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早出晚归，如饥似渴地看了一本又一本。有重要的材料没有钱复印就抄书，做卡片。买不起卡片，我就从文具店买来一般16开的白纸裁成64开做卡片。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大约查阅了一百多本专著，做了三千多张卡片。不仅李先生提出的70多个问题我基本上可以回答了，而且由于看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分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史之类的书，我对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尤其是汉民族的特征，有了新的认识。
吸饱了养份后，我回到武义家中，开始对书稿进行全面的修改。
在此，我不得不提及季树才先生。当时他任武义县委宣传部负责人，主管教育口，具体管我的工作分配问题。在分配前，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有什么要求，我除了申诉我的冤情之处，见他对我没有恶意，且有善解人意之态，故向他说了我正在按出版社的要求修改汉民族形成与发展，希望他能给我点时间。此人果然爽快，没有摆出吓人的领导架子，同意我在家修改书稿，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告诉他，什么时候分配我去工作。这样，我得到了难得的时间，事隔将近二十年了，我至今还是要感谢他！
这次修改，一方面有了较充足的时间，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充足的养份，所以我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修改工作，将7万字的《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扩大成了20万字的《汉民族史》。当我用方格稿子将草稿抄正之时，看着厚厚的约有700页的书稿，我心中油然生出一股的悲壮之情，逆境中的崛起真是既悲且壮啊！正如一首名为《扎根》的小诗所言：
茁壮并深根
我们平和的迎接
雨的狂
风的劲
五、见树
深深扎根于土地上的小树是不怕风雨的，具有生命力的。20余万字的《汉民族史》又经历了一个从小树长成大树的历程。
1983年初我的《汉民族史》交稿后，我个人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为了能实现在大学求学师从岑家梧教授曾立下终身从事民族研究的理想，从1983年到1984年底不断地向在报上刊发了招聘启示的单位联系调动之事，先后向深圳大学、太原市委党校、无锡市委党校、海南大学、中南民族学院等单位提出了申请，但是，都因武义县的有关领导不同意而不得成功。
有一件事在此不得不提及，即1984年我一个学生叫褚幼萍，他的父亲曾任过当时任浙江省省长薛驹的警卫员，他出于对我的关心，专程去杭州把我的情况向薛省长作了反映，薛省长在我写的材料上批示：这样的人才拟调到浙江师范大学去工作。但是此批文传到当时武义县的县委书记手中，他一方面答应薛省长去办，另一方面则对我说要有人来接替我的工作才放我走。这怎么可能呢？当时我在武义三中任教，除担任高中文科班的班主任外，还担任高中哲学、高一世界史、初三中国史的课，他不派人来我怎么走得了？这事一拖就到了1984年底，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我的师兄张有隽的来信，他说从中南民族学院方面得知我仍在中学教书，见我这几年发表了几篇论文，知道我一直坚持民族研究工作，说他现在已任所长，问我是否愿意去广西民族学院工作。接信后，我与桂兰商量，广西虽然僻远，但搞民族研究的资源丰富，1964年到1965年我参加三江“四清”工作，到过柳州、桂林，对广西的山青水秀有良好的印象。南宁虽然没有去过，但作为广西的首府不会比桂林、柳州差，加上广西民族学院内有一个相思湖，学院的自然环境也一定很好。这样，从来没有到过广西的桂兰，在家人的一片反对声中，坚决地同意与我一起去广西民族学院。
但是，广西方面发来了商调函，尽管县劳动人事局的局长是我的朋友，可是武义方面的领导仍然不同意，当时的县委书记要我留在武义，为武义的发展作贡献。那位当局长的朋友也不敢放人。正在无奈之中，广西方面得知我的处境后，于1985年2月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事厅打了报告，人事厅批复说，这样的人才若自愿到了广西来工作，可以不要户口、不要档案，不要工资关系，到广西后，由接受单位照其原工作单位所发的工资条发工资。3月初接到广西方面寄来的广西人事厅批文的复印件，便下决心，拍屁股走人！决心已定，我和桂兰都同时向单位递交了请调报告，花了三天时间打点了全部行李，用火车托运了行李，于3月25日一家三口乘火车离开了工作了二十年的武义，奔赴陌生的南宁！
一到广西民族学院，没有多久，不仅《光明时报》发表了我写的上述文章：《汉民族研究刍议》，也收到了四川民族出版社李峰铭先生的来信（这时李先生已担任四川民族出版社的副社长），要我到成都面谈书稿出版的有关事宜。于是，经学院黄鸣院长的批准，1985年，我利用到北京参加全国民族理论工作会议的机会，乘飞机绕道到成都，见到了李峰铭，并陪同李先生一起到重庆，住在重庆海军招待所里，两人长谈了两夜。李对书稿的意见是：现在20万字的书稿比以前二稿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社里对这本书寄予很高的希望，希望我能利用在广西民族学院工作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扩大资料面，吸收近几年相关的学术成果，写出一流水平的《汉民族史》，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能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我对李先生提出的要求感到惶恐，我对李先生说：我写第三稿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我的水平，要写出全国一流的学术专著，恐怕很难胜任。李先生却不以为然，举了学术界许多实例，说明了学问是人做出来的，学术界许多大学者都是从小做起的，关键是你研究的方向准不准？是不是学术真正的前沿？如果认准了，坚持下去，一定会成功。三稿比二稿更好，难道你不相信四稿会比三稿会更上一层楼吗？
在李先生的鼓励下，我回到了南宁，开始了向汉民族研究学术高峰的第四次的冲击。确实，正如李先生所言，扩大了资料面，学术思路会豁然开朗，我从1985年9月开始，钻进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翻箱倒柜，不仅找到了许多我过去没有见过的书，还有我过去很少涉及的学术期刊。广西民族学院图书馆作为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馆藏期刊比较丰富，从学术期刊上我逐渐掌握了学术发展的动态，摸清了学术发展的前沿。与此同时，结合我撰写《民族理论政策简明教程》，我归纳和概括了汉民族史研究的规律，即应按民族发展的规律来研究汉民族。理论的升华，使我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从1980年到1985年，整整六年的呕心沥血，使我悟到了汉民族发展的规律，决定从起源、形成、发展、特征和文化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汉民族的民族过程及其人文特征。
理论清，方向明，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986年一部五十万余字的《汉民族发展史》脱颖而出，六万余字的《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研究》，历经六年，四易共稿，终于从一支小枝长成为一棵大树，正如一首名为《见树》所言：
阳光
雨露之必要
暴烈狂风之必要
一切将成为过程
我将展现根植土地的美丽
迎接根植土地的人群
六、成林（上）
《汉民族发展史》的撰写和出版使我的学术眼界更开阔了。从1986年定稿到1992年出版，《汉民族发展史》虽然经历了艰难而坎坷的历程，但我却没有为此而松懈。我明白“知无涯，学也无涯”，《汉民族发展史》完成后，我所钟情的汉民族研究应该如何再深入一步，再提高一步，再发展一步呢？我一直在探索，在思考。思考的结果之一，是准备进入汉族风俗史研究的领域，此事暂不详表，待后再叙，在这里我先说的是关于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民族的问题。
1993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谢剑先生的安排下，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博士的邀请，到该所作为期一周的学术访问，期间由人类学系主持，作了《汉民族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学术演讲。在学术交流中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资深教授乔健先生和谢剑先生不仅出席了讲演会，还与我就汉民族研究的对象、内涵和方法论问题展开了讨论。他们建议我要学会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汉民族。
乔、谢两位先生的建议对于一直在民族理论方法论上摸索的我，无疑有指路的作用。过去我虽然于20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初到贺县南乡作田野调查，撰写了《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初步运用人类学社会变迁的理论和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课题研究，但那是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尝试，从根本上说来，那时的我对人类学的认识仅仅初步“亲密接触”，使我对传统的、受苏联影响极深民族理论有了一种全新认识，深感其刻板、僵化和严重脱离生活实际，而初步感性地认识到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生动、鲜活和紧贴生活实际。初次尝试就有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之感。这次在乔、谢这两位教授的启示下，我的学术兴趣进一步地向人类学转移。
如何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民族？我的认识有一个从浅到深、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一个过程，也正是我呕心沥血的开拓汉民族研究从见树到成林的过程。
起初，由于我的人类学知识浅薄，认为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是要对当代的汉民族进行研究，就是要对汉民族的文化进行研究。过去，我费了六年的心血呕成《汉民族发展史》，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按照民族发展规律，从高处、远处对汉民族进行了鸟瞰，充其量只是给汉族画了一幅速写。现在就应该从近处对当代汉民族进行中观和微观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当代汉民族发展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审视，所以，1994年我起草了一个“汉族历史文化研究”计划，打算立足当代，按省、自治区、市的行政区域来研究汉族的历史和文化，编辑出版一套“汉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这个计划虽然有一定的创意，但由于过于庞大，不仅许多出版社无法接受，就是一些学者也觉得无从下手。后来，这个研究计划，通过上海文艺出版社徐华龙先生的推荐，被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胡小静先生看中，他认为计划虽然庞大，但创意新，有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为此，他建议我们调整计划，缩小规模，先按大区对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加以研究，这样既保留了创新，又便于操作。这个建议，当然是金玉良策，我们那有不同意的道理，于是双方于1996年6月签署了约稿协议。从1996年6月开始，我进入了种第二棵树的历程。
第二棵树的种植过程，实际上是我不断学习人类学，不断运用人类学的过程。话要从1995年7月参加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说起。
人类学前辈费孝通先生为了促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向教育部申请创办了这个高级研讨班。当时我并不是第一届高级研讨班的学员，而是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和常务副主编的身份，在研讨班的最后两天赶到了会场，第一次结识了中国人类学界的中青年精英，向他们宣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将向人类学倾斜，以较大篇幅开设人类学专栏，优先发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和田野调查报告，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并宣布了向大家赠阅《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的决定，广交了人类学界朋友，开通了获取人类学信息资源的渠道。更重要的是第二天参加开幕式时听了费孝通、季羡林、乔健、韩国金光亿、日本中根千枝等大师们的讲话，费先生的闭幕词讲的一段关于人类学后继有人的语重心长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再一次感受到学术的接力棒是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铸成的，我想种的汉民族研究的第二棵树，必须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做肥料才有可能“成林”。于是我下决心今后要参加研讨班的学习，以丰富和提高自己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
1996年元旦刚过，我冒着零下10度的严寒到北京大学参加了第二届高级研讨班的学习，成为一名正式学员，成了一个“一年级小学生”。在这次研讨班上，我发言的题目是《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荣幸是，我的评议人是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说实在，我当时主要是从乔先生《中国人类学的困境和前景》一文中受到启发，结合自己开拓汉民族研究的心得，谈了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当时发言只有一个提纲，没有写成文字，幸好会议作了录音，由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参加研讨班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如下：
我发言完之后，李亦园先生作了如下评议：
徐杰舜教授的汉民族研究跟我们自己的研究是连在一起的，就像上午所说的，用文化的观点来做，无所谓汉族和少数民族，一样的，都是研究的对象。何况汉民族实际上是那么多，代表的意义就更重要一点。汉民族研究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徐先生所说的，实事上我们也是被一些比较教条的观点所套住了。比如讲，我们的人类学，即使讲在这个房间里面，恐怕也不全是汉族吧，那么倒过来说的话，你们（少数民族）来研究汉族，也算异文化，是不是？实在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就没有想到还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这五十五少数民族的人类学家来研究汉族，也算otherculture的研究，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想，都站在汉族沙文主义的立场，好像口里边讲，我们有五十六民族，但心里面讲，研究者是汉族才能研究，别的少数民族就不能研究，其实，汉民族对他们来说是otherculture，是异民族，那么就当然可以照Leach教授所说的来研究我们，何况少数民族的人类学家们的汉语很好，比我们（汉族）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能力要高得多，所以，倒过来说，实际上是对的，这些我都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乔健先生作了如下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