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上午，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上午10时许，就在抢救到最关键的时候，突然教学楼的废墟在余震中发生了巨大的晃动，楼板在摇，墙体在垮……二次坍塌！危险！快撤！此时，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如果再次进入废墟救援或者不撤出救援现场，结果不言而喻。为了保护救援人员，消防指挥部立即下令：所有人员必须暂时撤出，等余震过去后再进入。
然而，就在此时，几个刚从废墟出来的战士大叫又发现了孩子。几个战士听见后转头又要往里钻。这时坍塌发生了，一块巨大的混凝土摇摇欲坠。想去救人的战士被战友们死死拽住，两帮人在废墟上拉扯……最终，想去救人的战士被拖到了安全地带。
这时，荆利杰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双膝跪倒，哭着大声喊道：“我知道很危险，但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吧！我还能再救一个！”
所有人都流泪了。一个士兵的哭泣，分明是一种誓言。“出生入死”这四个字，此时听来，竟是如此惊心动魄。看到这个情形所有人都哭了，然而所有人都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废墟第二次坍塌。
荆利杰的那一跪和他哭喊着的那句话，体现了当代军人的责任和崇高。对我来说，救人是我的职责和义务。因为有这样的执着信念，荆利杰在近60个小时的连续战斗中，搜救出300多人。作为军人，每一个人民子弟兵都肩负着保卫自己的亲人和家园的责任，这种责任在穿上那身戎装的时候就已经落在了他们的肩上，这种责任是无法逃避的。
每一次，在最危险、最需要他们的时刻，我们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每一次危难，冲在最前面的，总是人民子弟兵。
作为公民，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一个人只有真正为公众的利益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时，他的所作所为才变得伟大而值得称颂。
三过家门而不入——禹
帝尧时，中原洪水为灾，庄稼被淹，房子被毁，百姓愁苦不堪。于是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共商治水问题。四方部落首领推荐鲧去治理洪水。
尧对鲧不大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了，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鲧花了9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伏。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他吸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采取了疏导的办法，带领百姓开渠排水，疏通江河，兴修水利，灌溉农田。
传说禹在治水的13年当中，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第一次，妻子生了病，没进家去看望。第二次，妻子怀孕了，没进家去看望。第三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大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没进去探望。
他一直想着老百姓仍在遭受洪水的祸害，庄稼被淹，房子被毁，于是，三次经过家门都顾不上进去探望家人。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带头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经过13年的努力，大禹终于治好了水患，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舜年老以后，也像尧一样，物色部落联盟首领。大禹因为治水有功，就被舜选定为自己的继承人。舜死后，大禹继任了部落联盟的首领，在他的治理下，部落和平，九州安定。
大禹率领民众，与洪水作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更是其忧民、为了大家不顾小家的最好体现。
具有一颗崇高的责任心，一个人就拥有了生命的脊梁。因为，人们从来不会指望一个游手好闲、没有责任感的人能够成功。只有在真正懂得了责任的意义和内涵，并付诸行动时，才预示着开始走向新的历程。
保京志士——于谦
于谦，明代名臣，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于谦少年立志，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所见人无若此儿者，异日救时宰相也。”
小时候，他的祖父收藏了一幅文天祥的画像。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词，表示一定要向文天祥学习。长大以后，他考中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严格执法，廉洁奉公。后来他担任河南巡抚，奖励生产，救济灾荒，关心人民疾苦。
1499年8月，明朝五十万大军在土木堡全线崩溃，京城里人心惶惶。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郧王朱祁钰监国，并召集大臣商量退敌对策。有的大臣主张先逃到南方去，避过此劫后再做打算。
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坚决要求给予有力回击：“京城是天下根本，人心所系，难道大家忘记了宋朝南渡的事例了吗？”
于谦的主张得到了多数大臣的支持，皇太后和郕王委派于谦指挥军民守城。
天下不可一日无主，皇太后让郕王朱祁钰做了皇帝，又封于谦做了兵部尚书。
于谦欣然受命，当即立下军令状：“不见成效，甘受处罚！”接着，他便开始部署内固京师，外筹边镇。
1499年10月，瓦剌军兵临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
于谦在城外把各路人马布置好后，他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且下了一道军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
将士们被于谦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下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这时候，各地的明军接到朝廷的命令，也陆续开到北京支援。城外的明军增加到22万人。
明军声势浩大，戒备森严，瓦剌军首领也先发动几次进攻，都遭到明军奋勇阻击。城外的百姓也配合明军，跳上屋顶墙头，用砖瓦投掷敌人。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
瓦剌军首领也先的弟弟索罗和大将毛那孩首先中炮身亡。这一战，杀得敌兵溃不成阵。也先见势不妙，企图撤兵，明军紧逼不放，瓦剌军死伤惨重。从此，也先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北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于谦立下了汗马功劳。
于谦临危不惧的精神不仅鼓舞了士兵，更打退了敌人。一代文臣能有这样的勇气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七下西洋——郑和
郑和是人类历史上杰出的航海家，他的才能在他一生所做的各项伟大事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航海、外交、军事、建筑等诸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智慧与才智。
郑和原名马三保，10岁被掳入明宫，阉割成太监，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
在靖难之役中，马三保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三保郑姓，改名为和，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
在富丽堂皇的殿宇中，有谁会明了一个十来岁孩童的内心世界？也许他自小熟稔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古训成了他生存奋发的信仰，虽然为奴，虽然身为阉宦，但他跟随朱棣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及至对他委以重任——出使西洋。
郑和离京赴码头之日，朱棣像武帝送张骞出使西域一样，走下龙椅，君臣依依话别，最后千言万语化作一句：“朕等你回来。”
其实，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第一次出海，郑和带着他的百艘战舰以及万名官兵，到了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腊、满剌加、古里、锡兰等国家。如此庞大的船队，足可称霸沿海各国，但是郑和下西洋的宗旨却是和平外交。每到一个国家，先把明成祖的信递交国王，并且把带着的大批金银财物当做礼物送给他们，希望同他们友好交往。许多国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庞大的船队，郑和的态度友好，并不是来威吓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他。西洋各国国王趁郑和回国，也都派了使者带着礼物跟着他一起回访。
在郑和之前，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甚至一个使团能够在对海洋的探索上超越他和他率领的天朝舰队。云帆高张，纵横海洋，波涛见了也低头，平海盗，和诸番，他把大明王朝一系列刚柔并济的外交政策铸就成一种海洋辉煌，如同太阳那夺目的光彩，在历史上闪耀着永恒的璀璨。
如果将郑和与世界航海时代的几位西方着名航海家的航海规模相比，则中西高下立见。1492年，晚87年，哥伦布才开始航海，帆船仅3艘，最大的排水量不足250吨，水手约88名；1497年，晚92年，达·伽马才开始航海，船也不过4艘，最大排水量120吨，船员约160名；1519年，晚114年，麦哲伦才环球航海，船也就5艘，最大排水量130吨。郑和的船队才有真正的浩荡与气势，船队排开，绵延数里。他率领规模空前的舰队在蔚蓝色的海域中叱咤风云长达28年之久，区别于西方航海的掠夺和杀戮，郑和则传播着文化与和平，与千年前同样被施以宫刑的司马迁被后人并称为“国史之光”。
这七次航行，成为中国航海史上的奇迹。
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东非各国，航程十万余里，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海岸。航行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场面十分壮观。
永乐年间，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明朝与周边的众多国家都建立并保持了朝贡贸易关系，其伸延联系范围之广，超过以往历代。“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达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如果说大唐是以广阔的胸怀迎接外来文化，那么大明就是以积极的行动去开拓国际空间。
600多年前的帆影已消失，600多年前的波涛仍澎湃，万里海路依然见证着郑和的魄力与意志，气势恢弘。
蜜蜂的天职是采花造蜜，猫的天职是抓捕老鼠，蜘蛛的天职是张网捕虫，而狗的天职就是忠诚地服务主人，造物主对每个物种都有职责上的安排。人，作为万物的灵长、天地的精英，同样具有与生俱来的职责和功能。人来到世上，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只有尽忠尽责，你的人生才会精彩。
先忧后乐——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他一生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功绩卓越，成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他重视教育，无论到哪里为官，他都很热心兴办学校，培养人才。
一次，他的朋友滕子京被贬到岳州当官。此处有一名胜，叫岳阳楼，始建于唐朝，到了宋代已经破败不堪了。滕子京到达此处后，重新修复了岳阳楼，范仲淹受他所托写了一篇《岳阳楼记》来记颂这件事。
范仲淹在文章中写道：“我曾经探求古代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感情，他们的表现与被贬官的人和失意的文人的态度不同，是什么原因呢？不因为外物的好坏和自己的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里做高官就为百姓担忧，不在朝廷上做官就为君主担忧。这样看来是在朝廷做官也担忧，不在朝廷做官也担忧。既然这样，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他们一定会说：‘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唉！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道呢？”
范仲淹当年写《岳阳楼记》时58岁，已经被贬谪多次。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始终都没有懈怠“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使命。
现在有一些人，他们的关注点总是集中在个人利益上，忘记了自己是国家的公民，忘记了对于国家应该有的关切之情。顾宪成的名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是一个口号，更应该成为我们真正实践的目标。胸怀天下的大气，“先忧后乐”的悲悯之心，是我们应该具备的。
我把一生交给党——陈潭秋
陈潭秋，湖北黄冈人，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都在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在中学大学期间，陈潭秋善于思考、辩论，广泛交友，探讨改革教育、改造社会问题。
他常到校图书室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
等书刊。同时因他五哥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陈潭秋更受其革命思想影响，追求革命，积极参加各类学生运动，他曾表示：“我定要正直为人，为民众办事终生！”
在五四运动中，他是游行的带头人，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1920年初，他与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作为培养革命人才、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他还给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并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董必武在武昌抚院街寓所里秘密召集陈潭秋等人，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组，这使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1921年初，他和刘子通、黄负生等人共同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并在《武汉星期评论》先后发表《“五一”
略史》、《赶快组织“女界联合会”》等文章，阐明“劳动者，就是世界的创造者，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维持者”，要求工人联合起来，反对“这样昏沉的中国”统治者，大造革命舆论。7月，他出席了党的一大。
1923年2月，他发动与领导武汉各工团学生组织，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事后他遭通缉，转赴安源从事职工教育，并以高师附小教员身份掩护革命活动。同年9月，他被任命为中共武昌地方委员会委员长，在湖北城乡积极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工农群众运动。同时，协助董必武，为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1925年五卅惨案后，革命陷入低谷，陈潭秋与董必武领导武汉各界举行万人反帝爱国游行。1926年7月至1927年6月，陈潭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兼武昌地委书记。这期间，他主办了“北伐宣传训练班”，主编中共湖北区委机关刊物《群众》，发表了《湖北农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之意义及其工作》、《审判陈刘诸逆》等文章，作《中国民族运动史》、《武汉社会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实》等演讲，热情讴歌革命的群众运动，控诉帝国主义、大小军阀和蒋介石屠杀人民的罪行。八一南昌起义前夕，他奉命到江西，转入地下，领导群众，配合南昌起义。
1929年10月，陈潭秋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组织部日常事务。1930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之后，被派往沈阳，化名孙杰，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负责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从而在思想基础上保证了革命活动的顺利进行。12月7日，他在哈尔滨遭逮捕，被判处4年徒刑，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返回上海。1934年1月，他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政府粮食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