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法》一文，构思运笔实在奇特，语言的幽默风趣也实在达到了极致。诸如写“老死”是“出缺”，因为“一家里拥上一两百个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实在有点住不开”，所以“出缺自然是很欢送的”；写溺死泡久了像治的“胖大海”：怀疑盗贼吊死在架上“风吹着骨节珊珊作响”未必可信，“因为盗贼不会都是锁子骨”；觉得枪毙“美中不足”是“弹子太大，削去了一块皮肉”，设想“如能发明一种打鸟用的铁砂似的东西，穿过去好像是一支粗铜丝的痕，那就更美满了”，等等，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想，所能言及。语言的幽默风趣虽然尽说些玩笑话，却又故作严肃认真以至显出十分憨厚之相。如说到中世纪卫道的人对付异端者的处死法“茶毗”，作者装得非常认真地说：“不但当时烤得难过，随后还剩下些零星末屑”，颇“不很好”。杀头“不雅观”，吞金喝卤“有点妇女子气”，吃鸦片“大有损名誉”，枪毙“美中不足”是弹子太大，设有像铁砂一样粗细“就更美满了”……这一些也莫不是以严肃语气说出。从美学的意义说，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落差就出现幽默，周作人在这里以严肃语气说玩笑话，再以玩笑话议论严肃的问题，就更达到双重的效果。无怪乎认真读这篇散文，你能发出会心的笑，会忍俊不禁，会从笑声辨出苦昧、涩味，会在笑过之后和作者一起流出悲伤的眼泪。
周作人为何要“闭户”以读书？
为谈《闭户读书论》的文章，取题为“人生××好读书”，是因为对于读书，确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和态度。有人说“人生寂寞好读书”，有人说“人生痛苦好读书”，有人说“人生无聊好读书”……这“好”字，可以读成三声（音调），也可以读成四声：念三声，意为便于，念四声，则解作“喜爱”，也可理解为“才”“始”，因此，读书是出于寂寞？痛苦？无聊？……就要视各人而定了。
周作人写《闭户读书论》，提倡读书，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历来，有许多人对周作人这篇文章是持批判态度的。早在1 934年，许杰即写有《周作人论》，对周作人的思想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徐杰的观点现在看来也是尖锐深刻的，有些看法则值得商量。如他对《闭户读书论》的评价是：“及到民国十六（1927）年以后，因为中国的革命运动与转变，以士大夫出身的周作人，就晓得说话之危险，若要‘苟生性命于乱世’，所以便把思想更加‘消沉’起来，主张‘闭户读书’了……因为要“苟全性命于乱世”，所以要闭户该书：本来，闭户读书就闭户读书好了，又何必做文章说是闭户读书昵？这便是读书人的脾气发作的缘故。”
显然，许杰对周作人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否定的，认为他的出发点不过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后来，一直到近年，一些人基本上还是重复许杰的看法。如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周作人）感到进入了一个‘危险时期’，于是提倡‘闭户读书’，“这就是说，虽有不平，但不要激烈，不要乱叫乱嚷，更不要乱动，因为在他看来，‘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高云：《周作人论》）又如说：“一年以前，他（周作人）还振振有辞地斥责《顺天时报》的‘苟全性命’论‘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曾几何时，他自己却躬行前所竭力反对的。……‘怕看见血腥’，这的确是周作人走上逃避现实的‘安全的路’的重要原因”。（许志英，《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思想倾向》）许杰等对《闭户读书论》所取的批判态度是否正确，是否合适呢？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原文，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从具体作品出发，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抱着既定的看法来读这篇文章，当会发现他们的批判和作者原意是有出入的，就是说，他们的判断和批评并不完全符合《闭户读书论》的实际。
是作者真的被反革命暴行吓破了胆，“怕看见血腥”，想‘苟生性命于乱世’吗？果实如此，那就应该是“三缄其口”一语不发。作者不是明知在“此刻现在”这样“一个危险时期”，“假如激烈一点的人，且不要说动，单是乱叫乱嚷起来，想出一口鸟气，那就容易有共党朋友的嫌疑，说不定会同逃兵之流一起去正了法”吗？他为什么还要写文章，并且在文章中直言现实的黑暗，敢于说“除非你是在做官，休对于现时的中国一定会有好些不满或是不平”呢？要知道，这可不是“忍耐着不说”，至少也算是出了“一口鸟气”，这岂不说明他并不怕被看作“共党朋友”拉出去“正法”吗？奇怪的是，批评《闭户读书论》的人也看到，并且提出了问题：“本来，闭户读书就闭户读书好了，又何必做文章说是闭户读书呢？”其实，如果论者沿着这个问题的线索去思考，本该得出恰当的结论：原来作者提出闭户读书是出于不得已：他也并非真的要大家躲进书斋沉埋不起，实际上他也借谈读书而谈了时势，谈了政治，对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可惜的是批评者看到并提出了问题，却仅仅作出结论道：“这便是读书人脾气发作的缘故”，或者说这正是周作人“躬行前所竭力反对的”活命哲学——“苟全性命”论。这不但过于简单，也未免显得武断。
还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即要看作者究竟提倡读什么书，二十年代初，即“五四”运动过后不久的胡适也曾提倡青年读书。他在《读书杂志》及随后创刊的《国学季刊》上着文鼓吹“整理国故”，并具体列出一张为数近二百部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其中包《三侠五义》之类宣传封建主义的作品和一些佛经，号召青年钻到“故纸堆”中去。这样提倡读书，显然是想引导青年远离政治，远离现实，不让他们去参加爱国运动。为此，鲁迅也针锋相对地着文要人们“少看中国书”，因为“现在的青年显要紧的是‘行’，不是‘言’：他怕人们多读了古书会“沉静下去，与现实人生离开”（《华盖集·青年必读书》），这一回，周作人虽然也是提倡读书，而且是“闭户读书”，但他提倡人们读的主要是史书，“即是《四库》之史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历史“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当然，提倡主要读《四库》之史部，不一定全面：说现在和将来也都包含在过去里，也不一定确当。但是，他认为鉴古而能知今，读史书是为了解现实，出发点不能就是纯然消极的，相反，其基本观点还是应予肯定。他的话说得很清楚：“须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纸张，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就是说，他并非要人们为了消遣去读书（按他所指引，不但不能消遣，恐怕会增加苦闷），更不是要人们读书之后沉静下去。
对这样的提倡读书，我们能不予分析而取简单摒弃抹杀的态度吗？
毫无疑问，面对黑暗现实，最正确、最积极的态度是反抗，是行动，而不是闭户读书。然而，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介书生来说，能要求他采取反抗行动吗？而且那动辄治人以死的年代（须知周作人写作此文时已进入十年内战的时期，这一点周作人在此文中已提到），周作人除了着文对现实加以揭露和抨击，或者说“不过”借此发发牢骚之外，又还能说些什么呢？鼓动青年起而反抗吗？且不说这不合周作人当时的思想，即便周作人能如此做，当时的言论管制又能允许他如此做吗？因此，设身处地，客观地从周作人的实际出发，（也不必从谅解的立场为周作人辩护）恐怕对《闭户读书论》这篇文章倒是应该主要取肯定态度。承认他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或不平”，是属于“人生痛苦好读书”派，并且文章也确实反映了一些当时的黑暗现实，总的说来，它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积极而非消极的。
周作人写散文，尤其是写一些牵涉政治社会问题的文章，都好用反语。他有“不满或者不平”，又常被他“平和韬藏”的思想性所冲淡。他针砭时弊也仍不失绅士风度。因此，他愤激时也常给人以“怨而不怒”的印象，这样，在当权者那边既不讨好，在激进的革命者看来又不过瘾。有时，他的反语还被人正着读。
前面我们提到他早些时候写的《碰伤》，居然被一青年正看了，还写信去责难他。这一篇《闭户读书论》和《碰伤》十分相似。其中，被批评者抓住不放的一句“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反语，并非作者其意。把读书说成是一种“消遣法”，也是反语。即便是文章题目所谓“闭户读书”，又何尝不带谑意；作者为怕人误会，还在文中特意说明了一句：“闭户云者，聊以形容，言其专一耳，非真辟孔则不把卷，二者有必然之因果也。”
周作人用反语，也常和幽默用语连结，或交替。说因为不满，又忍耐着不说，得了忧郁病，便迟早会去跳黄浦江，这倒是医好了烦闷，却就此丢掉了性命，正如门板夹直了驼背——这是幽默和反语连结。反语“医好”和门板夹驼背是一回事。
说“想了一天才算想到了一个方法，这就是‘闭户读书’，——这是幽默和反语交替。前半句说“想了一天”“才算想到”显然是幽默（这一句幽默很容易为人所忽视），后半句“闭户读书”则是反语。说到读什么书，先说《五经》，“自然，这是圣人之典，非读不可的”，继说“而且听说三民主义之源盖出于《四书》，不特维礼教即为应考试计，亦在所必读之列，这是无可疑的了。”这里也是幽默、反语掺合着使用：“非读不可”“无可疑的”就不能看作正面话，而是讽刺当时国民政府的提倡读经，在本文提倡读史之前也箅是先虚晃一枪；“不特维礼教即为应考试计”就属讽刺幽默。总之，读周作人文，尤其是这篇《闭户读书论》，不分清这些反语和幽默用语，不看懂它们的作用，就很难领会甚至理解错作者的原意。
用形象来说理也是《闭户读书论》一个重要手法。本来，散文应该多用形象语言，甚至多描绘人物和事物的形象。但像本篇这样用形象来说理，则不是高手则很难奏效。在本文中，周作人开篇就用了形象化的手法来说明死之实有，如说“现在知道人的性命只有一条，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只有上联而无下联，岂不悲哉！”继而又说要寻解除烦闷的消遣方法，有钱有势的人就可以“抽大烟，讨姨太太，赌钱，住温泉场等”，而这些又为“寒士”所不能。特别是后来解释历史可以说明今天和将来，作者用照片来打比喻，既形象又生动，不仅有很强的说服力，且用“樟头鼠目”的“历史人物”来映射“当世舞台”，更加深了作者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盖读史足可以有助于识别当世统治者的嘴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