹，连尸体都没有找回来，母亲死命抱住一块船板，才侥幸被过路的渔船救下一条命。当时霍英东因为在海边找野蚝，不在船上，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霍英东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艘旧式的渡轮上当加煤工。可是他人小力薄，顾得上铲煤就顾不上开炉门，刚上岗两天就被辞退了。那几年中，霍英东的境况简直像俗话说的“倒霉人喝水都牙痛”。不过，早年的艰辛和挫折，并没有打垮霍英东，他在不断的失败中，取得了经验，积蓄起力量，等待着机会，他坚信自己总有崛起的一天。
捕捉商机捞取人生第一桶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英东终于以敏感的眼光，捕捉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日本侵略军投降后，留下了很多机器设备，价钱很便宜，但稍加修理就可以用，也可以卖出不错的价格。霍英东很想做这种生意，于是他成了个读报迷，专门注意报纸上拍卖日军剩余物资的消息，及时赶到现场，以内行的目光挑选出那些有价值的，大批买进，迅速修好后卖出。由于缺少资金，他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机器，并且在竞买中以1. 8万港元中标。有一个工厂老板也看中了这批货，愿意出4万港元从他手中买下，霍英东净赚了2. 2万港元，这是他在那几年中赚到的最大一笔钱了，为他积累了最初的资本。
创新带动发展
1953年以后，随着香港的日渐繁荣，霍英东就预料到，必然会带来金融贸易的发展，而这又将促进商业及住宅楼的开发。于是他抢先把经营重点转向了房地产开发。1954年12月，霍英东拿出自己的120万港元，另向银行贷款160万港元，在香港铜锣湾买下了他的第一幢大厦，并创办了立信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开始，他也和别人一样，自己花钱买旧楼，拆了后建成新楼逐层出售。这样当然可以稳妥地赚钱，可是由于资金少，发展就比较慢。一个偶然的事件，令霍英东得到了启发，他决定以采取房产预售的方法，利用想购房者的定金来盖新房。这一创举使霍英东的房地产生意顿时大大兴隆起来，一举打破了香港房地产生意的最高纪录。当别的建筑商也学着采用这个办法时，霍英东已经赚到了巨大的财富。他当上了香港房地产建筑商会会长，会内有会员300名，拥有香港70%的建筑生意。所以有人把霍英东称为香港的“土地爷”。
进口挖泥船成“海沙大王”
霍英东还有个美称叫“海沙大王”，也来自他在经营上的创新。20世纪60年代，香港实业界人士很少进入淘沙业，因为它需要的劳力多，投资大，而获利相对较少。但霍英东从建筑业的广阔前景预见到淘沙业也必将有大发展，所以大胆地“吃”起了这只“螃蟹”。1961年底，他花费巨款，从泰国进口了一艘大挖泥船，命名为“有荣四号”。香港经济起飞后，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拔地而起，对建筑材料黄沙的需求量极大，霍英东的淘沙船队因此财源滚滚，成了他的又一株“摇钱树”。
不忘回馈社会赞助体育事业
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获得金牌的中国体育健儿访港。霍英东给来访的金牌选手总计大约2800万港元的重奖。从1992年的第25届奥运会之后，“霍英东体育基金”就开始拨款奖励在奥运会上夺得奖牌的内地奥运选手和中国香港选手。夺得金牌的选手获得一枚重一公斤的纯金金牌及8万美元奖金；亚军获得半公斤重的金牌和4万美元奖金，季军获得0. 25公斤重的金牌和2万美元奖金。霍先生这样解释：“捐赠体育项目，并非仅仅由于我本人喜欢体育运动，而是基于体育运动本身对于国家进步、民族兴盛的重要作用。”他说：“国家每年拨予教育的经费达四百多亿人民币，拨予体育的仅十多亿。
当然，相对于11亿人口，还远未能说教育经费已经足够，但海外华人、港澳同胞之中，捐资兴学的人士毕竟比助体育者多得多。因此我尤其愿意在体育方面，贡献自己一份小小的努力。”这么多年来，霍英东所捐赠的巨款中，有五分之一直接捐赠于体育项目。
艰辛经历开启商路——宗庆后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四十多岁的宗庆后登着“三轮车”在杭州街头巷尾卖冰棍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十年之后他会成为那个伟大的品牌——“娃哈哈”的老大，2008年，宗庆后坐拥88.4亿元并成为《福布斯》
榜上的第16位中国富豪。
鸟枪换炮台冰棒到娃哈哈的蜕变
在“唯出身论”的年代，宗庆后由于“旧官僚后代”的出身让他尝尽了人生的艰辛。16岁那年（1961年），宗庆后被“安排”到浙江舟山去填海滩，一呆就是18年。1979年，宗庆后顶替母亲的退休名额回到了杭州市做了一所小学的校工。1987年，他和两位退休教师合办一个校办的小经销部，主要给附近学校里的孩子送文具、棒冰等。在送货的过程中，宗庆后了解到很多孩子食欲不振、营养不良，是家长们最头痛的问题。宗庆后说：“当时我感觉到做儿童营养健胃品应该有很大的市场。”宗庆后在填海劳动时形成的坚毅性格，让他决定抓住这个机遇搏一把。此时宗庆后已经42岁了，面对众多朋友善意的劝说，宗庆后固执地说：“你们能理解一位42岁的中年人，面对他一生中可能是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我这一生中还能有几次机遇呢？”
1988年，宗庆后勇敢地借款14万元，组织专家和科研人员进行研制，很快开发出了笫一个专供儿童饮用的营养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随后，“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传遍神州大地，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迅速走红大江南北，到第四年销售收入已达到4亿元，净利润7000多万元，完成了娃哈哈集团初步的资金积累。
兼并破产的国有企业
1991年，娃哈哈儿童营养液销量飞涨，市场呈供不应求之势。但即便如此，宗庆后依然保持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宗庆后说：“当时我感觉如果娃哈哈不扩大生产规模，将有可能丢失市场机遇。但如果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立项、征地、搞基建，在当时少说也得两三年时间，这样做很可能会陷入厂房造好了，产品却没有了销路的困境。”宗庆后将扩张的目标瞄向了濒临倒闭的国营老厂——杭州罐头食品厂。当时该厂有2200多名职工，但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严重资不抵债。而当时的娃哈哈仅有140名员工和几百平方米的生产场地。摆在宗庆后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联营，二是租赁，三是有偿兼并。显然前两条路是稳当的，而有偿兼并则要冒相当大的风险。但宗庆后最终决定拿出8000万元巨款，走第三条路。娃哈哈“小鱼吃大鱼”的举措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最初包括老娃哈哈厂的职工，都对这一举措持反对态度。宗庆后力排众议，最终完成了并购。娃哈哈迅速盘活了杭州罐头厂的存量资产，利用其厂房和员工扩大生产，三个月后将其扭亏为盈，第二年销售收入、利税就增长了1倍多。1991年的兼并，为娃哈哈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让宗庆后尝到了并购的“好处”。之后，并购几乎成为娃哈哈异地扩张的主流手段。到2002年底，娃哈哈已在浙江以外的22个省市建立了30个生产基地。2002年，娃哈哈共生产饮料323万吨，占全国饮料产量的16%。
如果说早期的并购让娃哈哈迅速做大的话，那么他与“达能”的合作则帮助娃哈哈做强了。1996年，娃哈哈的产品已经从单一的儿童营养液扩展到了包括含乳饮料、瓶装水在内的三大系列，当时的娃哈哈效益还很好。但是宗庆后再一次谈到了他的感觉：“但我感觉已经出现了危机，企业最薄弱的地方就是规模太小，当时除了营养液是我们的主打产品之外，果奶、纯净水都有与我们实力和品牌相差无几的竞争对手。”宗庆后为此制订了一个投资金额达几亿元的长远规划。
吸收外资加快发展巧妙闯入“两乐”市场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此巨额的投资，银行贷款很困难，民间融资更不可能。最后，我们想到了国外资本。”宗庆后说。从1996年与达能集团合资兴办了5个企业之后，娃哈哈与外部资金的合作领域越来越广，对达能集团至今累计投资已近1亿美元。由于合资的基础不错，能够抓住外国投资者获取利润的心态并予以满足，避免外商指手画脚硬要经营权，所以娃哈哈与达能的合资，非但没有像许多国内合资项目一样以失败告终，而且合资公司每年的资本回报率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农村市场养大“非常可乐”。在娃哈哈的成长历史中，非常可乐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已存在100多年，在全球饮料行业中占有绝对优势。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乐”开始进军中国市场，很快便以势如破竹之势占据了我国饮料市场的半壁江山。在接触众多的经销人员之后，宗庆后当时发现了“两乐”市场操作的两大缺陷：一方面，“两乐”的决策过分依赖数据模型分析，流程漫长，不可能完全覆盖广阔的农村，而且“两乐”进入中国20年来，也一直没有想过要进入农村市场；另一方面，“两乐”对高额利润的无止境追逐使其经销队伍缺乏向心力。随着“两乐”市场地位的稳固，“两乐”逐步转向了重视大城市终端的深度分销模式，给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压得越来越小。宗庆后再次感觉到了机会。
1998年，娃哈哈推出非常可乐，正式向“两乐”挑战：“非常系列”将双脚扎根于广大的农村，紧紧抓住“两乐”在广大农村认知度相对较低的状况，以低价格切入；同时“非常”系列给经销商留足了利润空间，很快占领了低端市场。正是看准了“两乐”的缺陷做文章，非常可乐很快异军突起。
2002年娃哈哈“非常系列”碳酸饮料产销量达到62万吨，约占全国碳酸饮料市场12%的份额，在单项产品上已逼近百事可乐在中国的销量。
创办多元化的儿童用品
2002年5月20日，娃哈哈童装公司在北京举办娃哈哈童装展示发布会。娃哈哈盛传多年的多元化，就此迈开了第一步，而这一步竟是童装，多少有些出乎众人意料。“童装只是娃哈哈跨行业经营的一个新支点，是娃哈哈进一步多元化的开始。”宗庆后的计划是，采取零加盟费的方式在全国开立800家童装专卖店，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童装品牌之一。实际上，在纯净水、可乐、奶饮料等系列产品疯狂赢利的时候，娃哈哈已经感受到了市场饱和的危机。全国饮料市场的大格局已经形成，能大刀阔斧开辟的地方已经不多，这已不能让宗庆后满足。
在此之前，关于娃哈哈多元化的传闻一直没有断过：娃哈哈曾经和英国一家保健品公司建立了一家合资保健品生产厂，但宗庆后最后却以“现在进入保健品，市场时机还不成熟”，延缓了大规模进入的日期。
娃哈哈曾兼并了一家酒厂，可是后来娃哈哈在酒方面也没有多少投入；娃哈哈维生素含片成功上市，但宗庆后的想法却是“药业的条条框框太多，麻烦”。
关于未来娃哈哈的走向，63岁的宗庆后说：“我们有十几个亿的闲余资金，今后将把它们投向两个领域：一是食品、保健品、药品；二是做所有的儿童产品。”
贫穷知青独具慧眼——李晓华
李晓华，1951年8月生于北京，现任香港华达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晓华的创业经历充满传奇，是中国拥有法拉利的第一人，他在取得成功后频频参与慈善事业，被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授予名誉会长称号。
改革开放迎曙光广交会上遇商机
李晓华是一位从北京市上山下乡的知青，1969年（18岁）他下到了黑龙江的北大荒。1978年，李晓华的父亲得了重病，经多次申请，他终于从北大荒回到了北京。返城以后找不到工作，就靠干临时工来维持生活，他曾给人家烧锅炉，看仓库，当过搬运工，后来终于在国家计委机关食堂里找到了一份刷锅洗碗的工作。就在那时，中国改革开放了，国家实行了新的富民政策，允许个体经营，李晓华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开始在业余时间贩卖些电子手表等小商品，赚了一点钱。1981年他第一次到广交会上去找商机，当时正值T恤衫、变色眼镜走俏，虽然利润丰厚，但他并未为之所动。他站在一台美国产的冷饮机面前凝视了许久，他意识到这是一台会“下蛋”的机器，而且他估计着自己能买得起，然后问道：
“小姐，冷饮机怎么卖？”服务员说：“没有货。”李晓华灵机一动，找到了经理，先交朋友，请他吃了顿饭，这才把冷饮机买下。当他把冷饮机运回北京时，已经囊中空空了，没有多久，就进入夏天了。他把这台新鲜玩意儿，运到北戴河海滨，他和当地人合作，赚钱各拿一半。那是一个难忘的夏天，已届而立之年的李晓华实实在在地尝到了成功的滋味。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商业敏感和决策能力充满了信心。这个夏天他净赚了十几万元（按购买力计算，约合现在的一百多万元）。但是到秋后他把冷饮机卖了，别人都说李晓华傻，像印钞机一样的东西怎能卖了呢？李晓华笑着说明年一定会有很多冷饮机出现，果然第二年就出现了许多台冷饮机。之后他找中科院的专家帮他设计出投影机（一种类似小电影的东西，因为当时电视机还很少，投影机发展很快，到处都有投影机放映室），他卖投影机再次赚了许多钱。
到日本留学谋发展
1984年，当中国内地很多人还在为“万元户”而欢呼时，李晓华已经成了中国第一代百万富翁了。然而这并不是他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他请教了北京市工商联的一位前辈，那位前辈告诉他：“年青人为了将来的前途更美好，必须要有更多的知识。”1985年他放弃国内舒适的生活，到日本去留学了，在那陌生的国度里，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一边寻求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