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意见是，怀圣塔当建于北宋熙宁二至五年间（1069至1072年），与程师孟修筑广州西城同时或稍早，其主持建造者为当时广州的都蕃长来自勿巡国的辛押阤罗，勿巡国现为阿曼的苏哈尔地区。因为恰恰在熙宁年间《宋史·大食列传》有一段关于广州都蕃长的重要记录：“熙宁中，其使辛押阤罗乞统察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又进钱银助修广州城，不许。六年，都蕃首保順郎将蒲陀婆离慈表令男麻勿奉贡物，乞以自代，而求为将军，诏但授麻勿郎將。”这段引文记录了熙宁年间广州蕃长的更替，下面我们逐一解读。作为大食国使的辛押阤罗是一个广州蕃商历史上十分值得关注的历史人物，我们之所以认为怀圣塔是由他主持建成的，因在北宋熙宁五年前，他正是广州的都蕃长，他不但是蕃商的首领，而且是一位在广州经商几十年，和本地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关系密切并极热心本地公益的大富商。我们先看他的富商身份，苏辙《龙川略志·卷五》：“蕃商辛押阤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缗。”可见他是长期在广州经商的豪富蕃商。他由于协助朝廷推动海外贸易，招引蕃商来华贸易有功，于熙宁二年至四年之间获宋神宗封为“归德将军”。这结论来自于苏轼在熙宁二年至四年任职官告院，此期间他曾起草“辛押阤罗归德将军敕”，中有云“尔尝诣阙庭，躬陈琛币，开导种落，诚致梯航……”等语。说明辛押阤罗是蕃商的首领，曾赴京城朝贡皇帝，帮助推动海外贸易，因此获封归德将军，敕文最后并勉励他“益思尽忠”。辛押阤罗任蕃长当在熙宁四年之前，因为按宋朝的官制，“归德将军”是专为封赠外夷首领的官职，为从三品。辛押阤罗是当时广州的都蕃长亦可从上引《宋史·大食列传》中看出，“熙宁中，其使辛押阤罗乞都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又进钱银助修广州城，不许”。关于此则史实，《宋会要》记载稍详：“神宗熙宁五年六月廿十一日诏，大食勿巡国进奉使辛押阤罗辞归番，特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所乞统察蕃长公事，令广州相度。其进助修广州城钱银，不许。”正如黄文宽先生所分析，“所乞统察蕃长公事”是推荐他的继任者，而不是为他本人，因此依惯例由广州地方官遴选，故“令广州相度”。由此官史记载可知，蕃长的正式官方名称为“统察蕃长公事”，或“都蕃长司公事”。而辛押阤罗辞任都蕃长离开广州的时间当在神宗熙宁五年六月后。为什么辛押阤罗要“进助修广州城钱银”，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由于程师孟筑的西城庇护了蕃坊区和怀圣寺，因而从经济上予以进助。而当时的广州主官程师孟亦拟接受，因而上奏朝廷，而宋神宗之所以下诏“不许”，当由于城防属国家大事，不容外夷插手，这样解读这段历史史实，相信是离实际不远的。辛押阤罗同时是一位热心教育，关怀蕃客子弟融入广州社会的有远见的蕃长，《广州人物志·刘富传》有一段重要史实：“刘富南海人，熙宁元年，知广州张田徙郡学于国庆寺之东，未及建而卒，富捐资自效，殿堂廊庑次第将完，转运使陈安道以为卑狭，止之。继田任者程师孟、蒋之奇发官资庀成之。富复以负郭之田，值钱五十万资于学。怀化将军辛押阤罗者，蕃首也。闻风兴起，亦捐资以完斋宇，且置田为久计。后置别舍，以来蕃俗子弟之愿学者”。据前引苏轼的《辛押阤罗归德将军敕》，此处“怀化将军”当为“归德将军”之误，可能因怀化将军同样是封增外夷首领的官职，地方志撰稿者因而误植，但怀化将军为正三品，比从三品的归德将军稍高。从上引的几段史实可见辛押阤罗曾先后捐资助修广州城，捐资建郡学校舍并买田收租作为办学基金，在郡学建学生宿舍收容蕃俗学子，其行止表明他是一位尽心职守，同时富于远见和社会责任感的蕃长。
他在广州30多年，又是大富商，自然与广州的官府和社会上层人士有着良好的关系，双方有高度的互利互信基础，他建造怀圣塔自然不会有任何阻力。辛押阤罗于熙宁五年底回国，因此怀圣塔当建于他离华之前，配合程师孟的筑西城时间记录，故我们推断怀圣塔当建于熙宁二年至五年之间。这个时间（1069—1072年），亦正是“光塔”这种形式的宣礼塔在波斯的成熟时期。辛押阤罗虽来自大食勿巡国，但主持建造怀圣塔者并非波斯人不可，因为蕃商中有来自中东及阿拉伯半岛各国的人，他们本土有些什么类型的清真寺及附属建筑物，彼此必然会讲述而为蕃客众所知悉。辛押阤罗在筹建怀圣塔时，亦必然会知道这些情况和征求来自不同地区的伊斯兰教众的意见。相信他最主要的考虑，并不在于采用哪一个西亚国家的宣礼塔类型，而是哪一种类型是最适合于广州的建筑；包括样式、功能和建筑技术上的可行性。在多种可选择的塔型中，波斯式砖砌的实心外圜内螺旋梯式光塔自然是最优的选择：一则它是西亚地区伊斯兰教建筑，外圜内旋的形式也特别适合广州多风和多雨的亚热带气候，经得起台风的吹袭和雨水的冲刷；二则是熙宁年间广州正大规模地建造新城墙，而且全部采用砖筑，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均已成熟和具备；三则砖塔可以防火，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当时广州民居多为木构，火患连连。北宋初年，华丽的宝庄严寺木塔（今广州花塔前身）焚于火，这教训可能对怀圣塔选择砖建起一定的作用。
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个重要史实，熙宁五年当广州都蕃长辛押阤罗归国，接替他任都蕃长的恰是波斯籍蕃商蒲陀婆离，这一点明示于前引《宋史·大食列传》的记载：“熙宁六年，都蕃首保顺郎将蒲陀婆离慈表令男麻勿奉贡物，乞以自代，而求为将军，诏但授麻勿郎将。”这则史实说明两点，蒲陀婆离就是于熙宁五年底接替辛押阤罗为广州都蕃长的人，而且是由辛押阤罗保荐代己任的那位未具名人物。按宋朝官制，“保顺郎将”为封赠外夷副首领一类人物的官衔，为正五品，因此他应是辛押阤罗的助手，同样是早就在广州生活的蕃商。但他也是上了年纪的人，因此请求以其子麻勿接替自己出任蕃长，并求升官职为（归德）将军，但可能由于他们的贡献不大，资历不足，因此宋神宗只授与麻勿（保顺）郎将这一较低的官职。作为辛押阤罗的副手，蒲陀婆离在建怀圣塔时必然会按广州的客观情况，向辛押阤罗建议采用他波斯本土的砖砌光塔样式。综合上面所述，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考虑，怀圣塔之所以选择波斯流行的“光塔”形式，都是合情合理的最佳选择。回顾怀圣塔的千年风雨，还有一件应该提及的事，元至正三年（13）43年）怀圣寺尽毁于火，唐宋时的建筑荡然无存，唯有砖砌的光塔得以幸免，给后人留下这一座见证过去千年历史的建筑。从这一事实，也不能不佩服先哲选择这种全部砖筑的波斯光塔形式的远见卓识。
最后，对应廖大珂先生关于建塔者为广州蕃酋陀婆离的讨论，这里还应阐明一点，辛押阤罗的继任者蒲陀婆离并不是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参与东封泰山盛典的广州蕃酋陀婆离，蒲（Abu）只为尊称，两人均按穆斯林习惯同以地名为名曰陀婆离。理由在于熙宁六年为公元1073年，与大中祥符元年时隔65年之久；二则前者已获封为从三品衔的归德将军，而后者仅为正五品的保顺郎将，辛押阤罗的继任者蒲陀婆离为另一波斯籍蕃首当无异议。
四、结束语
研究怀圣寺和怀圣塔的建造年代，我们应追寻历史的脉络：建寺的时间和始建时的规模，应当和先知穆罕默德以及哈里发统治时期，在阿拉伯半岛清真寺的建筑相比较；而建塔的时间则应和光塔这种类型宣礼塔在西亚出现的时间相比较。由于怀圣塔是一座巨大体量、结构精致的高水平建筑物，我们一定要考察历史上不同时期广州城的建筑水平，还要考察当时广州的社会环境和蕃商的状况。从比较建筑学的思路出发，我们可以设想，广州清真寺的兴建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在唐代早期，即唐贞观年间，已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来华，会如阿拉伯本土的范例，先建造一所简易的清真寺，它的屋顶就是呼唤教徒礼拜的“邦克楼”。随着对华贸易的发展，定居在广州的信仰伊斯兰教商人日益增加，他们的财富不断地积累，广州清真寺不时地按需要扩建。在极盛的时候，建造了体量巨大的当时广州最高建筑物怀圣光塔，以满足宣礼和导航的需要。这样一个广州清真寺先是简易后臻宏丽，先有礼拜寺后建宣礼塔的过程，是合理的且符合历史发展的。第一座简单的、作为怀圣寺雏形的清真寺首先建造在贞观年间，这也是历代相传怀圣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一说的由来。但“贞观元年鼎建”在时间上过于超前，它是明成化或清康熙年间重修时追加的。
在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繁荣程度，以及在广州的蕃商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和社会地位，华蕃相处的和谐程度，均远远超越唐代。广州的城建历史展示出从汉代以后，广州城的大发展是从北宋开始的。由于科学技术，同样包括建筑技术，是有时代性和相关性的。广州城墙的修筑状况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广州修筑大体量建筑物的技术水平。怀圣塔即使其设计者和主要工匠可能来自阿拉伯地区，但其大量的建筑构件和材料必然取自广州本地，从建筑上，怀圣塔不可能远远超前于广州的城建水平，同时，从比较建筑学考虑，怀圣塔的西亚祖型亦出现于1060年前后，通过这样综合的考察，怀圣塔当建于北宋熙宁二至五年间（1069至1072年），与程师孟修筑广州西城同时或稍早，其主持建造者为当时广州的都蕃长来自大食勿巡国的辛押阤罗。怀圣塔经历千年风雨，至今仍巍然独存，见证千年前广州万国来航的辉煌历史，缅怀先辈筚路蓝缕的事迹，内心无限低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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