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圣塔建造的时间上下限确定下来后，我们试对上述从唐开元年到北宋元祐年，时间跨度达300年的各个时期中国和广州的历史状况进行考察，期望能推断出它在什么时期建造具有较大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建造这样一座塔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因为放在唐宋两代的历史环境下，建造一座如此巨大体量的当时广州城最高的标志性建筑，而且是异域异教外来式样的建筑，决不是一件轻易可为的事，它必然是当时广州的重大事件。怀圣塔的建造，纯粹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西亚商人为满足他们自己的宗教和导航需要而进行的，与当时广州的官府和本土人民需求无关。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当它成功建造时，当时广州社会具备了如下几个条件：（1）由于经济和财赋收入的需要，中央政府重视并大力推行促进海外贸易的政策，设立起有效的管理机构，并有相对廉洁的吏治和宽松的海贸及外侨政策。（2）由于繁荣的海外贸易，在广州信奉伊斯兰教的蕃商及其亲属数目大量增加和长期定居，并形成自己的聚居地———蕃坊。这个外侨族群有长期定居甚至本土化的愿望，华蕃双方都有高度的自信和互信，官方和民间在宗教和文化上具有很高的包容度。（3）有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蕃商首领，而且他与当时广州的执政者和社会上层人士有良好的关系，怀圣塔是在他的组织和资助下建造的。（4）当时已有相应的建造大体量建筑物的技术和资源。换句话说，从建筑水平上，光塔不可能远远超过当时广州的城建水平，它的建造要与广州城当时状况相适应。另一方面，怀圣塔是纯阿拉伯式的建筑，它的西亚祖型出现于何时，也对确定建造年代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按照上述这几点，我们试考察从唐玄宗开元至北宋元祐年间，看看哪一个时期最具备上述这些条件。
关于唐宋时期海外贸易制度和蕃商状况，首先应追溯中国历史上管理海贸事务的市舶司、市舶使，以及蕃长、蕃坊的设置。我们首先看市舶司这个官方机构的设置。检索新旧唐书、五代史和宋史，可知市舶司的设置始于宋代而非唐代，但市舶使一职则首设于唐，且可能是从玄宗开始。因为在唐玄宗前的武周时期，海外贸易乃由广州都督兼管，亦未明示有市舶使一职。这一事实可从《旧唐书·王方庆列传》看出：“则天临朝，（王方庆）拜广州都督。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货，昆仑怀刃杀之。方庆在任数载，秋毫不犯……当时议者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
有关都督路元睿的这一档事，《资治通鉴》记述稍详：则天皇后光宅元年，“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仑所杀，元睿愔弱，僚属恣横，有商舶至，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莫及”。昆仑商胡即马来籍蕃商，他们在饱受盘剥且又申诉无效情况下，持械直趋官府刺杀广州地方长官，当然严重犯法，但路元睿一案在某种程度上属“官迫胡反”、吏治败坏所致。总之，这一历史事件说明唐代直到武则天临朝时期，仍未设有市舶使一职，只由广州都督兼领。当时的海外贸易没有严格的制度，因此管理不善，吏治不修，导致华蕃关系甚不和谐。旧、新唐书中“市舶使”之名首见于《旧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年（714年）“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由此可见在开元后市舶使始设专官，其目的可能有两个：一则是如前述，随着西域诸国政局的变化，以及“安史之乱”所引致的国内动乱，唐玄宗于开元二年及天宝二年两下敕令，实行与西域停止互市，经济上断绝往来并封锁交通，作为一个补偿措施，遂加强广州、扬州等地海外贸易。设立市舶使一职可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尤其重要的另一目的是使海贸的巨大财富收入中央得以专权。这也解释了何以随后的市舶使绝大多数是直接来自皇帝身边的宦官，而且权倾一方。我们看这则史实，《旧唐书·代宗本纪》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下大掠广州”。吕太一之乱历时两年方止，对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均造成极大的损害，同时也使广州的海外贸易骤然停滞。杜甫的《自平》和《诸将五首》两诗中云“自平中宫吕太一，收珠南海千余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戎干戈密”以及“越裳翡翠无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明确地描述了宦官吕太一之乱，导致长达数年的广州海外贸易衰落，贡赋停顿，以及岭南地区社会动荡的严重影响。
作为阿拉伯商人聚居地蕃坊的建立，是有标志性的意义。它直接反映出海外贸易的兴旺和有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中近东商人定居于广州，它也是建造较具规模的清真寺及附属建筑，如宣礼塔等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推测，怀圣塔的建造应在蕃坊设立之后，否则没有建造这样宏伟的宣礼塔的必要，也没有为番舶导航的需求。令人意外的是，“蕃坊”或“番坊”一词未见出现于旧、新唐书中，即使如长安首善之区，似亦从无蕃坊之设。番坊之名，文献上首见于唐太和（827年）时人房千里的《投荒杂录》，其中述及：“顷年，在广州番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广州蕃坊始现于何时，黄文宽先生有一个推测，从《旧唐书·卢钧列传》：“其年冬，（卢钧）代李从易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梱载而还。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先是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其中蛮指蕃客，从“蛮舶”一词可知之。唐宋时蕃客又常被称为“海獠”，因此“蛮獠”即指蕃客也。
“徼外”指广州城外，因当时广州城实为官城，商民均居于城外。黄文宽认为“华夷异处，当即为蕃坊之起源，其时正房千里谪宦南来之时，故《投荒录》首记之也”。但这里还有可商榷之处，其一是当“华蛮杂处”时未必没有蕃坊，限制的可以是蕃坊外的“华蛮杂处”，即使蕃坊内也可有华人杂居。其次是卢钧主政广州是在开成元年至三年，即公元836年至838年。太和是唐文宗在开成之前的年号，时间从公元827—835年。房千里的生卒年代不详，据传他在公元840年左右仍在世，他作为高州刺史南来广州是在卢钧主政广州之前或后，是要继续探索的问题，不然黄文宽先生的推断还不能完全落实，蕃坊的设置当在卢钧之前。上引卢钧列传的一段文字，同时传达给我们当时广州社会状况如下的一些信息：1.吏治普遍败坏而非个别现象，所谓“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梱载而还”。2.宦官掌市舶事务，“请监军领市舶使”，唐代监军是由宦官充任，卢钧洁身自爱，请朝廷令监军兼市舶使，开了这个头，唐代以后的市舶使均由宦官充任，涉外吏治一发不可收拾。
3.卢钧是良吏，但对阿拉伯蕃商政策上仍诸多限制，“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实即采取隔离措施，而非如宋代建立起互利互信的和谐关系。对蕃客而言，这自然不是一个良好的经商和生活环境。蕃坊的设立时间迄今仍无定论，周霞说“广州蕃坊至迟在（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已经设立”，但书中未提供立论的依据。如以蕃坊已设立作为怀圣塔建造的前提条件，那么我们可以推测，怀圣塔最早只能在玄宗至文宗这一段时间内建造。倘如此，建于贞观时期的比较原始的清真寺，这时也应在怀圣塔建造的同时，重建为一座可容纳众多信众的大寺，但可惜的是，其他方面的历史记录并不支持怀圣塔建于唐代这个推测。
我们对怀圣塔建造在唐代存有不少的疑问，因为越仔细考察这一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制度、吏治状况和广州城建筑状志，越觉得其可能性是甚小的，我们且看唐代的一些重要史实：
（一）有唐一代从未设置专门管理和协调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仅从玄宗朝起有“市舶使”一职，它属于特使性质，且早期（直至文宗开成年间）仍由广州节度使兼领，随后由宦官专任。管理制度上的不完备，市舶使及地方官吏的贪渎无厌、巧取豪夺，甚至引起外乱，前引路元睿案即是一例。历任广州地方长官中，如路嗣恭、王锷、胡证等大贪官比比皆是，他们均借主持海贸之权，盘剥谋利，以至私蓄富于公藏，他们的龌龊行止足以令蕃商望华止步，以至议者谓有唐一代，广州好官只有五个，吏治之劣，连皇帝都感到愤慨。贪官污吏是历史上传统的鞭挞对象，千年之后我们且把他们再次曝光。《旧唐书·路嗣恭列传》“嗣恭起于郡县吏，以至大官，皆以恭恪为理著称。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不以贡献。代宗心甚衔之”。上文中“晃事”指哥舒晃谋反一事，路嗣恭外表恭恪而行极贪婪的虚伪面貌在这则记录中昭然若揭。再看唐德宗时的另一贪官，《旧唐书·王锷列传》：“（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锷迁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王锷确是财税专家，懂得按内商和外商营业额税外立税，而且全入私囊，家财比国库还多。除上两人外，通过盘剥海外客商而发大财的广州地方长官还有唐敬宗时的胡证。《旧唐书·胡证列传》“广州有海舶之利，货贝狎至。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岭表奇货，道途不绝，京邑推为富家”。广州最高地方长官如此，下属就更加变本加厉，吏治腐败直接导致广州海外贸易的停滞，蕃舶转至交州（越南北部）进行贸易。但无论任何时候，只要在位者是位清廉的官员，哪怕什么也不做，来华海外商舶就会成十倍地增加，我们举唐史上的一个典型事例，《旧唐书·李勉列传》：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年），（李勉）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可惜的是有唐一代，广州地区吏治败坏是主流，正如上引卢钧列传所述“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梱载而还”。李勉一类的清官寥若晨星，与后来宋代的吏治严明成鲜明的对比。
（二）由于制度和管理上的问题，在唐代海外蕃商和广州官府关系远不如后来宋朝时融洽，时有兵戎相见的局面。除前引路元睿一例，以及卢钧一条中“（华蛮）相诱为乱”外，还有一则颇为惊人的史实：《旧唐书·肃宗本纪》乾元元年，“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这则史实在《旧唐书·波斯国列传》中多了如下十字“（大食国、波斯国兵）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乾元元年是公元758年，据谢弗等学者的研究，这些所谓大食国、波斯国兵是以海南岛为基地的海盗，这一劫掠广州事件，使广州的海外贸易足足有半个世纪一蹶不振。上引李勉于大历四年（769年）初任广州刺史时，“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就从数字上说明当时海贸在广州的衰落情况。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在广州如已有大食及波斯商人聚居的蕃坊，而蕃坊是由蕃长领导和依伊斯兰教规管理的，在这种情况下相信不会出现这类劫掠事件，他们应会考虑到官方的株连。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唐肃宗乾元元年时，西亚商人族群聚居的蕃坊还未设立，这则史实同时质疑“广州蕃坊至迟在（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已经设立”一说的可靠性。大食国、波斯国兵攻陷广州城并大肆劫掠这一事件，对广州的海外贸易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后果，据王赓武研究，在这次灾难性事件后，广州作为一个港口地位一落千丈，外国商船转向交州（河内）停泊，而且这状况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由此可以推算，广州海外贸易的恢复是在唐德宗贞元年后，蕃坊亦应在贞元年后期至唐文宗开成年前，即在公元800年至827年之间形成的。
（三）从当时广州城建的状况和建筑技术方面考察，一个体量如此巨大的异域建筑不太可能建于蕃坊未设的唐玄宗盛唐时期，也不可能建于文宗以降的中晚唐时期。广州城的历史发展，能给我们提供怀圣塔建造的有益启示。在唐代，广州城和汉代相比，基本上没有区别，城墙是很矮小和粗陋的。周霞在《广州城市形态演进》一书中论述：“从三国步骘重修广州城，历经三国、两晋、南朝、隋、唐共七百年的时间，广州城市形态都没有突破性的变化。”原有的步骘城面积甚小，“唐代广州城的西面边界即宋代子城西面边界为药洲西湖……北界可能在东风路一线，东面则以文溪为界”，即今旧仓巷一带。“唐代的城墙范围很小，唐代广州虽然是世界著名的商港，但城墙仅仅保护官衙，范围不大。”“由于广州市区大部分地区原先是浅海，经过漫长的岁月渐成陆地，这样的地层‘土杂螺蚌’，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筑起坚固耐久的城墙，每逢夏秋起台风，经常导致城墙倒覆、屋宅残破。”她的这些有考古学根据的论述，描画出唐代广州城的真实面貌。
由于广州城简陋和极不坚固，高度也很低（即使北宋程师孟新筑的广州西城，高度也只有二丈四尺，约七米多高。见《唐坰记略》，往往一攻即破，从唐至北宋，先后有黄巢、哥舒晃和侬智高攻陷广州城的记录，更有前述的大食和波斯海盗迫使广州刺使韦利见弃城出逃的记录。广州城这种落后状态应当不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是由于建筑技术低下和建筑资源缺乏而产生的。唐代时广州城建的主要技术困难来自于不能烧造出数量巨大而且质地坚硬的高质量砌城砖块，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广州城周边是由丘陵地带浅海淤积而成，缺乏适宜造砖的黏土等建筑材料。除溪河外，陆上交通运输亦甚不便，这也极大地提高了从外地运入建筑材料的成本。因此，唐代的广州城墙并非如当时中国北方城市用砖块砌筑而成，而是用板筑方法混用砂石和部分砖块建造而成。以至于到北宋熙宁年间，程师孟主政广州并准备筑西城时，地方人士还以广州“土疏恶不可筑”而加以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