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有伊斯兰抄本的欧洲诸国中，俄罗斯是一个既重要又特殊而人们以前又较少提及的国家，其特殊性主要是中亚国家曾在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版图内。俄罗斯的这些抄本集中存放在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科学院下属东方研究院图书馆内，计有:阿拉伯语5000余种，波斯语3000种，突厥语500种，普什图语24种，库尔德语和马来语各14种，乌尔都语3种。这一数量使之进入收藏“移民抄本”的前三甲，仅次于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虽然东方研究院从1951年迁至莫斯科，但是这些抄本一直存放在圣彼得堡。二战期间该城（当年称列宁格勒）被德军包围，专家学者们曾为保护这些珍贵抄本付出极大努力，将其小心翼翼地藏在沙皇罗曼诺夫家族成员之一米哈依诺维奇的宫殿里。
俄罗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学研究，是与东方研究院前身———科学院博物馆的建立同步的。当初科学院将40种伊斯兰抄本交由博物馆保管，使学者们得以奠定东方学的基础，并使19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发展成为可能。若非一件事情的偶然发生，其抄本数量本该是循序渐进地慢慢增加，但这件事却使俄罗斯在一夜之间跻身于伊斯兰世界以外最重要的“移民抄本”收藏国之列。1815年，法国驻阿勒颇总领事路易·罗素有意将自己在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收集到的抄本卖给法国政府。罗素自幼生长并且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这些国家，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因此他收购的抄本大多比较重要或各有特点。然而当时法国政府正因拿破仑战争陷入财政危机，对罗素的提议毫无热情。俄国人闻听此事后立即与罗素洽商，最终于1819年以36000法郎的价格买下他手中的抄本500种，继而又于1825年以15000法郎购入200种。这样，法国由于拿破仑之故，错失了日后成为俄罗斯科学院抄本之宝及其东方学研究之柱的一笔巨大财富。
如果说俄罗斯伊斯兰抄本数量的增加只是运气所致，也不尽然。在完成此次重要收购后，俄国人在接下来的年代里持之以恒地对其进行搜集。1844年，沙皇政府颁布命令，要求其驻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领事购买抄本和古币，此项命令的有效期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高加索以及中亚地区并入俄罗斯后，科学院博物馆继续不断购买抄本，积久不懈，以致1917年其所收集的阿拉伯和波斯抄本是1880年的4倍，达2500种。其间的1915年，博物馆曾一次买下被总称为“布哈拉抄本”的古籍，共计1057种，这批抄本是反映当地几个世纪思想生活的结晶，其中40%是阿拉伯语的。该博物馆收集的抄本中有不少伊斯兰文明史早期的孤本，意义非同寻常。作为镇馆抄本，或许波斯史诗之王菲尔多西的《列王记》（又译《王书》）当算一部。此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伊斯兰抄本之一，俄国人为了将其收齐，用了整整3个世纪。
无可否认，尽管欧洲人获取古代伊斯兰抄本的手段为世诟病，但他们当中真正的学者，还是利用这些抄本为传播和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欧洲东方学家或阿拉伯学家无不将发现一部人所未知或未见的抄本、亲自校勘后公之于世，视为学术高端。许多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和深远影响的阿拉伯古代经典尤其是学术著作，是经他们考证校勘后，率先刊出为世人所知的。这一点，后人没有忘记。
三、中国与伊斯兰抄本
截至目前，笔者尚未见到有关中国伊斯兰抄本的确切数字。历史上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波斯等民族交往密切，伊斯兰教在7世纪中叶就已传入中国，因此在中国发现较早的《古兰经》等宗教经典抄本乃情理中事，比如最近国家文物局拨款44万元人民币补复的、公元13世纪的《古兰经》抄本。此抄本被认为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古兰经》抄本之一，共计681页，据考是从中亚传入的。此外，中外学者一致公认，阿拉伯文化尤其是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对中国的相关领域产生过很大影响，因此从逻辑上说中国应该存在科学文化方面较为重要的伊斯兰抄本。1997年8月沙特《中东报》曾刊载题为“中国拥有阿拉伯语珍稀伊斯兰抄本宝藏”的长篇访谈文章，当年正在开罗访问、时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的马永福先生说:“我们在一些古老清真寺的地窖（saradib）里发现了有关宗教和各学科知识的伊斯兰抄本，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伊斯兰学者正在专门对这些抄本进行考证，并致力于与世界上关注抄本及其学术财富的伊斯兰机构合作，将它们公之于世。这些抄本揭开面纱之日，便是世界再次认识到中国穆斯林自古为升华人类文明作出贡献之时”（7）。任何古代抄本的发掘、整理、校勘和研究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相信经过中国学者特别是穆斯林学者的不懈努力，在中国首刊某些伊斯兰抄本这样一项无论对于宗教还是学术都十分重要的成就，是可期的。
有一点需要说明，此处所谈的中国伊斯兰抄本，概指学术意义上的古代阿拉伯或波斯等语种的原始抄本，而非“伊斯兰汉籍”，亦非近现代中国穆斯林以学习和传播宗教或语言知识为目的的普通抄本，尽管后者同样是用手抄写的。相对而言，中外学者对伊斯兰汉籍的研究特别是目录学方面的成果较为丰富。遗憾的是其中外国学者的著作大部分未译成汉语出版，比如“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因全书用英文写成，未译成汉文，故鲜为人知”（8）的伊斯哈格·梅逊之《中国回教书目》（19）29年）。同时也有译成汉语却因“经费问题，一直未能出版”的莱斯利之《伊斯兰汉籍考》，人们能见到的只是1994年杨大业翻译的、像“书”一样的自印本。其实无论是中国的伊斯兰汉籍还是伊斯兰原始抄本，编制目录乃至总目录都是十分必要的，它是该领域研究的基石，也是同类研究的学术规范之一。
至于中国伊斯兰原始抄本的稽考与目录编制，中外学者同样十分关注，并就此发表过很多著作和文章，或为专论、或为部分清真寺抄本目录、或为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著述中的附录。清代著名伊斯兰学者刘智在其《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中，便列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原文书目。而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曾发表过《中国的阿拉伯文文献中最古老之抄本》的论文（19）13年《亚洲杂志》）。同时，中国的伊斯兰抄本也一直受到阿拉伯学者的重视。例如，科威特阿拉伯抄本研究院1984年出版的《世界阿拉伯抄本目录》便在第2卷中列述了中国的抄本。其中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世纪末阿拉伯学者穆扎法尔·布赫泰亚尔，受“福尔甘伊斯兰遗产研究机构”（伦敦）的委派，对中国伊斯兰抄本情况所作的一次实地考察。他的考察报告，作为《世界伊斯兰抄本目录》第38号第3卷中的专章，于2001年由该机构出版面世。全文70余页，约4万字。
其重要性，一是在于“亲见”，作者遍访北京、新疆、甘肃、宁夏、山东、上海、四川和海南等省市自治区的清真寺、图书馆和相关机构，凡重要抄本力求亲眼看到，比如北京大学原东语系图书馆亦在走访之列，并对其所存不多的抄本作出评估与分析;二是在于作者约8000字的前言，或曰一篇从宏观与微观两层面审视中国伊斯兰抄本的论文，大到中国缘何难以发现重要抄本，小到中国抄本的字体和用纸等等。笔者看过前言后，感觉作者对中国的伊斯兰抄本总体状况有些失望，观点亦多属批评性的，有的比较客观、有的值得商榷、有的则在他看来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中国人看来恐怕是难以理解的。比如关于“中国绝大多数伊斯兰抄本是波斯语的”这一点，作者作为阿拉伯穆斯林似乎大失所望，但对中国穆斯林来讲，无论古代抄本是阿拉伯语的还是波斯语的，其珍贵程度无异，因为它们都是伊斯兰抄本。尽管伊斯兰教经典的原文为阿拉伯语，但波斯语在伊斯兰教传播于中国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所共知，这是历史与地缘之故形成的，也是这位阿拉伯学者来华前就应该知道并应有思想准备的。作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中国针对伊斯兰抄本的全面研究至今未曾展开;许多保存抄本的地点，无论对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学者都是未知的;人们没有能力从技术规范上确定抄本的价值和重要性，常常是他们将自以为是珍贵的抄本藏起来不愿与外人道，其实那只是些普通抄本;很多时候关于抄本的信息是含混的，耗费研究者大量时间而一无所获，例如他们在考察过程中听说哈尔滨有一私人图书馆藏有一册非常稀有的阿拉伯抄本，千里迢迢赶去后却发现不过是一本20世纪初石印的波斯语的语法书。
作者通过考察将中国伊斯兰抄本分为4类:1.经注学和教法学等著作，数量有限，且多为复本;2.其他伊斯兰国家特别是伊朗教育中心仍在使用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语法和修辞的传统教科书，但有一本是除了中国都已不再使用的，书名为《精神的愉悦》（Mirahal—Arwah）;3.苏菲派文本，多为复本;4.波斯古典文学名著，多列入伊斯兰教育中心教学大纲。他还专门提到哈里里的《麦卡玛特》，认为“阿拉伯著作没有受到人们重视，否则抄本数量应当比现在多得多”（9）。单就这部阿拉伯文学名著而言，马坚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曾说过:“这本杰作（指《麦卡玛特》）是我国阿拉伯文学校唯一的文学读本，最近数十年来，连这绝无仅有的文学书，也无人问津了。”（10）
作者将中国伊斯兰抄本毁损和流失的原因归结为3点:历史上的多次内战、内乱和教派纠纷;“文革”的冲击，尽管这不仅仅是针对伊斯兰教的;19世纪初西方人（包括当时的俄罗斯）利用当地人的无知，在各地特别是新疆和甘肃的大量“收购”。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前文提到的、写过有关中国伊斯兰抄本重要论文的法国人伯希和先生，也是这些“收购者”中的一个。
尽管穆扎法尔的这份考察报告仍未能提供中国伊斯兰抄本的具体数量甚或估计数量，并对其目前状况多有微词，但它毕竟补充了以往相关文章中忽视的许多细节，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况且作者的批评和建议，毫无疑问对我们中国人更好地发掘、保存和研究伊斯兰抄本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是有促进作用的。作者在前言的最后说:“现在，我们非常高兴地把这份粗浅介绍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的中国伊斯兰抄本的考察报告提供给世人。虽然我们不敢谓之曰完美，但它是目前条件下能以提供的最好的成果了。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今后这一重要领域更深层次研究的铺垫，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在中国有关研究院所和文化机构的帮助下做出更为详尽的调查，也希望中国负责伊斯兰抄本和其他文献的有关方面能够意识到编制这些抄本之目录的必要性，并付出努力将其发表以服务于研究者。”
也许对我们来说，在谈到中国与伊斯兰抄本时，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宏观联系。中国造纸术西传在伊斯兰抄本艺术乃至整个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发展过程中起的巨大作用毋庸赘述。2007年，凤凰卫视开播“秋雨时分”专栏节目，主讲者为我国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教授。余教授在年末最后一堂课上讲道（大意）:“当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率兵攻打重庆合川地区的钓鱼城——该城军民曾抵抗蒙古人达36年之久，蒙哥在一次战斗中被守城者放出的弩石打死。此时其弟旭烈兀，在摧毁巴格达、占领叙利亚后正率蒙古西征大军直逼埃及。闻蒙哥死讯，为王位继承事，旭烈兀火速从埃及边境撤军东返。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人挽救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人们知道，余教授是一位思维新锐善于以小见大重新解读历史的学者，依照他的见解（另一说法是蒙古军队为埃及人所败），堪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最重要实物组成部分之一的典籍抄本，自当在被挽救之列，或许也让尼罗河逃过被蒙古人所毁之书堵塞一劫。此话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纳忠先生在描述伊拉克被蒙古人占领后的情形时曾说:“巴格达之陷落，死居民80万人，各大宫殿、巨室、清真寺都被焚毁，文物书籍被投入江河，以致河水为之淤塞，这是千百年历史上少有的人间劫难。”
最后要说的是，随着信息革命的爆发特别是数码技术的诞生，伊斯兰抄本研究领域正迎来一场“颠覆传统”的历史性变革。自2000年起，在阿联酋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麦克图姆500万美元的资助下，经过专家和技术人员数年的努力，一个名为“艾资哈尔在线”（www.alazharon—line.org）的网站已经开始运作。这个网站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让世人可以浏览和阅读艾资哈尔图书馆所保存的12万余册印刷出版的阿拉伯古籍，更关键的是它还将该馆所珍藏的42000种古代伊斯兰抄本原件贡献出来，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论是专门研究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随时随地研究、考证乃至仅仅是观览、欣赏这些人们难得一见的伊斯兰文献。天方抄本为天下共享——这个过去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或者说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如今已经成为现实。由此，天方抄本中所蕴藏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之宗教、学术和文化资源与价值，也必将被世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地认识、利用和发掘。或许这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伊斯兰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不单单属于一个民族或一种宗教，而是属于全人类的。
参考文献:
（1）丽妮雅·琳特：《伊斯兰抄本:学术、艺术与美》，（沙特）《中东报》，1994年11月18日。
（2）梁潮，麦永雄，卢铁澎：《新东方文学史》，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52页。
（3）丽妮雅·琳特：《伊斯兰抄本:学术、艺术与美》，（沙特）《中东报》，1994年11月18日。
（4）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91页。
（5）希提：《阿拉伯通史:下册》，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44页。
（6）索尼雅·克萨达尔扬：《不列颠图书馆的阿拉伯抄本》，载（沙特）《中东报》，2004年3月14日。
（7）迈哈穆德·比优米：《中国拥有阿拉伯语珍稀伊斯兰抄本宝藏》，载（沙特）《中东报》，1997年8月31日。
（8）宛耀宾：《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748页。
（9）穆扎法尔·布赫泰亚尔：《中国的伊斯兰抄本》，载《世界伊斯兰抄本目录第38号第3卷》，伦敦:福尔甘伊斯兰遗产研究机构，2001年，第9页。
（10）第·博雅：《回教哲学史》，马坚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84页。
（11穆扎法尔·布赫泰亚尔：《中国的伊斯兰抄本》，载《世界伊斯兰抄本目录第38号第3卷》，伦敦:福尔甘伊斯兰遗产研究机构，2001年，第21页。
（12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35页。
（原文刊载于《回族研究》2009年第2期）