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就像一棵树，从小到大离不开阳光、水和土。其实，人也正如一棵树，其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多高、多大，关键看你在社会上有多少作用，做了多少贡献。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句朴实的话已经成为雷锋奉献精神供后人学习。
奉献者的收获是一种幸福，一种崇高的情感，是他人的尊敬与爱戴，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最自由快乐的心境，莫过于无私的奉献。
奉献为我们的人生增抹光彩，使我们的人生更加灿烂。就让我们作为奉献者奉献出我们的所有，追求着“心灵丰富”的永恒的幸福。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焦裕禄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崮山乡北崮山村人，因生活所迫，幼年时代只读了几年书就在家参加劳动。
焦裕禄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仅仅活了42年，但感动着几代中国人。每年的5月14日是焦裕禄逝世纪念日，总有上万人从全国各地自发来到河南兰考，祭奠缅怀这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
走在抗灾第一线
1962年，焦裕禄恰好40岁的时候来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兰考县位于河南省东部，是当时全国遭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庄稼田地都被内涝、风沙、盐碱无情摧毁，全县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中。
焦裕禄来兰考县的第二天，就开始下乡考察了。带着战胜自然灾害的决心，他首先来到灾情最严重的生产队，在社员的草屋里、饲养棚里，以及田间地头上逐一察看灾情。这里的灾情比他所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群众住在草屋里，家里都缺衣少食；饲养棚内的牲畜也都饿得皮包骨头；而贫瘠的土地更是看不到一点点生机，放眼望去，除了无边无际风沙的黄，就是盐碱地茫茫的白，或者内涝后留下的泥洼的灰青。
可焦裕禄并没有退缩，他以一名共产党员干部特有的沉着和冷静，全身心投入到抗灾工作中，立志要将兰考建设好。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焦裕禄走遍了整个兰考县，他详细地了解了各个公社受灾状况，以及抗灾工作的开展情况。回到县委后，他为大家分析灾情，说道：
“目前，我们面对的主要灾害有风沙、内涝和盐碱地。针对这些灾害，我们要开展相应对策，可以在风口区域植树造林，以抵抗风沙；内涝产生的洼地也可以充分利用来种蒲草、栽芦苇、养鱼等。一旦这些问题解决后，盐碱地的问题也会得到相应的改善。”
他还鼓励大家：“兰考的确是重灾区，这里不仅贫穷，而且自然环境恶劣。
我们面临很多困难，但是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一定可以把它建设好。”他的这番话点燃了大家建设兰考的信心。
没有抗灾的领导，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由于兰考受灾频繁，救灾也频繁。人们都说：“县委机关成了救灾部。”面对这种情形，许多领导对改变兰考的现状缺乏信心，甚至想离开兰考。焦裕禄通过调查，对兰考的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他明白，在灾难中，群众的眼睛紧盯着县委，县委领导要是不挺起腰杆，就不能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劳动的积极性。要改变兰考的现状，首先就要改变县委领导的精神状态。
一天晚上，焦裕禄去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谈心。焦裕禄对张钦礼说：“你在兰考工作了十多年，比我更加熟悉这里的情况。你觉得，改变兰考现状的关键在哪里？”张钦礼回答说：“在于改变人的思想。”焦裕禄说：“我看应该在‘人’的前面加上‘领导’二字。没有抗灾的领导，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经过倾心交谈，他们两人达成了共识：要战胜“三害”，首先要消除人们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全体干部进行抗灾思想教育；要除掉“三害”，首先要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否则是不可能有效果的。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焦裕禄带领县委全体委员来到火车站。火车站里挤满了逃难的灾民，他们穿着国家发放的救济棉衣，有的蜷缩在车厢里，有的拥挤在候车室里。焦裕禄对县委委员们说：“是灾荒让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也有责任。党把兰考县36万人民群众交给我们，我们却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渡过难关，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我们应该感到愧疚和痛心啊！”
他们回到县委，已经很晚了。焦裕禄和委员们开了一个会。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说道：“我们经常讲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牢记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责任感去领导群众，从而改变兰考的面貌。”委员们的内心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触动。他们很快明白了过来，决心和焦裕禄一起努力，改变兰考的面貌。不久，焦裕禄和其他县委领导一起，制订了改变兰考面貌的具体计划。根据计划，大家努力奋斗，争取在三五年之内，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
由于长时间的紧张工作，焦裕禄渐渐体力不支了，原有的肝病也越来越严重。但是焦裕禄却顾不上休息，因为摆在他面前的问题还有很多。他不仅没有休息，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他深入群众，经常住在群众的草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看到群众在治沙、治水、治碱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非常高兴。群众奋力根治“三害”的精神也极大地鼓舞了焦裕禄。
转眼到了1963年冬天，群众过冬的问题又摆在了焦裕禄和其他县委领导的面前。这一天黄昏，北风呼啸，雪花纷飞，天气异常寒冷。焦裕禄见状，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保证人民安全过冬，保障人民财产的安全。
所有的工作部署好后，他仍然不放心。第二天天刚亮，焦裕禄就去乡村了解御寒的情况。一路上，风雪铺天盖地袭来，寒风尖厉地呼啸着，积雪足有半尺厚。迎着风雪，焦裕禄带着几个年轻的小伙子，艰难地向前走着。
一整天，焦裕禄都没有休息过片刻，他走过了9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群众。在梁庄，他走进一户老年人家中，发现两个无依无靠的老人躺在床上。老大爷有病，老大娘眼睛瞎了。焦裕禄见状心酸不已，就坐在老人的床头，嘘寒问暖。老大爷问他是谁，焦裕禄说：“我是您的儿子，我来看你们来了。”
老大爷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拉住焦裕禄的手，一个劲儿地点头流泪。
身患重病，并不影响工作
1964年春天，兰考人民治理“三害”取得胜利。这时，焦裕禄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了。他开会作报告时，经常把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的位置。有时候，他用一根木棒的一头顶住肝部，另一头顶在藤椅上。时间长了，那把藤椅竟被顶出一个大窟窿。其他同志都劝他休息，焦裕禄却笑着说：“病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敢欺负你了。”
焦裕禄独自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没有告诉他的亲人。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已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领导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我不能离开。”地委领导为焦裕禄请了一位中医并为他做了诊断，还给他开了几服药。但焦裕禄无论如何都不肯收下药品，他说：“灾区群众的生活这么困难，而我却花这么多的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
一天，焦裕禄和县委干部张思义一起，骑自行车到三义寨村去考察。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病突然发作，他痛得实在骑不动了，两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行走。
到了村子，大家看他气色不好，都劝他先休息一下。焦裕禄却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焦裕禄一边听汇报，一边强按着肝部做笔记，钢笔好几次从他的手中滑落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景，满眼含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人民的好公仆
1964年3月，兰考人民治理“三害”的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生命也到了危急关头。这时，上级组织强行送焦裕禄去开封看病。临行那一天，由于肝部痛得厉害，焦裕禄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啊！
一年来，他跑遍了兰考县149个大队中的120个，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现在治理“三害”到了紧要关头，他怎么能离开呢？他感到非常痛苦、内疚和不安。
焦裕禄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还会回来的。然而，他的这句承诺并没有兑现。焦裕禄的病情已经开始恶化。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医院。面对这位与病魔作顽强斗争的县委书记，医生们深深地感动了，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为焦裕禄细心诊断。诊断书出来了，上面写着：“肝癌晚期，皮下扩散。”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全体干部和群众都惊呆了。当他们来看望焦裕禄的时候，焦裕禄却不谈自己的病情，只询问县里的工作。
5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来探望他。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住张钦礼的手，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没有。”
“这样大的雨，怎么会没淹？你是在安慰我。”
“真的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了作用。”于是，张钦礼给焦裕禄讲了兰考人民抗灾斗争的情况。
焦裕禄这才放下心来，他忍着痛，问张钦礼：“我的病怎么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张钦礼迟迟没有回答。焦裕禄追问了好几次，张钦礼才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静地说：“哦，我明白了……”
过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自己的照片，交给张钦礼，说道：“钦礼同志，现在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你回去后，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奋斗下去。我死后，不要多花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组织上能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没能治理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理好。”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因患肝癌不幸逝世，走完了他不断奉献的一生。他勤劳俭朴，始终坚持艰苦奋斗；他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得失；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人民的楷模。焦裕禄的这种奉献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是人民的好公仆，人民会永远记住他的功绩。
一腔热血洒高原——孔繁森
孔繁森于1944年7月出生在山东省聊城市堂邑镇五里墩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8岁参军的他，在部队上一干就是7年。
1966年9月，孔繁森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复员后，他当了工人，后被提拔为国家干部，历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西藏岗巴县委副书记、莘县县委副书记、聊城行署办公室副主任、聊城市林业局局长、聊城行署副专员、拉萨市副市长及阿里地委书记。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新疆塔城不幸殉职。
为了党的事业
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聊域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了名，还请人写了“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以自励。刚到西藏，他又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
的诗句，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志向。
从踏上西藏这片土地开始，孔繁森就暗下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西藏这块神圣的土地，献给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孔繁森在岗巴担任了三年的县委副书记，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有一次，他骑马下乡，不幸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昏迷不醒。当地的藏族群众抬着他走了30里山路，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很多藏族同胞守护在身边，内心十分感动。当他调离岗巴时，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地含泪为他送行。
在西藏工作期间，孔繁森深深爱上了这片壮丽、神奇的高原，深深爱上了这里的藏族人民。同时，他也深深感受到当地群众要求改变贫困面貌的迫切愿望。
回到山东后，他曾表示：“我这条命，是藏族老百姓捡回来的。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再次踏上那片令人终生难忘的土地，去工作，去奋斗！”
1988年，孔繁森担任聊城市行署副专员。这一年，山东省在选派进藏干部时，省政府认为孔繁森有在西藏工作的经验，便准备让他带队入藏。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说：“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的安排。”
回到家后，他鼓起勇气对妻子说：“庆芝，组织上又安排我进藏了。我亏欠你的太多了！等从西藏回来，我一定会加倍地补偿你。”临走时，孔繁森默默地来到年迈多病的老母亲面前，想到这也许是他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就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他跪在母亲面前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娘，您要多保重！”说完，流着眼泪给母亲深深地磕了一个头。
为了党的事业，孔繁森把对家乡、对亲人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奉献给了祖国和广大的人民群众。
没有血缘的父亲和儿子
孔繁森第二次入藏后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任职期间，他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的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乡办、村办小学，为发展西藏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1年，孔繁森因为车祸，造成了严重的脑震荡，颅骨骨折，高烧昏迷。住院治疗期间，他得知一所学校出了问题，便不顾高烧骑着自行车赶到那所学校去处理。在孔繁森和全市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了80％。
1992年，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时任拉萨市副市长的孔繁森立即赶赴灾区。在羊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有三个失去父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曲尼、曲印和贡桑。这三个孩子一看到孔繁森，就哭着喊着扑到他的怀里。孔繁森看着他们心疼极了，于是他决定亲自承担起抚养这三个孤儿的责任，成为他们的父亲。
孔繁森一个人孤身在外，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辛苦和劳累。尽管他自己的家庭负担比较重，但每次下乡，他总要把钱分给那些生活贫困的藏族群众。往往刚过半个月，他的工资就花得所剩无几，有时连交伙食费的钱都不够。
在西藏工作的近十年时间里，孔繁森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他节省下来的工资，大部分都花在了藏族群众的身上。收养孤儿后，他在经济上就更加拮据了。以前，他是一个人，生活上还能凑合，可现在他要照顾三个孩子，他不能让孩子们受委屈。
1993年春天，孔繁森悄悄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要求卖血。护士看着他那已经斑白的鬓角，婉言劝道：“您这么大年纪了，不适合卖血。”孔繁森连忙恳求道：“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急需要钱用。请你帮个忙吧！”护士见孔繁森如此恳切，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
孔繁森的生活极其俭朴，他经常只吃白饭和榨菜，工作忙的时候，开水泡馒头和方便面也是常有的事。他穿的许多衣服都打着补丁，就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每次去拉萨和阿里，他总要买一些比较便宜的生活用品带回家，因为有地区差价，这样可以省一些钱。尽管对自己苛刻，但他对别人却总是很慷慨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