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华
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的汉文资料，虽然不能算多，但认真搜集起来也不算少。汉文伊斯兰教译著自属一大门类，汉文伊斯兰教碑文（1）也属一大门类。且后者较之前者，除系统化、学说化、体系化这一方面欠缺一些之外，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优势存在。比如：
第一，数量要多。专指明清之际开始的汉文伊斯兰教译著活动成果的汉文伊斯兰教译著，常见且重要的也就四五十种，连同一些经籍汉译、礼制仪规类的通俗性译著，大约共有一二百种，但充其量不会超过三百种。可汉文伊斯兰教碑文，按两个清真寺至少有一通汉文碑刻估计，也就有四五千种左右，是汉文伊斯兰教译著的十多倍。
第二，历时要长。汉文伊斯兰教译著，一般认为是译著于明末至清末300年中。而汉文伊斯兰教碑文，按查证有据的，上限在元至正八年（13）48年），下限到现在也还没有终止，从而历时了600多年，是汉文伊斯兰教译著活动历时2倍。这样就为我们提供了更长时期历史资料。
第三，内容范围要广。汉文伊斯兰教译著，就内容而言，主要是涉及伊斯兰教的教义哲理学说，也即教义教理。而汉文伊斯兰教碑刻，则涉及教史、寺史、教义、教理、人物、经堂教育、义举功德、宗教遵行、风俗议约、政府政令政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第四，更贴近现象形态宗教。如果说，汉文伊斯兰教译著主要是反映学说化、理论化、体系化形态的中国伊斯兰教的话，那汉文伊斯兰教碑文则是活生生的、现象形态的中国伊斯兰教的一种反映。所以，它对于写好中国伊斯兰教史，使历史上的中国伊斯兰教活起来，有特殊的意义。
第五，某些方面或某些部分“附儒以行”时间更早、色度更深。元至正八年（13）48年）定州《重建礼拜寺记》就开始有“附儒”倾向。至明嘉靖二年（15）23年）宣化《重修礼拜寺记》，嘉靖七年（15）28年）济南南大寺《来复铭》等等，附儒以行的色彩已十分浓了，这比汉文伊斯兰教译著至马注《清真指南》成书（16）83年成书）之后才明显减少或去弃同儒家相异的伊斯兰教特质，完全采取附儒以行的路线要早100多年。由于元明以来撰写汉文伊斯兰教碑文的多为官僚士大夫身分的穆斯林或非穆斯林，有的虽为清真寺的掌教但也可能是这种身份人的后裔，他们的儒化程度显然要比仅仅是“学通四教”附儒以行的穆斯林学者要深很多。
第六，更具地方色彩。汉文伊斯兰教译著，虽不能说没有一点地方色彩，但比起丰富多彩的各地汉文伊斯兰教碑文来，要逊色得多。从汉文伊斯兰教译著中，顶多是看到诸如东南沿海都市伊斯兰教、云南地方伊斯兰教这很有限的不同色调。可在碑文中几乎可以看到各地伊斯兰教的一些特色，特殊的伊斯兰教传播史，清真寺创修史，不同的地方用语，以及发生在各地的一些历史事件等等。所以，一本汉文伊斯兰教碑文集录，一定意义上就是一本中国各地穆斯林社会和伊斯兰教历史的百科全书。
汉文伊斯兰教碑文较多，必须分类才有利于研究。但分多少类合宜，在远未搜集全碑文之前，实难如愿。现只能根据笔者已搜集抄录到的碑文，按只分一级不再细分的原则，先就内容将其分为以下20类（至于按碑文文体、体裁等的分类允另文陈述）：
（一）创建寺碑记：如托名唐贞观二年（62）8年）赐进士及第殿中侍御史李乾佑撰（寺为督工官侍中王珪董理匠役）、乾隆七年（17）42年）重刻大同清真大寺《敕建清真寺碑记》；托名唐天宝元年（742年）赐进士及第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鉷撰篆（寺为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西安化觉寺《创建清真寺碑记》（2）。
此二碑记内容基本相同，实为出自一人手笔。唯碑记名称、寺之督工官、主教者有所不同。另前碑记无寺之创建工起工成日期，而后碑记则有。谁是谁的传抄，或二者均抄袭于某碑，尚待研究。
（二）重建重立寺碑记：如元至正八年（13）48年）地方官杨受益撰定州《重建礼拜寺记》，元至正十年（13）50年）地方官郭嘉撰广州《重建怀圣寺记》，元至正十年（13）50年）学者吴鉴撰泉州《重立清净寺碑记》。
此三碑记（3）之真实性已得到学术界公认，故它们是现存历史最早的汉文伊斯兰教碑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重修寺碑记：如明弘治八年（14）95年）刘珊撰济南清真南大寺《济南府历城县礼拜寺重修记》；明嘉靖二年（15）23年）万全都司儒序生古汴王口撰宣化清真南寺《重修礼拜寺记》；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郡进士义台马负图撰甘肃徽县礼拜寺《重修礼拜寺碑记》；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李光缙、宗谦甫撰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明天启二年（16）22年）赐进士榜眼及第翰林院詹事兼侍读学士新野康庄马之骐撰大同清真大寺《重修礼拜寺记》；明天启四年（16）24年）赐进士及第文林郎山东兖州知曹县事石三畏撰北京三里河《孟修清真寺碑记》；明天启六年（16）26年）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奉旨饷宣府户部山西清吏司郎中王珍撰宣化清真南寺《重修清真寺碑文》；明崇祯四年（16）31年）赐迸士及第礼部左侍郎河南新野康庄通家眷亲马之骐撰甘肃武都清真寺《重修礼拜寺碑记》。
（四）敕建敕赐寺碑记：如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永乐进士陈循撰北京东四清真寺《敕赐清真寺兴造碑记》；明弘治五年（14）92年）吴郡王鍪撰南京《敕建净觉、礼拜二寺碑记》；明嘉靖五年（15）26年）国子监李时荣撰西安化觉寺《敕赐清修寺重修碑记》。
大同、西安的两个创建寺碑记也属此类，但那两个碑主要是贞观二年和天宝元年两种建寺说的所本，且都实际上是假托唐建的明碑，自有其多重研究意义，故作为了第一类。
（五）移建寺碑记：如清咸丰四年（18）54年）署理山东文登沿海一带等处地方协镇都督府单县将世袭云骑尉玉焕功撰宣化清真南寺《移建清真寺碑记》。
（六）寺局部增修重修碑记：如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襄城本地儒学生员王新铭撰石羊街清真寺《重修閤寺殿宇暨创建南讲堂碑文》；清同治元年（18）62年）石羊街清真寺《建修二门内圆门碑记》；清光绪八年（18）82年）毫州北京清真寺《重修北楼记》；1938年河北青县教末戴新纶撰济南清真北大寺《接修大殿碑记》。
（七）敕谕圣旨碑记：如泉州清净寺、福州清真寺、苏州惠敏清真寺明永乐五年（14）07年）敕谕碑记；西安大学习巷礼拜寺、南京净觉寺明永乐三年（14）05年）刻立洪武圣旨碑文；广州怀圣寺光绪十年重刊乾隆四十七年（17）32年）六月十八日《上谕堂碑记》；郑州北大寺乾隆四十九年立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圣旨碑记；郑州北大寺乾隆四十九年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六月初一圣旨碑记。此类碑文是被清真寺用来作为护身之符刻立的。
（八）御制碑记：如明北京安内二条敕赐法明寺圣赞碑记。其中的《清真法明百字圣号》，与署明洪武元年《御制至圣百字赞》大体相仿，可能是前者仿后者而作，明水乐三年（14）05年）《御制圣裔赛氏碑》记（亦作《御制天方国王赛夫丁碑记》）。碑立于何寺不得其详，只《天方典礼》及《清真释疑补辑》中可见碑记名称及内容大意；原北京回回营清真寺乾隆皇帝亲撰《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乾隆二十九年，即1764年）。
（九）告示碑记：如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海南三亚回辉村清真古寺立崖州正堂关于保平里徐翰珪等与新三亚里蒲儒嵩等互控海面一案判语的《正堂禁碑》告示；道光元年（18）21年）刻立宣化清真南寺署宣化县正堂关于张映壁等呈控郝致泰卖遗房与南清真寺玉焕功等私创回寺一案判决、甘结的《告示碑》；咸丰二年（18）52年）毫州城里清真寺立毫州建平县正堂关于禁止在寺门喧哗或向寺内挖土、偷窃器物等《告示碑》记；安徽寿县城内清真寺刻立地方衙门正堂杨《为勒石永禁以昭寺典事》碑记（碑文内容已无法辨认），同治十三年（18）74年）开封善义堂清真寺立开封府祥符县正堂查关于批准商民在城内鹁鸽市所买民房院设立经堂、义学并仿礼拜寺内设万岁龙牌以致诚敬“告示”碎记，光绪年间（？）广州先贤古墓立《广州府正堂赏格告示碑》记（申禁“山狗毁坟灭骨，盗卖山地”）；光绪四年（18）78年）广州先贤古墓立《广州府严禁土工毁坟盗卖告示碑》记；光绪十七年（18）91年）云南盘溪北门外清真寺刻署临安府宁州、备补呈贡县正堂王某关于“禁止邪教，凡入寺礼拜，皆遵旧规”的“晓谕告示”碑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钦加二品衔总办保定工巡局即补道吴某应穆斯林之请在保定清真西寺所立旨在挽救世风颓落节俭办婚事的《俭可养廉》碑记（其中包活公定的聘礼章程及针对不遵守此章程者的罚约，以及“一俭既立，百弊悉除”的可贵思想，为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中优良传统实例中的佼佼者）；民国十三年（19）24年）广州先贤古墓刻石立《省长廖仲凯关于保护回族坟场的告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济南党家庄清真寺所立历城县正堂吴某禁霸种义学土地、把持掌教，容留来历不明人等“告示”碑记。
（十）堂判甘结碑记：如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开封东大寺立当局堂判不得擅行创建新寺、倡兴新教、远悖连班“具甘结”文；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云南盘溪北门外清真寺立宁州正堂王关于“新教仍归老教，永远不准再行新教”的堂判及新旧两派所具的“甘结”。
（十一）教义教旨教理碑记：如明嘉靖七年（15）28年）济南清真南大寺掌教陈思撰《来复铭》，清康熙九年（16）70年）赐进士第奉直大夫礼部祠祭请吏司郎中、奉命典试河南大主考丁彭撰杭州《真教寺碑记》。
（十二）禁约议约契约碑记：如康熙九年（16）70年）养心殿供奉钦天监夏官正掌理科各加一级薛宗俊撰济宁府礼拜寺《永禁三掌教世袭序》；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济南清真南大寺立《永禁三掌教世袭序》转录碑文；嘉庆九年（18）01年）通州长营庄立《重修清真寺碑记》中所附的部分山东济宁州禁三掌教世袭序；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广州先贤古墓立《出卖义田碑记》（内云其买卖有当地县正堂成某准批给示的禁约在案）；乾隆七年（17）42年）毫州城里清真寺立《众姓捐置义田碑记》中的卖地文约；咸丰十年（18）60年）郑州北大清真寺《积金会公议碑记》中的公议罚约三章；同治三年（18）64年）广州怀圣寺《和切本典卖铺宇碑记》中的蒋公远同侄蒋崇德卖约一张（交怀圣寺永远执存据）；1926年立于天津清真西寺的议约（亦作儆戒）碑记（内公议约定“永远不许扶立掌政”、“概不许本地阿洪开学与不收海里凡”等四条）。
（十三）功德碑记：此类碑文清、民国时期很多，不少地方都有。如寿县城内清真寺尚存有的13块碑中，除1块为上已提及的其他碑之外，其余12块全系此类碑文。功德碑记大多只是书刻捐施人姓名“芳名”，捐施地亩宅基坐落，捐施人举意的在周年请阿洪经提念的人的生殁日等，但也有相当数量的这类碑记涉及寺史、教理、施理等。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儒生李云芳撰襄城石羊街清真寺《清真寺买地碑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郑州清真寺公置供养三掌教地亩碑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毫州《北京寺施地学田永远碑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毫州《乐施北京寺内宅房义田永远碑记》。
（十四）兴学碑记：如民国十二年（19）23年）济南清真北大寺《修建清真学校记》；民国二十年（19）31年）襄城石羊街清真寺《清真寺女学碑记》；清光绪五年（18）79）保定清真西寺《清真寺义塾碑记》。
（十五）教争碑记：如明洪武年间（？）开封清真东大寺立《古制连班序》碑记；明万历十四年开封清真东大寺立《古制连班永遵》碑记；清乾隆七年（17）42年）济宁清真西大寺掌教马天颜撰《反对新行教碑文》；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开封清真东大寺立《具甘结碑》记；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封清真北大寺“十三件候昆”碑记。
（十六）教案碑记：如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济南清真北大寺《为教争光》碑记（记《南华文艺》教案始末及内政部长黄绍雄的一段文字）。
（十七）纪念碑记：如民国三十年（19）41年）济南清真北大寺《穆公华庭懿行纪念碑》。
（十八）影璧碑记：如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济南清真南大寺《影璧记》。
（十九）葛地碑记：如元西宁王速来蛮1329年树碑勒铭西宁凤凰山拱北《南禅寺方圣裔复命归真碑文》，元系正九年（13）49年）广州先贤古墓《刺马丹葛碑》记；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泉州灵山圣墓《郑和下西洋行香碑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武昌马家庄墓地《马铨华表碑记》；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四川阆中巴巴寺镇守四川川北等处地方总兵官左都督加三级五原马子云撰《先师碑记》；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西夏奉教班德私淑门人真素子马调元撰《清真教迷圣公碑记》；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陕西汉中府西乡县侯铨训导教下锁成撰四川阆中巴巴寺《师祖上人碑记》；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固原二十里铺拱北《重修先仙石墓碑记》；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襄城《重立云山大师舍公碑文》（现存石羊街清真寺）；清嘉庆七年（18）02年）广州先贤古墓《四十位先贤碑》记；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襄城《重修清真宗师兖白序》（现存石羊街清真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大师长王明道先生墓志铭》（现存甘肃武都清真寺）；民国十四年（19）25年）广州先贤古墓《地图附布告》碑记。
（二十）通俗宣教碑记：如郑州北大清真寺清乾隆己卯（17）59年）科举人牧天颜撰立《梦歌》碑文；毫州城里清真寺清丁卯科贡生候补儒学正堂李兰波于同治八年（18）69年）所撰《重修清真寺碑记》文前转录的清真《增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