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生光
一、刘智及其宗教思想
《古兰经》启示：“为奉真主之命，而召人于真主者，为灿烂的明灯。”穆罕默德亦说：“我逝世后，圣道将要泯灭，谁复兴我的道路，谁便能得到实行圣道者的代价，毫无减少。”刘智（字介廉，号一斋）遵行这个明谕和训示，完成了前人未曾作过的宣道、兴教的著述事业，从而得到中国穆斯林大众的赞美和敬仰。
刘智大约出生于1660年前后，他所处的康熙、雍正两朝及以后的乾隆时期，史称“康乾盛世”。清王朝取得政权以后，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在治国安邦方面有了一定成绩，各种矛盾从表面上渐趋于缓和，统治者暂时从连年战争的巨大消耗中解脱出来。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宁，因此文化学术活动便迅速繁荣起来，各种学派应运而生，文人著书立说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辑订，大量文学名著和科技农医专著的相继问世，标志着我国科学文化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在这种大潮推动下，也掀起汉译伊斯兰教经典著作的热潮。而前辈回族杰出的伊斯兰教学者们，通过实践所创出的一条中西合璧的道路，对后来的刘智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使他在汲取继承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开拓性地把汉文译著推进到更臻完善的地步。
刘智家乡上元（今南京）是江南六朝故都，人文荟萃的历史名城。这里汉文化高度发达，名流学者灿若群星，也有一批精通阿、波文字和深有汉文造诣的人才从事中阿文化的交流工作。刘智父亲刘三杰就是一位在当时负有名望的宗教学者，他经常与人一起切磋宗教问题，从事学术研究，使少年刘智得以耳濡目染。刘三杰曾著有《清真教说》，并为马注的《清真指南》作过详细校订，治学有道，家教颇严。这种伊斯兰教气息很浓的家庭环境，对刘智的思想必然产生很大影响。父亲的文化素养和治学态度，也使刘智在不断的熏陶中深受教益。刘三杰不但深通经学，而且很有抱负，他“居尝抚膺而叹曰：天方之经，析理甚精，但恨未能汉译之，伸其广昭于斯土也”（1）。这对刘智也是一种鼓励和鞭策，他“年十五而有志于学”，从少年时代就萌生了“承先君子志，译天方礼法书”的迫切愿望。刘智得天独厚的家庭环境为他在事业上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刘智个人天赋和勤奋，也是促成他夙愿以偿的重要原因之一。父亲去世以后，刘智并没有中辍学业，而是越加孜孜以求。“寻览遗经，揩摩手泽，辄法然以悲，益复自奋，于是谢绝人事，不惜倾囊，购百家之书而读之。”（2）他以充沛的精力“八年膏晷，而儒者之经史子集及杂家之书阅遍。又六年读天方经。又三年阅释藏竟。又一年阅道藏竟，道藏无物也。继而阅西洋书一百三十七种，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3）刘智满怀信心，全神贯注地遨游子百家学说汇成的知识海洋里“深探力索，以求通天方之经”（4），“卓然成一家之言”，因而获得“天才俊朗，逸思雕华”的赞誉。他的老师袁汝琦对这位弟子钦佩不已，曾夸奖道：“介廉何如人，伟人也。不伟于世务，而伟于道德，不伟于人之所能，而伟于人之所不能。所以成其亹亹也，伟人哉……伟哉，三家无是学，千古鲜是人。”（5）唯有精诚，方能立志，刘智终于以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实现了他苦苦追求的理想。
刘智是一位勤劳多产的著作家，据他自己说著书数百卷，已刊者什一，《典礼》、《性理》数种而已。《天方至圣实录》是他于雍正二年（17）24年）完成的介绍穆圣生平事迹的专著。另外还有《天方字母解义》、《天方三字经注解》、《五功释义》、《五更月偈》等多种通俗著作，在西北回族穆斯林中流传久远。他还有一部分著作，迄今未曾与广大读者见面。
从刘智的几篇译著自序中，可知他写作极为认真、辛苦。40余载，呕心沥血，不只在家长期闭门苦读，而且当其致力于撰述深感自己的学识还不那么充实时，又“裹粮负笈”外出游学，求师访贤，凡“天下名都胜迹游历过半，虽车乘驴背未尝废吟哦”。经过不少风餐露宿和艰苦磨练，使他眼界大开，增长了不少见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他又不惜跋山涉水，到山东晋谒孔陵。“有感而归”后，复专心于著述。
刘智在译著《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时，正值壮年时期，精力旺盛，碰到的困难和挫折还没有他晚年撰写《至圣实录》时那么严重，他以自己搜集到的40余部经书为依据，参阅对比，择要解译。书成后，仍然未敢自信其是，常拿着初稿向人们征询意见，逐字逐句推敲考问，反复修改，以求“理同而义合”。他的老师及朋友们都热情地为其作序，付梓刊印，扩大了这两部书在广大回民中的影响。
刘智一生孤寂而艰辛，他在译著《天方至圣实录》时，最感到苦闷的是“生无同志，业无同事，即族属亲友且以予不治生产为不祥”（6）。使他独自一人处于“自立稿、自誊清、自修自润”（7）的繁重劳作中，晚年更陷于“日无宁晷，心无宁刻。入室则咿唔懦叽，假寓则是非蹂杂”（8）的烦恼中，亲戚朋友认为他“迂腐疏狂”，去而远之，不予理睬。写作中“三易春秋，十更居处，南北星霜数千里，三脱稿乃见小成”（9），这使他深深体会到“著书之不易也”。尽管如此，他著述的决心并没有丝毫动摇，他认为“造物之成就人处固多，而颠播人处亦多”（10），“颠播”之苦，正在于“成就”其全。因此“至难中而有至美”，“至苦处而有至乐”。
《实录》成书数年后。刘智便离开了人世，直到50年后，才有人集资刻版，后来又意外遇到“海富润事件”，却是因祸得福，不但避免了穆斯林同胞流血牺牲之灾，也使这部书因御览而广为流传。
刘智译著，正如他自己所说“《典礼》者，明教之书也，《性理》者，明道之书也。今复著《至圣录》以明教道渊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也。盖三书者，三而一者也，履阶而登，升堂入室，其庶几矣”。加上其他一些著作，构成了他的宗教思想的完整体系，也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著述风格。
《天方至圣实录》是刘智在综合大量史料基础上纂译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他第一次以汉文向中国穆斯林全面介绍了先知穆罕默德63年生涯，特别详细地记述了穆圣在创立伊斯兰教过程中建立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辉煌业迹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使越来越多的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渊源和穆罕默德高贵品德有了更深了解。在当时那种资料缺乏、人们宗教知识有限、对伊斯兰教文化发祥地实情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天方至圣实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显然是其他汉译著作所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后来它又逐渐被翻译成许多外文版本，作为伊斯兰教初传国家和地区信徒们必须具备的启蒙读物而备受欢迎。许多穆斯林们稳定的宗教信念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受惠于这部书的有益启迪。
对穆斯林来说，如果把《至圣实录》比作一把升堂入室的钥匙，那么《性理》、《典礼》则可喻为认主、近主的明灯与阶梯。一个有修养的穆斯林，除颂扬穆罕默德的伟大品格，坚定自身的信仰外，还应该有一定的宗教伦理知识，养成严格履行宗教功课的自觉性。刘智就是基于这样的需要，“不惮甘苦数十寒暑”，完成了他的《性理》、《典礼》及其他著述。
伊斯兰教最主要的信仰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最基本的正信是“信真主、信天仙、信经典、信圣人、信前定、信后世”。崇尚功修，提倡善行。所有关于认主学的著作文章，虽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方法各有不同，但“认主独一”和坚持六大信仰等最基本的核心是任何著作文章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刘智作为一位学识渊博、信仰笃诚的伊斯兰教学者，他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真主上，自有其独具特色。在《性理》篇首，他开宗明义地讲道：“最初无称，真体无着，惟兹实有，执一含万，唯一含万，妙用斯浑，惟体运用，作为始出。”这里所说的“真体”，就是造化的本原，亦即大自然及人类世界生生不息，繁衍更新的主宰者。由此出发，他通过许多具体事例条分缕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把人们的认识从繁杂的直觉感受，引入到一个与儒、佛、道的义理迥然不同的奇妙而真实的性理世界。天人合一，循环返终，先天后天之事，大小世界分合的原委，全体大用，浑化之妙等等一系列道源命题，在刘智书中，都可以获得详明的解释。例如从性理观点出发，他认为功修的要道，必须抓住三点：“一曰正身、一曰清心、一日尽性。身正则其身为本然正面之镜，心清则其心为返照理世之光，性尽则其性为天人合一之理。”他还采用因经立图，因图立传，图文并用方法来揭示性理学各部分内容之间的依存、相属和包容关系，以收“观图以会意，观文以释经”的效果。
事实上，关于认主独一的思想，《性理》中意犹未尽，在《典礼》中仍然有许多补充和论述。刘智说：“是书也，始著立教之源，中述为教之事，天道五功，人伦五典，穷理尽性之学，修齐治平之训，以及日用寻常，居处服食之类，皆略述大概，而以婚姻丧葬终焉。”其中的《原教》、《真宰》、《认识》、《谛言》等篇，就是对立教之源这一根本问题的进一步充实完善，或者说是理论阐发的继续深入。刘智认为真主是万物之本，万有之源，“维皇真宰，独一无相，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真主“前无始后无终，大无外，细无内”、“无形似，无方所，无遐迩，无对待”，“主万化而不化，莫非其化，妙万迹而无迹，熟非其迹”。为了使不同知识水平，不同理解、接受能力的人，都能对伊斯兰教有一个详尽了解，刘智在《典礼》的体例布局上也经过了一番精心构思，“书有正文，有解，有大注，有小注，有实义，有广义，有考证，有集览，有问答，有附论”，可谓弹精竭虑，用心良苦，没有学富五车的中西文化深功厚底，要引经据典作到纲目井然，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还以人类生产劳动的一般现象和大自然的变化为例，启发人们掌握正确推理方法。比如“工艺必有匠，大造必有主”，“今夫见草木之偃仰而知有风，睹绿翠之荫动，而知有春，视己身之灵明，而知有性，参天地之造化而知有主，必然之理也”等等，这是多么具有说服力的表述，多么严密而合乎事理的逻辑推断。理智地而不是盲目地相信真主，崇拜真主，把自己的信仰，付诸实践，以五桩天命等宗教功修和其他日常礼仪来成全对真主的无比敬仰，便是每一个穆斯林最起码的本分，这一点刘智在他的译著中有透彻的叙述。《典礼》所载基本上包括了伊斯兰教宗教实践的全部内容。
刘智译著忠实于《古兰经》和《圣训》，虽然免不了有儒家思想和朱程理学影响的痕迹，但伊斯兰教的根本原则却得到了严格坚守。他利用儒理和汉文化的目的，在于“笃志阐天方之学，以晓中人”，其心不移，其志不变，其主导思想一直是很明确的。他的著作首次破除了以生硬的经堂用语译经的方式和习惯，因而撰述流畅，文笔生动，词意典雅、隽永。在引人入胜的娓娓叙谈中，起到振聋发聩，醒人耳目的作用，这也是他的学术研究和译著事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刘智认为：“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所以他非但不排除儒家的义理、道德观点，而且运用这种观点为伊斯兰教服务。他在冷落寂寞中避居山林间，足有10年时间，拥思参悟，竟“恍然有会于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因此他的书在以儒诠经同时，客观上也起了传播和宣扬孔孟之道，维护中国固有道德秩序的作用。例如关于五典之论就直接把儒家礼仪中的君臣父子等关系纳入穆斯林必须遵循的日常行为规范，通过尽人道，以全美天道。正因为如此，刘智译著也受到当时汉族士大夫阶层中一些人的青眯和赏识，鹿钻、景日珍等人的评定，不但廓清了他们所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伊斯兰教的不同看法，而且也提高了刘智著作的社会价值。乾隆皇帝的一道上谕，为他的译著的出版流传开了“绿灯”。在中国广大穆斯林知识分子当中，刘智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远超越了他前辈和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他的译著被千百万穆斯林同胞尊为“汉克塔布”习诵恭读，他本人被人们誉为“圣教功臣”也并非溢美之词。
二、西道堂的初创
我国西北的甘肃省临潭县，历史上称为洮州。在宋以前尚无回族人民活动的足迹，至元代将被征服部族编入“探马赤军”，签发东来屯居后，始有色目人定居下来。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回回工匠、商人”，形成了这里最早的回族居民。
《洮州厅志》载：“明洪武十二年，洮州十八蕃族三副使叛据纳麟七站地，帝命英讨之，英等至洮州旧城，寇循去，追击大破之，擒三副使等，遂于东陇山筑城戍守，扼其咽喉，遂置洮州卫。”英就是沐英，他是一位受明太祖器重的回族将领，胸有韬略，善统军马，据说沐英军系由南京纻丝巷开拔而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回军。纳麟七站地之叛乱平定后，他的军队便携眷在洮州定居下来，一边在东陇山筑城（今新城东面城墙及烽火台遗址犹存）守卫，一边屯田自养。沐英将军队中的汉族人民安置在新城及东南路一带居住。回族则定居于以旧城为中心的中西路一些村庄。那时伊斯兰教只有“格底目”之称，无门宦之别，故而只在旧城建有清真寺，供教民们宗教活动之用。明朝当时执行的屯边垦田策略，能稳定人心，所以社会局势和群众生活都处于暂时相对平静的状态中。旧城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回人居多等缘故，集市贸易十分兴旺，后来逐步发展为繁荣发达的常年商业经营活动，逐渐形成了这里“汉回杂处，蕃夷往来”和“重商善贾”，“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的地方经济特点。
现在临潭的一部分回汉民族中，还流传着他们的先人是由南京纻丝巷迁来的说法。与内地人事上的密切交往，也就使后来伊斯兰教文化及清代一批著名回族学者如刘智等人的汉译伊斯兰教经典较早地传入了临潭等地。
清朝晚期，由于外来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和封建压迫剥削的加剧，大大激化了全国范围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接连爆发的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而清朝动用大批军队来对付农民起义，也就更加暴露了反动统治者仇杀各族人民的狰狞面目。乾隆中后期，西北回民苏四十三、田五反清起义被镇压后，回族人民的处境日趋恶化起来。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陕甘回民受其影响，起兵响应，予以配合，于是在同治光绪年间，又一次次地掀起了不同规模的回民起义。当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西北人民尤其是回族人民，在清军武力的残酷镇压下，遭受的屠杀和洗劫越加惨重。临潭老百姓平静繁荣，安居乐业的生产、生活格局被打破，战乱之祸波及城乡，人口锐减，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哀鸿遍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